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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文史资料28期(二)

发布时间:2015年05月04日来源:

别拉洪河水利大会战

张益民

 

作为一名知青,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我经历了许多艰苦的水利会战,但最为壮观,也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别拉洪河水利大会战。当时参加这个水利大会战的有18团、19团、20团、21团以及我们台州知青所在的58团,人数达到万人以上,开挖的也是一个长10千米、宽20米、深8米的大型排水渠,而且当时气候寒冷,作业时的气温达到摄氏零下20度到40度,这使它创下了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诸多水利会战中的三项之最,即参战人员最多、工程规模最大、作业气候最寒冷。

1977年的12月,那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冬季,我们58团接到师部的命令,要求各连队抽调身强力壮的战士参加艰苦的别拉洪河水利大会战。当时我所在的14连,是排水连队,毫无疑问地成了抽调的重点对象。接到上级命令后,我们连长当即召开了誓师大会,并精心挑选了包括我在内的,大家认为平时干活卖力,且比较灵活的小伙子30个左右。当日,连里进行了会餐,一起为我们这些参加别拉洪河水利大会战的战士们壮行。

当天晚上,我们就要出发了。每个人都认真做好出发前的准备,打起背包,穿上棉衣、棉裤、棉胶鞋,戴上棉帽,再外加一副特大号的口罩,扎好绑腿,把整个人都包裹的严严实实,真是谁也认不清谁了。在做好这一切准备后,我们拿上了干活的武器:洋锹、铁镐,爬上了解放牌大卡车,出发了。当时我们58团动用了整个汽车连。一路上天黑乎乎的,汽车一辆接着一辆,明亮的车灯照在雪地上,非常的耀眼。后来和兄弟团的汽车队汇合以后,声势非常浩大。一眼望不到头的车队,像一条游动的巨龙,车灯前呼后应,喇叭声和马达的轰鸣声此起彼伏,似有大兵团作战排山倒海的阵势。

我们坐在大篷车里,背靠着背,似睡非睡,不知开了多久,直到天快亮了,才到达目的地,估计这一路有二三百公里吧。睁眼一看,白茫茫的一片开阔地,望不到尽头,西北风呼呼地吹着,刮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我们每个连队都迅速在此安扎营盘,其实就是支起军用的大帐篷,在里面放个报废的大汽油桶用来烤火取暖,再在里面打上木桩铺上铺板,这就成了我们睡觉的地方。

安营扎盘后,我们14连就马上接到了任务,由于工作需要,连里临时挑选了10名爆破手,专门负责打炮眼、点导火索,我荣幸地被编在了爆破组。当时,我们需要开挖的冻土地有很长一段,没有炸药是难以挖开的。因为北大荒的冻土是在零下40度冻的,硬得就像家乡黄岩山下郎石板仓的石板,如果硬是一镐刨下去,肯定是直冒火星,只能用炸药轰它,而要想使炸药发挥巨大的威力,那就只有先打好炮眼。话说这打炮眼的活真是又危险、又刺激。单说这根打炮眼的钢钎就有20来斤重,没有足够的力气,还真玩不转它。干活时,我们要二、三个小伙子轮流握着钢钎,才能一点点往冻土里面掏。厚厚的棉手套也经不住钢钎的磨损,一双新手套往往没有几天就露出了棉絮,风灌进去好冷。一只炮眼一般直经20厘米,深约80厘米,要掏到里面出来黑乎乎的湿土,才算可以。炮眼掏好后,我们再往里面倒炸药,放引爆雷管,弄好导火索,最后用湿土把洞口封死,用木棍将四周捣实,这样就算大功告成。这样的炮眼,我们每天要打几十个,有时手都弄出了血泡,但是没有办法,咬牙也得干。

各连队的炮眼任务完成后,放炮要听从团里的统一指挥,团领导亲自督战。放炮的那天,天气非常寒冷,二三十辆我们58团的解放牌军车,一字型排开,马达轰鸣,好不威风(但绝对不能熄灭)。驾驶员坐在车里,整装待命。指挥员向各连队的爆破手郑重宣布此次任务光荣而艰巨,要胆大心细,并给每人发了一根点燃的香烟用于引爆,规定每人点2炮,听到哨声后不管点着没点着都要迅速撤离阵地。随着一声令下,各路勇士飞快地跑到各自的点火位置,用香烟火轻轻一点,耳边立刻响起导火索嘶嘶的声音,使人的神经高度紧张。当一声清脆的哨声响起,小哥几个撒腿就跑,说老实话比学校训练的100米冲刺还快,简直是连滚带爬,生怕“光荣”在阵地上。当我们一帮人一爬上汽车,司机就踩足油门,一溜烟地向前飞奔。大约跑到500米以外,就听到轰隆轰隆的阵阵巨响,火光冲天,黑嗖嗖的冻土块,满天飞舞,然后又从几十米的高度俯冲下来,劈头盖面,砸在地面上咚咚作响,有几块竟越过我们的汽车,可惜那时候没有摄像机,无法记录下这惊心动魄的一幕。

爆破过后,战士们欢呼雀跃,推土机也开始忙碌起来,突突地冒着黑烟,趁着热乎劲,把冻土块送到岸上。广大兵团战士抡着铁镐敲打着冻土块,有的用铁丝筐抬,有的用肩扛,有的用背驮。当时每人每天要完成50方土的量,而且要来回不停地送上8米高的爬坡。我们这些炮手任务完成后,回到班里,该干什么还干什么。

“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由于不断地干活出汗,我们的棉衣都穿不住了,有的干脆把棉帽也摘了,在摄氏零下20多度的气温下,竟然穿着棉毛衫,所以虽然头上冒着热气,但背上却结了一层白霜,实际上是汗的结晶体。

由于大兵团作战,几天下来就初见成效了,大块大块的冻土块堆在坝上,有点像古时候人工开挖京杭大运河一样,只不过我们有机械工具而已。从早干到晚,中间只有中午吃饭休息的一点时间,那时仗着自己年轻体力好吃点苦也不觉得什么。后来,一位北京知青返城招工后,不无感慨地说:“在北京上班工作只要拿出北大荒人三分之一的劲头,就足以当劳模了。”这样干了一阵子以后,我们有点开窍了,觉得干活死干也不行,得动点脑筋。为了能出土方量,我们想出了一个“刀耕火种”的办法,即在快下班临近天黑的时候,趁土块尚未冻结,用铁锹把它彻成许多大正方形似的“豆腐块”,然后利用夜里摄氏零下40度的气温让它冻结,等第二天上午干活时,再用铁镐在冻土块四周刨十几个眼,用力敲打,使之产生震动,这样冻土块就像起石板似的一块一块成形地起出来,每块少说也有七八十斤重,这时地里还会呼呼地冒着热气呢!这样,我们就可以甩开膀子大干了,用铁锹趁热甩出底下的湿土,如有推土机来,就顺势把它推上去,若没有推土机,就人工扛上去。整个深8米,宽20米,长10千米的排水渠,基本上就是广大兵团战士用肩扛、背驮修出来的。

从工地到营地有一段路,每次回营地都要经历寒风的考验,那滋味可不是一般人能忍受的。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迎风走路,根本走不了,冷风刮在脸上像针刺一样疼,我们只能背朝着风倒退着往回走,不仅眉毛是雪白的,而且口罩外面也结了一层霜。就在这段时间,我的一只耳朵冻伤了,也没做什么特别的处理,只贴了一张橡皮膏,由它自己慢慢结疤,最后好了,我把结的疤慢慢撕扯,一照镜子,结果发现耳朵根柱竟少了一块肉。

由于高强度劳动,知青们的体力都透支了,食量特别大。虽然当时条件差,伙食也不怎样,但大白馒头是管够的。有时炊事班送来包子,不像我们现在最多吃二三个就饱了,那时的饭量大得惊人,每个人吃五六个、七八个根本不在话下,再外加一大碗豆浆。有的本地老职工,特别能吃,包子从肚脐上往上垒,一直码到嘴巴沿,少说也有十几个。

那时候,兵团战士靠的是什么精神才能够在艰苦的环境下坚持劳动?我觉得,靠的是毛泽东思想以及平时团首长、连党支部灌输的正能量教育。

一个多月后,凝聚了广大兵团战士血汗的别拉洪河排水渠终于修成了。笔直的渠道一眼望不到头,两边梯形的斜坡修得溜光漂亮。崭新的水渠堤坝上彩旗飞扬,锣鼓喧天,人们唱着、跳着,喜悦之情难以言表。

这条排水渠的修成为北大荒变成北大仓起到了特殊的作用,特别受益的是黑龙江饶河县别拉洪河乡。经过这条大渠道排涝的万亩良田,如今都已种上水稻和各种粮食作物,在现代化、机械化的科学管理下,呈现出一派富饶的景象。

岁月不饶人,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虽说十年人生最美好的年华在北大荒的开荒建设中度过,但我觉得,这十年的磨练,一点也不后悔。艰苦的生活锻炼了我的意志和思想,恶劣的环境提高了我的生存能力,这些经历也为我后来参加工作时能够适应任何工作岗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当年意气风发、风华正茂的知青们,而今都已不再年轻。每当我从本地超市购物时,看到米袋上印有鲜红的“东北大米” 字样时,就倍感亲切!一种怀旧的思想就油然而生,心想这是不是黑龙江别拉洪河排干两岸生产的大米啊!我非常希望能有机会重返黑龙江58团红旗岭农场看看,再目睹一下当年别拉洪河排干的雄姿,亲手抚摸那曾经流过血、流过汗的深情的黑土地。

 

 

难忘的北大荒伐木工作

陈宏星

 

我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10年时间,最让我难忘的是伐木工作。                                            

197310月,为了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我们所在的58团决定进入原始森林进行伐木。15连抽调我(当时我的职务是连队的排长)带领30名连队战士(26名伐木人员3名炊事人员和1名统计员)去完成这次的伐木任务。在一个晴朗的早上,我们30名男同胞都带上了自己的行李,背上了伐木用的大锯和斧头,坐上拖拉机出发了。从连队到原始森林大约有200公里的路程。年的国道线是砂石路面,与今天相比,道路简直就是天壤之别,大坑连小坑的路面上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轮式拖拉机在路上开着,我们就像坐在摇篮里一样不停地晃悠。

到了中午,我们接近了原始森林的边缘,看到了前方一片并不算高大的东北红松林,在松林中间有着一条被履带式拖拉机压出来的小路。路上到处都是伐木砍下的树枝,拖拉机的轮胎就在上面跳舞,方向盘都让人把不住。大概行驶了20公里左右,我看到在高高的松树下出现了一顶支起的帐篷,在高大的松树和它积满了白雪的翠绿针叶的衬托下,这个显得那么渺小、低矮的帐篷就是我们连队的伐木前线指挥部。

快到帐篷门前的时候出来一个身材高大的首长,他是团政治部主任白彦胜,当时伐木前线的总指挥。我说是15连的向首长报到,白主任就指示我们再往里走,自己去找个合适的位置先去搭帐篷支锅去,要不然晚上没有地方吃饭睡觉了。

我立即组织人员先去寻找水源,准备把帐篷安置在靠近水源的位置,这样方便生活。要不然在一片森林之中,没有水源只靠雪是不能生活的。我们分头朝不同的方向顺着地形搜索过去,最后发现了一条被树枝和积雪覆盖的小溪,我就决定把帐篷搭在那里,在那里烧饭、烧水、洗衣服都方便。然后砍木头的砍木头,清理场地的清理场地,把地上的积雪、小树和杂草都清理干净。经过几小时的努力后,帐篷的木架子总算在太阳西下前搭好了。我再组织一部分战士往架子上拉篷布,把帐篷的围子围起来,支上铁皮炉子;一部分战士去伐木供烧火取暖之用;还有一部分战士在帐篷里搭床架子(在雪地里打桩,在桩子上放上两根平衡的笔直的大木头,这样才能搭床);剩下的战士则在帐篷的另一头搭建锅台和面板。

晚上6点多,锅台、面板、床铺都已经搭好了,我们点起马灯取出干粮、面饼吃饭。但到这个时候跟着后面拖拉机的人还没有到达,让我们在心里犯嘀咕是不是走叉路了,这里没有任何通讯工具,不知道他们到了哪里。直到8点,终于有了消息,原来是拖拉机的轴断了、轮子也掉了,驾驶员回去找修理工了,估计要到半夜三更才能到达。于是我们就派人到指挥部告诉他们我们所在的大概位置与方向,等剩下的人经过时就可以告诉他们,免的他们找错地方。

15长的帐篷除去做伙房的部分还剩余11-12左右,30个人睡一起大概每人只有60厘米。到了睡觉的时候,除了值班的两人外,其他人都上床睡觉。东北红松烧起的炉子还是蛮热的,在只有60厘米的床铺上大伙儿只能是保持直直的睡姿,一人翻身就会全体翻身,要是你不翻身就没机会翻身。60厘米的床铺实在是太挤了,要是半夜起床小便等你回来就很难再回到床上,因为其他人早已把你的床铺挤没了,想要再躺到床铺上就要费上好大的劲才能挤回去。

到了第二天下午,后勤的拖拉机才到达我们的驻地,厨房才开始做馒头、炒青菜外加点肉干。安排好驻地生活后,我们就开始伐木了。两人一组,一把大锯子、一把斧子就开始向森林进军。高大的东北红松直耸云天,直径1.5米以上的树身和松针上所覆盖的积雪好似一团团的白云弥漫在松树上。这种奇特的景色我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大松树大概要几百年才能长成吧?高大的红松在倒地的时候,除了那声巨响外,还会在雪地上掀起一阵风雪。在松树倒下后,我们要把它的枝头全部砍掉清理干净,然后由履带式拖拉机把大原木拖到堆放处,按照4米一段的标准锯下再一一归类。在那个时代,为了完成伐木任务,我们都是在疯狂地劳作着,将参天大树连片砍光。现在回想起来真是不应该,不知道需要几百年或者几千年这片土地上才能再长起这样的树木啊!

在伐木生活中,就地取材用松树烧火的结果,就是在松树燃烧的浓浓黑烟下我们都变成了一个个黑炭头,外加一身熏黑的棉袄。在没有肥皂、没有洗衣粉的情况下,我们洗的衣服依旧是熏黑的颜色。为了能穿上干净的衣服,我们就向指挥部反映,解决的方法就是一人一块肥皂。最后指挥部决定用木头换肥皂。因为当时我们伐木场堆的木头多了就由指挥部把木头调拨给地方企业,而企业则有着诸如肥皂一类的日用品,等他们来拉木头的时候就顺便把肥皂带来。头一次交换的是一批黑肥皂,用了以后我们都感觉不舒服。于是我们就告诉他们,要是他们下次还是拿那些黑肥皂来,那我们就发烂木头给他们;要是他们给的是带香气的肥皂,那我们就一定给他们发好木头。在一番交涉后,我们缺肥皂的问题解决了。当然这些都是私底下的交易。

每天劳动的时候,我们都是打着绑腿、喊着号子开工的。一半人伐木,一半人在堆木场上归愣。到了晚上一帮大老爷们自娱自乐,喝点小酒,唱唱歌,有的讲上两段荤段子逗乐。这就是我们那时的娱乐,穷开心。

很快就到了伐木工作的最后一天,我们把木头发运完了,厨房的食物也吃完了。拆下帐篷,收拾好行李,我们就下山了。下山时,我们每人都带上了自己在树林里摘到的松籽,坐上颠簸的犹如喝醉酒一样的拖拉机,一路上好像凯旋归来的战士高唱着“打靶归来”的歌。

拖拉机的拖斗上装着木头,而我们就坐在上面,在北风的吹拂下,哪怕我们裹紧了身上的棉袄但那刺骨的寒风还是一个劲地往你骨子里钻,鼻子嘴巴里呼出的热气一会儿就在眉毛上凝结成了一串小冰珠。在坐了几个小时的拖拉机后,只能叫司机停下车,让我们下车活动活动快被冻僵的双腿。在跟着拖拉机在冰天雪地上跑了几百米后,我们才感觉到僵硬的双脚渐渐地恢复了知觉,身体也有了暖意。一直到下午6点以后,我们才看到了连队的驻地,看到了3个月前还没有通电的连队亮起了电灯。等到拖拉机停下,留在连队的战友们纷纷上来帮我们搬行李,有几个大胆的姑娘还一边帮着搬行李一边问我们有没有记得带松籽回来,我们自然是不会忘记这拉近战友关系的大事,纷纷把带回来的松籽同他们一起分享。告别了深山老林,完成了上级交代的任务,我们聚在一起欢呼雀跃。

 

 

 

忆点滴远去的岁月

陈学忠

 

报名支边

今年离我到黑龙江插队落户已整整45年。回忆起当年的往事,仍历历在目。记得1969年时,我还在三门的一个穷乡僻壤当民办代理教师。因为我出身于医生家庭,从小耳闻目濡让我多少懂一些简单的医药知识,这对缺医少药的乡村农民来说,是个好事,村里的大人小孩不管是谁,有个头疼冷热,都会来找我。我呐,在那个年纪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乐于给人看病,每当治好一个病人,内心就感到无比的快乐。当时的大队领导还曾提出让我把户口迁到村里,这也表明了这个贫穷的小山村里的老少爷们对我的欢迎。当时我父亲还在医院参加学习班,父亲告诉我,医院希望我能去支边,到黑龙江去。并说医院办班的同志说了:如果你儿子不能认识到支边的意义,那么儿子、老子都要参加学习班,直到正确认识为止。望着父亲不安的面孔,我没有犹豫,我说:我去支边,男儿出去闯闯未必不是好事。很快我报了名。父亲直到老年,还常提起这一段报名的事,感叹子女在父母困难时期的理解。其实这是一件大家都能这么做的平常事,况且如果我不去黑龙江支边能有后来的各种机会吗!

“改造好了”

70年的上半年,黄岩县专门组织了一个慰问团到黑龙江黄岩青年的支边点进行走访慰问,到绥滨县的慰问团中有一位是来自人民医院的护士,认识我。见到家乡来人,大家自然十分亲切,更何况是来自父亲的单位。回去后,父亲来了一封信,说:XX回来后,称赞你在黑龙江表现不错,当地评价也不错,说见到你时,像一个叫花子(指穿的衣服破),说明改造好了。父亲说,在听到我像一个叫花子,心里实在高兴不起来,不禁潸然泪下。我知道父亲是担心我在黑龙江的生活,其实在黑龙江饭是能吃饱的,干农活自然是穿破衣服。“穿破衣服,改造好了”,我不禁哑然失笑!

重返绥滨

1991年的夏天,我接到了中组部的调令进京。临离开佳木斯市,我想无论如何我要回绥滨去看一看,看一看当年的父老乡亲、当年的生产队、公社中学及绥滨县的文教科,这些都是我曾生活、工作过的地方。

当地政府很重视,给予我极其热情而隆重的接待,我很过意不去,我原本只想悄悄地走一走、看一看。我到了生活过的大队,大队的情景基本依旧,只是物是人非,当年待我如儿子的大娘及队长等许多人均已成故人,而见到的我大多不认识。农民的生活有了改善,但变化不大。公社中学、文教科的同志基本不认识,毕竟二十年过去了!

当地人依稀记得二十多年前曾有一批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来过这儿当农民,后来又陆续飞走了。我本想住几天、叙旧,后来想了想还是提前走了。但我将永远铭记这块黑土地及那里的父老乡亲!

 

 

 

 

北大荒生活二三事

陈淑英

 

    离开北大荒许多年了,但在北大荒生活和工作的许多往事,却还常常会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一、送水

    北大荒的夏天也是很热的。农工们都在大豆地里割草,我主动给他们送水。我挑着一桶水,沿着河岸走,可河岸边的拉拉草会拉着我的裤腿怎么也迈不开步,只好又从茂密的草丛中走。一个人行走在荒野的大田里,心里总是有些慌,怕蛇,怕狼,怕小动物……。我咬着牙坚持着,终于看见白色的遮凉帽,我太开心了,大声呼唤战友的名字,可忘了脚下,一脚踩到了沟边的马蜂窝。嗡的一下我被马蜂给包围了。我吓得赶紧蹲在地上,两手死死捂住脸。农工们听见我的呼唤赶紧跑来接我,可一下又看不见我。他们也边走边喊:医官(当地人这样称呼医生),你在哪里?我蹲在地上大声喊:别过来,有马蜂!他们拿着衣服,边跑边使劲地挥舞,马蜂被赶跑了。我站起来后发现两桶开水上浮着一层马蜂的尸体,老职工们围着我,边安慰我,边心疼地帮我把扎在身上的马蜂刺给挤压出来。委屈和温暖的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二、遇狼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我和郑织章一起去团部卫生队领药,时间是早晨6点多,我们顶着寒风,穿着厚厚的棉大衣,戴着大棉帽和大口罩走在白皑皑的雪地上。这时,公路边传来一阵阵孩子的哭声,我们嘀咕着这么凉的天,是谁带孩子出来赶车?难道是会计小邓?到了公路上,这才看到不远处蹲着一只狼。听老职说过,狐狼的叫声很像小孩哭,当我们面对狐狼时绝不可惹它,因为它会发出一种声音能招引许多同伙;同时也不能逃跑,因为你一快步逃,它就会扑过来。怎么办?我们都吓傻了。回连队还有几百米,四周又没有人,而公交车还没有动静。我们只能慢慢倒退着走。狼也站了起来。这是一只凶狠的狼,粗粗的尾巴搭拉着,它盯着我们,也慢慢移向我们。我们的心就像小鼓在敲,手都在发抖,我们在路边赶紧捡了根枯树枝。这时狼已经来到我们跟前,相距不到2米。我们也不敢退,不敢动;它也盯着我们,不敢扑。双方就这么相持着。突然,远处传来公交车轰轰的响声。因为车在雪地开,声音特别响,狼忽然就窜到路边的树林里去了,我们赶紧跑上车,两条腿都已经不听使唤了。

    三、扎针

    刚到北大荒,安排我在十连卫生室工作,师从周医生。听讲周洪海医生是红小鬼,从小跟随父母在红军里长大。周医生待人很好。他的许多医术都是原先在部队里学的,土洋结合,而且他也有许多自己的治疗方法。例如,他会把退热药打在曲池穴,会把止泻药打在足三里穴,会把针灸、火罐合一,这些对我来说真的很生疏,也害怕,怕针扎到血管,扎到内脏。周医生总会耐心讲解,示范给我看,可我心里没底。那时的我自己身上真没少扎针,每天晚上,我边看书,边往自己身上试验,慢慢地心里也有了一些感觉。一天,周医生突然消失了,一迭处方上写着每个病人的药名、药量及注射部位。急得我头直冒汗。我使劲让自己镇定下来,按照他的处方,一个个慢慢处理。扎针、足三里注射、拔火罐,终于一切都安好,这时他出现了。原来他躲在后面的小坑上,暗中注视着。他就是这样让你不能有依赖,迫使你成长。现在想起来,还真的感谢他。

   四、第一次拔火罐

    那是刚到北大荒不久,那天周医生让我给小邓拔火罐,我有些害怕。因为北大荒的火罐都是大口玻璃瓶,这不仅要动作快,要在瓶口没烫前扣上。我看着火苗直窜的瓶子,犹豫了一下再扣上,结果沿着瓶口给烫了一圈泡,我看着被我烫出的泡,又内疚又难受,可屋里的人都劝我讲没关系,而且小邓一再讲不疼,不要紧。我知道这怎么能不疼呢?这是他们在鼓励我,安慰我。从此,我暗下决心,一定要努力学,不让这事再发生,于是我的身上又多了许多火罐印。

    五、接生

    在连队当卫生员,是个万金油医生,什么都要干。那天,汪圣炎的老婆突然临产了。十八连离团部很远,送也来不及,没办法我只好上阵接生。我的心一直紧揪着。真幸运,很顺利地生下了一个男孩。听到孩子“哇”的哭声,却像美妙的歌声。此时的成就感和喜悦的心情是不当医生的人无法感受到的。这时听到外屋打鸡蛋的声音,原来是汪圣炎在准备烧水煮蛋给我吃,我赶紧去阻止他,可他却已经敲了7个,他非要我吃掉不可。也不知为啥原先在家只能吃两个蛋的我,那天竞能把那7个鸡蛋都吃了。回到宿舍,我把此事告诉战友,把他们馋得直怨我不给他们留。因为鸡蛋在那个时候,那个地方可真是很珍贵的。多年后,我收到了汪圣炎寄来的信,信中附一张他儿子的相片,不过这时他的儿子已经是北京农业大学的学生了,看着相片上神气的小伙子,不由得使我又想起了那7个鸡蛋。

 

 

 

追忆在北大荒开拖拉机的青春岁月

赵太顺

 

1970529,我告别了可爱的家乡——黄岩,支边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五十八团十五连。在那里,我整整度过了9年零3个月的难忘岁月。回忆往昔,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在十五连开拖拉机的那些日子。

我所在的五十八团属于新建团,北边是连绵起伏的完达山原始森林,东边是一望无际的沼泽地,距中苏冲突的珍宝岛只有几十公里,一条国防公路贯穿团部,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可称得上是军事要地。刚到兵团那会儿,团部到连队还没有路,是拖拉机拉着爬犁把我们送到连队的。连队也是刚组建的,各方面条件都很艰苦,连里只有几顶帐篷依着森林边而建。因为没有伙房,只能在空地上支一个行军锅烧火做饭。当时的伙食也不好,一大锅热气腾腾的汤里只飘着几片波菜叶,也没有油,还有看上去金黄色的窝窝头,一口咬下去,啃都啃不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点胃口也没有,许多女知青都抱着哭成一团。到连队的第一个夜晚,我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想这就是我们要生活一辈子的第二故乡吗?我的眼里含满了泪水,好不容易才迷迷糊糊地进入了梦乡。第二天,当急促的起床号响起时,我们好像忘却了前一天的不快,开始面对在北大荒新的一天的生活。

几天过后,杭州、北京、天津的知青战友陆续到来。开始我们主要从事伐木、盖房子、修路等工作。到了7月份,连里才正式给我们分配工作。在全连大会上,老连长宣布我被分到连队机务排。上班的第一天,老铁道兵车长就耐心地告诉我,要开好车,首先要爱护车,把车保养好了,车也不会亏待人。我牢记老车长的教导,每天上班前,都把车擦得很干净,并做好部件的保养。我会仔细地检查车的联接是否安全牢靠,车轮的气压是否充足,最后把车加满燃油。这些都是我每天必须要做的事情。通过认真学习,刻苦练习,到年底我考取了驾驶证,正式成为一名驾驶员。第二年,老车长退了下来,我接替了他的位置,还带了2名知青学徒。由于努力和付出,我连续几年都被评为五好战士和五好车长。1974年,我还被评为团里的先进生产者,并且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第二年到团部的道路修通了,但是路况很糟糕,是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晴天时,路上尘土飞扬,视线很差;下雨天时,路上很滑,车子开起来像扭秧歌,稍不留意或经验不足,就会把车滑到沟里。记得有一次,团部放《卖花姑娘》的电影,连里的战友都要去看。连里就把途中运送的任务交给了我。一次要把全连上百号人送到团部,按常规操作根本无法完成,于是我在轮式拖拉机的车后加挂了2节车厢,160多人密密麻麻地站在车厢里,并且在我的驾驶室里也塞了3个人。因为路况不好,最后一节车箱肯定会摇摆得厉害,我要求站在后车箱的人相互拉着,以防出现意外。这样,我们这辆车就像一列小火车。当然,这对驾驶技术的要求也挺高,车要开得稳,不能急刹车,否则后车箱站着那么多人,突然扑前,或者突然仰后,很容易把人弄掉下去。也因此连领导才要求我亲自驾驶,并且保证安全。出发前,我仔细地检查了车与车厢的联接情况,在确认安全无误后,才拉着一列三车的战友朝团部驶去。不错的,我们安全正点地到达了团部,看完电影后又平安地回到了连队,我也圆满地完成了连领导交给的任务。

每年的6月份是北大荒的春播时节。正所谓“一年之计在于春”,在春天只要播下种子,就有收获的希望。每当这个季节,我们车组就会十分的忙碌,因为担负着送种子和播种的任务。播种时,播种机会扬起漫天的尘土,只隔几米远都无法看清。下班之后,我们个个都是灰头土脸的,只能看清黑眼珠子。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在这个季节里,我们车组担负着往回运粮的任务。要完成这个任务,关键还是装粮的环节。装粮时,我们要紧密地配合着收割机的节奏,在收割机不停的情况下,要紧跟着收割机,边收割,边装粮,并且要求颗粒归仓。

冬天的时候,我们车组主要负责拉木材,要跑几十公里远的林场去拉。北大荒的冬天白雪皑皑,一望无际,道路和路边的深沟根本分不清楚。在路上,拖拉机只能凭着两道压过的车辙往前开,稍不留意,就会掉进沟里。如果掉进沟里,就会十分麻烦。因为车上装着木材,车轮若打滑,车子会越陷越深,加上当时通讯不便,发生事故后就只能徒步走几十公里到连队求援。这样的事情是经常发生的。如果在上坡或下坡的时候发生事故,那就更危险了。由于装满木材的车辆上坡本身就很费劲,加上道路打滑,车上了一半,一打滑车不但上不去,而且会往下滑。在这种时候,我们就必须马上下车把准备好的木块塞在车轮下,否则车轮会继续往下滑,将造成车毁人亡的后果。所以在冬日里拉木材也是一件挺危险的事情。

我觉得开运输车的日子有苦也有乐。由于开运输车要拉物资,平时往返连队与团部是经常的事。我们车跑团部主要是拉面粉、菜油等生活必需品,有时也拉农具,拖拉机配件等。当时我们连队小卖部物资匮乏,很多东西都买不到,每当我们的车到团部大商店采购生活必需品时,会有好多知青要我们帮着顺便捎点他们想买的东西,我们也会欣然答应。所以我们跟连队里的各地知青关系搞得都很不错,大家其乐融融,感觉日子过得还挺有乐趣的。

20148月)

 

 

北大荒生活琐忆

赵颂平

 

1970年,二十刚出头的我和四百余名黄岩知青一起来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58团,从事屯垦戍边事业。1979年返城时已到而立之年。我一生最宝贵的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北大荒。

北大荒的十年,有痛苦,也有欢乐,期间的生活场景,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下面的几则故事就记录了我在北大荒生活的一些酸甜苦辣。

语言博物馆

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有一百多万干部职工,主要由四部分人组成。一部分是1956年、1958年集体转业到北大荒从事农垦的转业官兵,他们来自天南海北;第二部分是从东北和山东等地来北大荒谋生的农民,也就是当地人所说的“盲流”;第三部分是沈阳军区为组建生产建设兵团而派来的现役军人,他们也来自五湖四海;第四部分就是我们知识青年,来自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佳木斯、杭州、宁波等大中城市和浙江省的部分县城。可以说,除了台湾、西藏,在兵团里可以找到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人。因此我们一来到兵团,就走进了南腔北调大荟萃的语言博物馆。

北方各省市的方言虽然不同,但基本都能听懂,因此北方人一般都讲各自的方言。而南方就不一样,方言既复杂又难懂,就像我们浙江,一个地区一种方言,而且差距都很大,互相之间听不懂。大部分南方人都学会普通话,虽然不标准,但也克服了语言交流中的障碍。也有的南方人语言适应能力差,跟人交谈就是件困难的事。我们团生产股有位参谋叫倪正,是转业军人,临海人,已在兵团呆了二三十年,还是乡音未改。他是搞农技推广的,经常要到连队讲课,而老职工们还特别喜欢听他的课。开始我很纳闷,他满口临海话,北方人怎么能听懂呢?后来自己去听了一次,才恍然大悟,原来老倪讲课是三分靠语言,七分靠表演,他用自己丰富的表情及各种形体动作来表达。职工们在表演中看懂了他所要表达的意思,也学到了技术知识,他是连队最受欢迎的人之一。

在我们团知识青年中,台州话是最难懂的了,各地知识青年都以会讲几句台州话为荣。我们连队有个杭州青年小王,可称是语言天才,没几天功夫就把台州人全套骂人的话都学会了。他当时在帐篷睡上铺,每次晚饭之后,他就盘腿往床上一坐,摇头晃脑,亮开嗓门,将台州人不堪入耳的脏话,拿腔拿调地念上一遍。那种神态,那副腔调,至今想起来还令人忍俊不禁。

72条背带裤

我们到兵团的时候,正是文革期间,作为半军事化的生产建设兵团,更是突出政治,重视政治思想教育。而形势报告是连队政治思想工作必不可少的内容。

我团某连连长虽然主抓生产,但突出政治的观念十分坚定,非常喜欢在连队作形势报告。当时罗马尼亚是世界仅存的几个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之一,是我们中国的好朋友,因此形势报告中常常要提到罗马尼亚。当时罗马尼亚共产党的负责人叫齐奥塞斯库,这位连长同志老是记不住,说到他就卡壳,以“齐什么什么库”来搪塞。一次报告中又碰到这个倒霉的“齐奥塞斯库”,连长情急之下就说“罗马尼亚的那个齐什么什么背带裤”。台下一位北京知青大声应道:“不就是72条背带裤吗!”全连战士哄堂大笑。“72条背带裤”也很快传遍全团。

舔斧头

黑龙江与浙江最大的不同就是天气严寒。三九寒天,这儿气温可降到摄氏零下三四十度,到了北大荒,我才真切体会到“滴水成冰”、“天寒地冻”、“冰天雪地”等成语的含义。我当时跟人开玩笑说:北大荒冬天的室外,物体只有固态、气态两种形态,而不存在液态。你就是撒上一泡尿,一会儿就成冰块。

我记得小时候听过大黑熊受狐狸欺骗,用尾巴钓鱼,结果冻掉尾巴的故事。到北大荒后,我也上过一回当。有一年冬天,我跟团部机关部分干部一起到完达山林区伐木。伐木指挥部有位山东籍的转业军人老郭生产经验丰富,待人和气,大家有什么事情都愿请教他。有一天清早,我在帐篷外面劈柴,老郭走了过来,一本正经地说:“小赵,你尝过冰冻的斧头吗?可甜了!”我听了十分惊奇,斧头怎么会变甜呢?老郭说:“你不信,舔舔看。”我不假思索就抓起斧头舔了一下,这一舔不要紧,顿时感觉到一阵阵热辣辣的痛,舌头尖上的一层皮被斧头粘了下来。老郭一看真闯祸了,急得直拍脑袋,后悔不已。

马桶的喜剧

当年我们支边的时候,南方的厕所还都是坐式的粪坑,而北方厕所已兴蹲坑。我们到兵团不久,一个北京青年出了个谜语。谜面是:排队上厕所,打一个国际大都市。北方青年一下就猜出来了,而我们南方青年却怎么也猜不着。原来谜底是:伦敦(“轮蹲”的谐音)。由于是蹲坑厕所,大家都以“蹲位”多少来衡量厕所的规模。我们盖厕所时都问:“连长,我们要盖几个‘吨位’(蹲位)的厕所啊?”

我们一个台州知识青年,在团部中学当老师,他对坐式厕所情有独钟。结婚之后,就特地从家乡带回一只红漆马桶,放在房间里。一天午饭后,他坐在马桶上,边方便,边看书,很是惬意。不料此时闯进一位同校的女教师。这是一位以大大咧咧着称的本地职工子女,办事历来风风火火。见了这位不速之客,台州知青顿时大窘,站起来显然不妥,只好坐着不动,以观其变。女教师不识马桶为何物,问道:“嘿,你坐的这个凳子真漂亮,家乡带来的?”说着又围着马桶转了一圈,转到他的背后,她霎时红了脸,大呼道:“你,你,光着屁股坐凳子,你这是干啥呀?!”

兵团战士爱喝汤

北大荒天气严寒,只有半年无霜期,农作物只能种一季,加上地处内陆,没有海产品,因此食品十分单调。到了冬季,大部分蔬菜都已绝迹,只有大白菜、萝卜、土豆等几种能贮藏在菜窖里过冬。食堂的菜单上,天天只有这三样菜,兵团战士称之为“老三菜”,并套用林彪“老三篇,不但战士要学,干部也要学”的语条,曰:“老三菜,不但今天要吃,明天、后天也要吃。”

我们黄岩知青刚到北大荒,不堪忍受如此单调的食物,叫苦连天,于是父母亲们不远万里,源源不断地将罐头、香肠、酱肉、油炸带鱼、虾皮、皮蛋、炒米饭等食物托运到兵团。这些美味佳肴,令老职工和别地方的知识青年们垂涎三尺。

最难熬的还是开春时节,青黄不接,那时连“老三菜”也所剩无几,只能吃大酱、咸菜和菜汤。特别是菜汤,几乎餐餐有,吃得令人望而生畏。当时有个知青作了首打油诗,流传甚广,我至今记得这么几句:汤、汤,革命的汤,兵团战士爱喝汤。从宝泉岭喝到建三江(宝泉岭、建三江均为兵团师部所在地)。早上喝汤迎朝阳,中午喝汤在山岗,晚上喝汤望月光。白菜汤、萝卜汤,兵团战士爱喝汤。

长根尾巴该多好

我看过小说《林海雪原》,记得东北三大宝,这就是人参、鹿茸、乌拉草。可是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老职工却说:北大荒三大“宝”,蚊子、瞎蜢和小咬。

小咬就是我们黄岩人所说的“蚊衣头”,只有一丁点大,咬起人来可厉害,一叮就是一个包。“瞎蜢”和苍蝇差不多,个子还要大一点,是黄颜色的,蜇人就像打针一样,很痛。

我们58团是新建团,周围都是沼泽地、水泡子。一到夏、秋季,就成了蚊子、小咬的天下。特别是傍晚和闷热的阴天,蚊子、小咬多得要命,下地干活,必须穿长衣、长裤、农田鞋,戴上防蚊帽(跟养蜂人戴的那种防护帽一样),手上还要擦上防蚊油,否则,非被咬得鼻青脸肿不可。我们刚到兵团时,常常发生女青年因防护欠佳而被蚊子咬哭的事。

最使人难熬的是上厕所大便,由于暴露面积大,蚊子、小咬群起而攻之,叫人防不胜防。这时我们突然羡慕起牛、马等牲畜来,看到它们甩动着尾巴驱赶蚊子,不禁想:要是我们进化慢一点,也长着根尾巴,那该多好!

 

 

 

我们在北大荒成家

赵颂平 邵菊芬

 

刚到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时,我分在工程二连(砖瓦厂),后来调到团部宣传股工作。菊芬分在七连,当过连队小学老师,小学负责人,连副指导员,后来调到团部中学当语文老师。

我们两人都是老三届中的高中生,在兵团中属大龄青年。在兵团工作、生活几年后,觉得这辈子大概回不了城,就要扎根在北大荒了。我们谈了近两年恋爱,在单位老同志们的催促下,征得双方父母同意后,于197511月领证结婚,在北大荒安了家。

我们的婚礼

我们的婚礼极其简单,领到结婚证后,就选1116(星期六)晚上,在团政治处会议室举行了一个仪式。政治处和各股的领导、同事,团部中学的老师共三十余人参加了仪式。我们买了几斤糖果,大家围坐在一起,一边吃糖,一边座谈,整个仪式更像一个座谈会。当时还处于文革期间,大家的发言都是革命性的,什么读毛主席书,听毛主席话,坚持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啦;什么斗私批修,扎根边疆,做革命接班人啦;什么互相帮助,互相关心,共同进步啦;等等。政治处副主任白彦胜在讲话时希望我们夫妻恩爱,同时要注意计划生育。这是当晚最含有色情意味的话了。会场上顿时哄堂大笑,我们两人羞红了脸,在座的女青年也都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第二天晚上,我们请十多位黄岩老乡在家里吃了顿饭。从七连调到团部中学伙房的老张和菊芬关系很好,她帮助烧菜。由于做了充分的准备,菜肴很丰富,有鸡有肉有鱼,酒是60度的北大荒烧酒。大家喝得高兴,聊得开心,闹到很晚才散。比起政治处主持的仪式来,这顿饭更热闹,更喜庆,更像一场婚礼!

我们的新房

我们的新房是砖瓦结构的一间平房,房子只有二十来平方米大。一道南北向的火墙将房子隔成两部分,东边窄的是厨房,西边宽的是卧室,卧室里有一铺火炕,占了一半面积。房子里没有卫生间,家里的厕所盖在屋前的小菜园里。这房子实在简陋,但当时相比于帐篷和土坯房,这可算得上是豪宅了。这样的平房当时盖了好几幢,专供新婚的团部机关知青和现役军人居住。每幢住四户人家,我们这一幢东头是北京知青张晓鸥、苏英夫妇(他们都是团部学校的老师);我家是东边第二户、第三户是组织股的现役军人李干事夫妇;西头是佳木斯知青郭杰、天津知青小贾夫妇(郭杰是干部股干事)

各幢住宅前后相隔十多米。各家都在屋子前面用柴火垛围成一个小院子。院子里搭一个小棚,堆放杂物用。冬天买了肉吃不完,可以挂在小棚内,当时零下二三十度的气温,这里就是天然的冰箱。不过肉挂在小棚里的风险是被野猫子叼走。院子前面留出通道,再往前就是菜园子了。每家的菜园子大约有三十来平方米,可以种不少菜。为了分清领地,各家的菜园用小树条插成的篱笆隔开。

老职工是没有什么家具的,除了木箱子,就在屋子里钉个木架子放东西。菊芬的堂弟邵冬青也在兵团,他在七连当木工,后来调到制材厂。我们结婚前,他利用业余时间,用水曲柳为我们打了捷克式的写字台、五斗橱和一对箱子、几把椅子,用油漆刷成深红色的。五斗橱上还按了一面镜子,这是我的同学吴祥彪做的,镜子在团里算得上是稀罕物。老同志们看到这些精致的家具都赞不绝口,有的叫人模仿着做,南方家具由此悄悄在我们团流行开了。我们返城时将写字台、五斗橱都打包托运回黄岩。其中捷克式的写字台,至今还在我们的书房里。

在布置新房时,工付一连(粮油厂)的老乡李明秀(后来调到团部计划股)写了几幅毛主席诗词的书法作品,邵冬青做了镜框,将书法作品挂在墙上,为新房增添了几分文化色彩。

柴火垛

北大荒天气严寒,冬天屋子里要靠烧炉子、烧炕取暖。储备充足的柴火是北大荒生存的必备条件。看一家人生活过得好不好,看看柴火垛就行了。

菊芬在七连当过老师和副指导员,群众基础不错。我们结婚前,七连的老乡和老职工帮助我们在山上砍了不少柴火,上海知青陈根法利用晚上开四轮拖拉机(老职工称之为“油特”)运到团部,他连续运了两车。因此成家前,我们就在屋前垒起一道高18,长3米的柴火垛,让邻居们羡慕不已。

我们要长期生活,这道柴火垛显然不够。冬季下雪之后,每逢星期天,我的主要任务就是上山砍柴。为此,邵冬青给我做了两个小爬犁。说起小爬犁,真是东北冬季雪地里绝好的运输工具。它结构简单,小巧玲珑,用几根硬木榫结而成,底座的两根木方船形翘起,便于在雪地上滑行。小爬犁虽小,但在雪地上运个二三百斤东西一点问题也没有。

我们砍柴要进几里外的山林里。团领导怕把山林都砍秃了,规定上山砍柴只准伐枯死的“站干”,砍原先已伐的大树的树枝,不准擅自伐树。七连的黄岩老乡朱强这时已调到团部干训队当理论教员,他就像我们的亲兄弟一样,在星期天经常跑到我家帮助干活。在冬季的星期天,他经常和我一起,一人拉一个爬犁进山砍柴。当时山上碗口大的树枝很多,我们用大刀锯锯,钢板斧砍,不一会儿就能弄一大堆。在爬犁上捆扎树枝是个技术活,树枝要排齐捆紧,枝条不能贴地,前后重量要平衡,前轻后重或前重后轻都很难拉;还要选一根长枝条作为把手,我们就握着把手拉爬犁。由于砍柴的人多,上山路上的雪都被踏实,就像冰面似的滑,我们拉着满载柴火的爬犁下坡时很轻松,但上坡就费劲了,需要一个人拉,一个人推。从山林到团部有几个上下坡,当我们把柴火拉回家时,都累得满头大汗了。

柴火拉到家,还要锯成一段一段,然后用斧子劈成一块一块,然后再码成垛。这些都算是轻松的活,我自己利用中午和晚上的时间慢慢地干。

种菜养鸡

冬天的业余时间主要是弄柴火,春夏两季的业余时间则主要用于种菜。我家的小菜园里种有青菜、小葱、四季豆、扁豆、番茄等等。为了增加蔬菜品种,我写信让父亲寄点菜籽来,父亲马上将菜籽寄来,并在信中对我有一块菜地很是羡慕,称自己是“英雄无用锄之地”。我父亲原是金华东阳县的农民,因为家乡太穷了,年轻时跟着亲戚到外面闯世界,学会了汽车驾驶技术,成了汽车驾驶员。他离开农村有几十年了,但心中对土地还存有一分深深的眷恋。

除了种菜,我们还养了鸡鸭。鸡苗、鸭苗都是老职工老张在火炕上帮我们孵出来的。记得我们养了十多只鸡,四五只鸭。饲料是连队场院上扫出来的土麦子,是连队老乡帮助买的,很便宜,跟送似的。我们在小棚边搭了鸡窝和鸭窝。鸭子老实,晚上乖乖呆在窝里,而鸡比较调皮,喜欢在柴火垛、小棚顶、屋檐下上串下跳,晚上就蹲在屋檐下睡觉,大冬天也一样,我们怎么拦也没用,后来就不管了,爱咋的就咋的。养鸡鸭很脏,鸡屎鸭屎拉得满地都是,你这边扫,它那边拉,骂它也没用。但看到鸡鸭一天天长大,特别是母鸡、母鸭能生蛋了,每天能在鸡窝、鸭窝里检到几个蛋,那个高兴劲就甭提了。

挑水和做饭

居家的力气活还有一个是挑水。那时没有自来水,吃的、用的水都要从几百米外的机井挑来。平时是每天挑一挑水,星期天要洗衣服,需要挑两三挑水。冬天挑水路滑,开春时道路泥泞,对于我这样一个身单力薄的人,挑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我们两人工作都很忙,不愿在做饭上花太多时间,平时以吃食堂为主。早饭每天从食堂打,馒头、咸菜、玉米馇稀饭;中饭也从食堂打饭菜;晚饭自己炒菜,馒头也是食堂的。星期天常有老乡来玩,我们总是热情款待。菊芬每次都能弄出好多菜肴来,让老乡们大快朵颐。我原来胆子小,不敢杀鸡,在北大荒没办法,杀鸡宰鱼都学会了。

在北大荒,我们学会了擀面条、做面片、包饺子、烙饼、腌咸菜、做皮蛋,发面蒸馒头是北方的主食,我们都从食堂里买,反而没有学会制作的技术。

 

北大荒的无霜期短,漫漫冬季没有蔬菜供应。为了蔬菜保鲜,老同志家都挖有菜窖。结婚后的第二年秋季,我们也想挖个菜窖。但这个工程量很大,我有点发怵。这时朱强、邵冬青他们来了,帮我们挖菜窖。我们设计的是小菜窖,大约底长2米,宽1.5米,深3米。为了铺防冻层,我们在开挖一米深的土层时,长宽都往外扩半米左右,然后按2米乘1.5米的尺寸挖到底。土挖到底后,我们在窖里用树条钉了三四层的架子,便于立体储藏蔬菜。防冻层先是放一排碗口粗的树条,然后铺一层塑料布,接着盖上泥土。当然在防冻层上我们留了个可容人出入的口子,在菜窖里放了一架木梯子,菜窖口上还有一个木板钉的盖子。挖菜窖用了两个星期天时间,其中朱强是主力,数他干得最多。当年我们在菜窖里储存了大白菜、包心菜、土豆、白萝卜、胡萝卜、洋葱等蔬菜,一直吃到春节后。不过第二年开春后连续下雨,菜窖变成了水井,到夏天就整个儿崩塌了。这时我们才知道,要使菜窖不崩塌,在菜窖四面墙上要立一层树条。想起挖菜窖的艰辛,我不想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接下来返城风刮起来了,我们就更不想挖菜窖了。

我们结婚几年后,团文教股老同志程国安、团部中学伙房的老张、宣传股股长赵仲流爱人老石都分别跟我们说:你们刚结婚时,我们可担心了,心想你们两个都身单力薄的,这日子怎么过?后来看到你们的新房布置,看到高高的柴火垛,成群的鸡鸭,绿油油的菜园子,小日子过得挺滋润的,我们才放下心来。小邵真能干,这个家当得好!

女儿降生

结婚三四个月后,菊芬怀孕了,我们又高兴又紧张。她妊娠反应很大,呕吐不止,吃不下饭。这时老张、老石经常来探望,送来好吃的东西,帮助菊芬度过了难熬的反应期。我们家到团部中学要绕一大圈,为了节省时间,菊芬上下班都翻小山过去,真的很辛苦。北大荒没有什么水果,夏天只有西瓜。连队种的西瓜很便宜,一二分钱一斤,我们整麻袋整麻袋买来吃。我们的女儿皮肤又白又嫩,菊芬说这都是怀孕时吃了这么多西瓜的缘故。到19769月,菊芬肚子越来越大,我们严阵以待。9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她感觉肚子疼,我吓坏了,赶紧去叫团部卫生所的康医师和卫生员陆宝琏。康医师五十来岁,是位慈眉善目的老大姐,小陆是上海知青,秀秀气气,清清爽爽的。康医师仔细检查后,说你离分娩还早呢,着什么急呀。后来菊芬肚子又痛了两次,都是小陆跑来检查,有一次还在我家陪了大半夜。

930傍晚,她肚子痛得厉害,我看这回“狼”来了是真的了,就把她送到团卫生院。妇产科的欧阳医师将她送进产房。由于第二天是国庆节,卫生院大部分医生、护士都回家度假去了,整个卫生院空荡荡的。当时还不到放暖气的时节,产房里很冷。幸亏四连卫生员蔡艳君(黄岩老乡)在团卫生院实习,她在产房陪菊芬。菊芬体质弱,生产十分艰难,她双手都挂着吊针,一边是营养液,一边是催产素。在欧阳医师、蔡艳君和值班护士的鼓励、安慰、帮助下,到101日零时35分,小宝宝出生了,是个女孩。看来她赖在娘肚子里迟迟不肯出来,为的是和共和国同一个生日。由于分娩时间过长,宝宝全身青紫,欧阳医师倒提宝宝双腿,在小屁股上拍了几下,宝宝才哇的一声哭出声来。宝宝的哭声,在当时无疑是天籁之音,无比动听,我们大家都松了口气。护士将宝宝擦洗后一称,6斤半,个子还不小。宝宝就躺在菊芬身边,只见她皮肤洁白,两只大眼睛乌黑发亮,十分可爱。菊芬越看越欢喜,分娩时的痛苦消失得一干二净。整个分娩过程我都在她身边,宝宝出生时,我的心情无比激动,初为人父的感觉真是太兴奋、太奇妙了。天一亮,我就匆匆赶回家,将这个喜讯告诉我的同事,我的老乡。当天上午,我向军务股要了一辆吉普车,将母女俩接回家。接着,我写信将喜讯告诉我们的双方父母。他们也很高兴,我的父亲来信将孙女名子也起好了,他说这是你们上山下乡的结果,爱情的结果,这果实硕大无朋,孩子就叫赵硕吧!

我们黄岩老家,做月子是很讲究的,喝红糖姜茶,吃姜汤面,还有老母鸡、猪蹄、鲫鱼等等,真是吃香的喝辣的。但北大荒没有什么东西,做月子就是喝小米粥、吃鸡蛋。还好,菊芬家托运了一箱东西,她才有幸吃到了姜汤面。菊芬的奶水充足,够宝宝吃的。在做月子期间,她的亲戚张美芬从七连请了假来帮忙。说起张美芬,辈份比菊芬高,是菊芬的表姨。但她年龄比菊芬小,性格又内向,临到北大荒前,她的父母跟菊芬说:到兵团后,你们就以表姐妹相称,美芬叫你姐,你多关照她。就是这个胆小怕事,性格懦弱的张美芬,返城后经过摸爬滚打,成了一家五金商店的老板,生意做得风生水起,这是后话。

听说我们添了小宝宝,老乡们来看望的很多,都夸我们的宝宝漂亮,八连的老乡戴文达说:你们的女儿这么漂亮,真是我们58团的团花啊!这话显然言过其实,但我们听了心里还是美滋滋的。政治处的同事们也常常来看望宝宝,文教股的北京知青王仞山还给我们宝宝拍了一组照片,背景就是我们家的柴火垛。

做完月子,再休息几天,菊芬就到学校上班了。刚开始我们把孩子放在炕上,四周用棉被挡住。后来觉得不放心,就找到一个老职工的家属,雇她在白天帮我们照看孩子。菊芬在上午和下午,都要乘课间休息时间翻过小山回家喂奶,因为时间紧,每次都是一路小跑。

老话说:“一个孩子十亩地忙”。有了孩子,家务活比原先成倍增加,而且我们两人的工作都很忙。特别是菊芬,她是中学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事情很多,有时忙得焦头烂额。于是在放暑假时,菊芬决定把孩子送回老家,让自己的母亲帮助带。本来我是要陪她一起回家的,但当时宣传股工作忙走不开(好像是麦收开始了),于是她一个人带着孩子踏上了返乡之路。汽车、火车、轮船,折腾了近一个星期,她才回到黄岩。一路上的辛苦,真是一言难尽。她背着孩子,提着旅行袋,又要买票,又要转车。孩子小,又怕生,一步也不肯离开,泡开水,上厕所,她都背着孩子去。到上海后,她在姨妈家休息了两天,然后坐轮船到椒江。我父亲和我弟弟省吾赶到椒江码头接船。看到菊芬背着孩子上岸时,面容憔悴,衣衫不整,就像叫化子一样,我弟弟省吾心头一酸,眼泪都流下来了。

菊芬在老家呆了一个月,就要回北大荒。这时孩子才生下八九个月,她咬牙给孩子断奶。因为奶胀得厉害,她吃中药回奶,结果生第二胎时,就没有奶水了,只能用奶粉、米糊喂养。为了工作,她抛下八九个月大的孩子回到北大荒,真是心如刀割。在那个年代,我们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把家庭`生活放在第二位,为公家舍小家,为事业舍家庭,这就是我们那时的价值观。

意外多多的第二胎

说起我们的第二个孩子,可说是意外多多。首先,他是计划外的。当时计划生育已摆到重要位置,当时的政策是一对夫妇一对孩,允许生两个,不过两胎之间要间隔5年以上。生了女儿之后我们就采取避孕措施——上了节育环。但是1978年的下半年,菊芬脱环怀孕了。一则这不符合计划生育规定,二则这时返城风很盛,我们也想返城,不想在这时生孩子,于是想堕胎。但团卫生院的欧阳医师检查后认为菊芬的身体太弱,不宜做流产手术,她建议继续妊娠,调养好身体,把孩子生下来。我们接受了她的建议,保住了这个孩子。

另一个意外是性别。当时鉴别性别,主要靠医生听胎心。欧阳医师听了胎心,肯定地说:你这次怀的还是女孩。我们返城后到黄岩第一人民医院,菊芬的同学张玲斐正在妇产科,她听了胎心后也肯定地说,这是女孩。可是生下来才知道,是个纯爷们。第二个孩子出生于1979326日,我们返城不久。因为生在老家浙江,就起名叫赵浙。我父母有了孙子,心里特别高兴。赵浙自小聪明,读书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轻轻松松考上重点大学,并获得硕士学位。

赵浙出生不久,计划生育政策有了重大调整,一对夫妇只能生一胎。因此如果没有这次意外的怀孕,没有欧阳医师的劝说,我们就不可能生育二胎。我们觉得这是上天对我们的眷顾,是老天爷为补偿我们在北大荒的艰苦生活送给我们的最好礼物。

 

 

我在北大荒红旗岭的日子

徐志雄

 

在我生命的历程中,曾有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就是在北大荒红旗岭度过的日子。

1970529,我们一批当时的知识青年,响应国家号召,离开生养的故乡,奔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开始屯垦戍边的生活。经过五、六天的路途,来到了东北边陲的红旗岭——一块新奇而又陌生的地方。红旗岭作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五十八团的所在地,位于东北三江平原的边缘,离黑龙江饶河县城约五十公里,距当时因中苏冲突而闻名的珍宝岛直线距离也不过百里。松花江的支流七星河,在岭下的沼泽地中蜿蜒流过。作为完达山峦的红旗岭,当时人迹稀少,仅有的一条佳木斯到饶河县城的公路,在岭下穿过,每天仅有一班客车来往。岭下的公路边,有间小木房,驻有三人的边防检查站就设在这里。我所在的连队,就在边防检查站对面的沼泽地中。

记得刚到连队的那天,我们在迎春火车站下车后,坐上团部的大卡车,跑了四、五个小时,然后转坐拖拉机拉的大爬犁才来到沼泽地中的连队。所谓的连队,其实就是沼泽地中的一块高地,搭着一顶帐篷和一间土坯房,还有先期到达的数十位知青和数名老职工。连队的指导员是带红领章的现役军人,连长则是五八年转业官兵中的一名山东汉子。此时天已大亮,炊事员拿出一大筐雪白的大馒头和玉米稀饭,招待我们。吃完饭后,连队给每个女生发了一把镰刀,男生发了几把斧子和一把大锯。然后由排长领着去割草、伐木。因为天黑之前,我们必须把帐篷支好,否则的话,晚上只能露天睡觉了。初来乍到,大伙都挺老实,干活也挺卖力。等到太阳爬上红旗岭,男生扛着伐来的白杨树,女生背着割来的茅草,回到了连队。排长招呼我们都先去吃早饭。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早饭不是刚到连队时吃过了吗?排长告诉我们,现在才早上七点来钟,该是吃早饭的时候。你们不知道吧,在北大荒要是夏天,早上二点多,天就亮了。晚上有时到八、九点天才黑。先前是给你们的临时加餐。这样的时差,对于我们这些未经世面的年青人来说,真是好生奇怪啊!

搭帐篷是并不复杂的活。早饭后,在几个老同志的带领下,我们在沼泽地上打下树桩。然后在树桩上安上人字架,在人字架之间再钉上白杨树干,拉上篷布。中午时分,一顶像模像样的帐篷就搭好了。吃过中饭,也没有休息,我们就开始在帐篷内搭床铺。我们先在边上的树桩上横上二根粗木干,再挑出大小差不多直点的杨木干在横梁上密密地排好,然后再用木条压上钉牢。由于杨树干歪曲不齐,高低不平,我们就用女生割来的茅草,在上面铺了厚厚的一层。咋一看还不错,帐篷内大统铺,中间留出了一米多的通道。排长用茅草编了草帘子,把帐篷隔成了二截,东头住男生,西头住女生。就这样,我们简陋的新家在日落前安好了。

我所在的连队为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三师五十八团工程二连,是黄岩知青最多的连队,主要的生产任务是制作砖瓦。北大荒因无霜期较短,每年的六、七、八三个月,是制作红砖的最佳时期。制作红砖并非一项简单的工作,这里面也有一定的技术含量。比如说,制作红砖的土质,粘土和沙土需要有一定比例;如果沙土太多,烧出来的红砖不坚实,容易粉碎;如果粘性太高,在阴干的过程中,砖坯容易开裂;烧制时,如果火候不足,容易出生砖;如果火候太过,又极易坍窑出流砖;砖坯在阴干的过程中,如果受到太阳的暴晒,极易开裂;如果受到雨淋,又会酥化无法装窑烧制。我们到达连队时,已是六月上旬,制作砖坯的黄金时节已经开始。各班、排立即按照连部的分工,马不停蹄地转入筹备工作。女生当时主要是割草编草帘,搭建阴干棚。男生主要是开辟制作场地,安装机器,取土试制。待一切准备就绪,眼看六月份就快要过去了。

我们制作红砖,采取机械与人工相结合的办法。首先由推土机平整出场地,然后将沼泽地下面的沙泥堆成大土堆,再由人工把沙泥装上独轮车,送入搅拌机。搅拌好的泥块,从出泥口出来,经过钢丝网自动切割,就形成了一块块的砖坯。这些砖坯再由平板车拉到阴干棚,进行风干。阴干的过程,大概需要十来天的时间,在这之后方可装窑烧制。装窑搬运砖坯的工具,就是独轮车。当时我们还从来未见过和使用过独轮车,如果掌握不好车子前后左右的平衡,提起车把一走,就会翻车。通过反复的练习,我们终于掌握了使用方法。后来即使一车装上近千斤重的砖坯,在30厘米宽的跳板上,我们同样能推着独轮车过沟进窑,疾走如飞。就这样,我们日复一日地劳作着。这一年,我们连队为全团提供了近百万块红砖,从而使得一幢幢砖瓦房,赶在封冻之前,在红旗岭上的团部出现。因连队附近土质的原因,第二年我们进行了转场,来到七里星河的大桥边。这里的土质,非常适合砖瓦的制作。从此,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砖瓦生产。连队也就在这里安家了。

作为来北大荒的知青,留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风雪、窝头与小咬。大馒头是诱人的,对我们这些吃惯了米饭的南方知青来说,窝窝头却丝毫提不起我们的食欲。按照当时的粮食供应规定,每人每月的细粮仅为四、五斤。一年难得吃上几餐米饭。大部分的主食就是玉米面。刚到连队的第一天,我们吃的都是馒头。可从第二天开始,我们就要靠窝窝头和玉米粥来充饥了。第一次见到黄色的玉米面窝窝头,大家觉得很新奇,以为也会像馒头一样可口。放到嘴里一咬后,就不是滋味了。粗粗的、硬硬的玉米面窝窝头,在嘴里反复咀嚼,还是难以下咽。加上当时蔬菜极其紧缺,看着北方的知青和老同志,啃着窝窝头就着大葱沾酱,吃得津津有味,莫名的泪水,不由自主地从许多同伴眼中涌出。个别女生扔下窝窝头,跑回宿舍蒙头痛哭。连队及时组织了忆苦思甜等一系列政治教育。同时,伙房尽量粗粮细做,变换着方法调剂。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年多。当年秋粮收成后,我们的伙食才有了很大的改善,主食也基本上以面粉为主了。

小咬俗称“蚊依头”。在家乡的林间荒野,也许偶见。但在北大荒的红旗岭,却带给了我们极大的烦恼。每年春暖花开之后,不计其数的小咬,不知从什么地方一下子冒了出来,到处肆虐。特别是早晚时分,成群结队疯狂叮咬,常常一巴掌就能拍死几十个。特别一些过敏体质的人,被小咬叮后,皮肤上立刻会起红疹,奇痒难忍。即使用驱蚊油,效果也不佳。在野外作业时,我们经常会找来树枝、野草、木头、燃起烟火,进行驱赶。有时回到连队就餐,我们打来饭菜只能钻进蚊帐里吃,不然,碗里就会掉进许多小咬。后来,我们纷纷让远在家乡的亲人,赶制或购买养蜂人常戴的头罩,寄给我们。

北大荒的红旗岭,一年中有四、五个月被冰雪覆盖。从每年的11月份穿上棉衣、棉裤后,往往要到来年的4月中下旬才能脱下来。北方的冬季不同于南方,雪天里,人在室外,即使身上披满白雪,也不会淋湿衣服。进房间前,只要拍抖几下,就会掉落,衣服上也不会留下一丁半点的水迹。洗过的衣服,如果挂到室外,一会就会冻得冰硬。如果折一下,有时就会碎裂。要是皮肤在室外的铁器上沾一下,就会被牢牢的粘住。如果你使劲拔,可能会把皮肤都撕下来。这时,只能用冰雪捂,使劲擦,才能使粘住的皮肤离开铁器。冬季的红旗岭,到处银装素裹。有的树木被雪压得直不起腰来,有的树上还出现了冰挂。在晴朗的日子里,洁白的大地,在阳光的照耀下,会刺得人眼睛发痛。连队的工作并未因天气的寒冷而进入休眠。此时,将会转入排水、伐木、冬训、捕鱼的黄金时节。

北大荒的天,似小孩的脸,说变就变。当时的气象预报,没有现在这样及时、准确,风雪随时都可能光顾,让人防不胜防。记得有一次,我去十四连看望老乡。上午出门时,天气还是蛮好的。等我走了一个小时,刚拐过十一连边上的山脚,天空就突然变的阴沉起来。随后便刮起了暴风雪,眼前变的白茫茫的一片。雪打在脸上,让人睁不开眼,两米开外已模糊一片。风裹着大雪,发出狼嚎似的声音,向人袭来。响声就像南方台风来袭时一样,真是叫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十来里的路,在惊吓中,我竟跌跌撞撞,摸索着走了二个多小时,才来到十四连。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我生活工作了五年多。1975年,我有幸作为一名工农兵学员,迈入了高等学府的大门,离开了那片黑土地。在我生命的历程中,北大荒的红旗岭赋予我的历练、机遇,将永远铭刻在我的心中。

 

 

落户“天鹅睛圈 ”

高雷达

 

19701125,我们在宁波火车站登上开往大兴安岭的专列。五天后在瓦拉干站下车,乘翻斗车进入大森林。 

此路畅通

就从报名那天说起。

黄岩县政府招待所。大兴安岭来的接收人员陈恒太笑眯眯地看着我,“个子真高,有用!”他想了想又说,“让你当班长,怎么样?”离开时还问了我鞋子尺码,很细心。我明白,他说我身材高适合打篮球。这误会闹大了。不过当时似无多解释必要,反正支边的事情敲定了。我是主动来报名的。

不像黄岩城关,我户口所在地没人来动员支边,也没人来为我安排工作,是我听到消息立即动身赶来报名的。事先惟恐来晚了,还生怕人家知道了我情况特殊不批准。

我还真有点特别,城关没见谁像我这般急不可耐想走的。相反,动员支边出现一些过激做法,最严厉的莫过于“全家迁”——一人不服从全家迁农村,按规定该走你不走就这么处理。还真有人给迁过,大街小巷议论纷纷,气氛凝重。那些曾经“坚决不想走”的人或许与我不同,他们留下来有路可走,或者一时找不到工作也没关系。而我已确认自己再也找不到出路,并且作为家中长子,不去支边必然影响两个弟弟。

我一直想当兵。每次部队征兵,我都被学校通知去参加体检,初检必定合格,海陆空三军全都参与过了,形成规律的是,复检总没有我的份。最后一次初检合格,是文化大革命进行的第三个年头,恰逢上面通知全体同学毕业离校,不再有升学考试。我带着户口和初检合格资料先来到老家,当即知道没希望。不死心,赶紧带户口到母亲工作所在地——黄岩县长潭人民公社。几天后,经办人对我母亲说:“你家的去不了,这里参军名额给贫下中农子女。”辗转三地同样没有改变结果,当兵梦彻底破灭。屋漏偏逢连夜雨,没多久,我在山区公路上失足摔成重伤,又耽误治疗落下后遗症:左髋股骨头缺血性坏死,活动受限,最忌负重。这就是我的特殊,前途令人心焦。

没曾想,身体毁了却遇上支边体检宽松。征招资料上写着,这回去大兴安岭是招工性质,我理解为去就等于找到工作;边疆单位参照部队编制,这又稍稍弥补我没有当上兵的缺憾。体检时医生询问病史,我只要透露一点实情,应该就没戏了,既然想离家走得远远的,这次机会又不错,就本能地瞒着。

感谢接收者一片真诚,连我穿的鞋子比常人大都关心到,没出黄岩就委以班长重任。没人探究我瞒着啥,但自己总得掂量掂量:在高寒禁区爬冰卧雪恐怕力不能及,去了万一坚持不住怎么办?据说不合适就给退回来,也就是说有后顾之忧也有解决之道,那就不怕,铁了心走吧。当时一般人除了上山下乡支边支农想去能去,别的诸如进厂当工人或者弄个什么单位的办事员干干,很难,像我这般家庭出身不红又没门路的人更是难极了。

19701125,宁波火车站,叽叽喳喳的说话声叫喊声在开往大兴安岭的专列上响起,来自浙江临海、黄岩的数百名知青相继登上列车,在硬座车厢争先恐后地寻找写有自己名字的座位。其中黄岩知青分为工交系统、财贸系统和居民系统三个部分。

我们工交系统有149名知青,有些是离校不久的老三届初中或高中毕业生,有些年纪小连小学还没有毕业,还有些年纪较大是社会青年。那年我二十周岁。

高寒禁区

五天后,我们在大兴安岭瓦拉干站下车。夜幕中分乘数辆翻斗车沿绣玛公路进入大森林。最初工作单位叫大兴安岭塔河区筑路一大队第五连,指导员王德玉(蒙古族),连长郭相守(朝鲜族)。我们由北方老工人带领,开始在边地生活、工作。

驻地帐篷座座,灯火点点。当夜喝的第一杯水很浑浊,泥土色,令人紧张,我以为从此就喝这浑水。后来才知道,点上深井打好刚出水,我们就到了,大山拿出这份见面礼有点匆忙。此后饮用水清澈甘冽,远比家乡的水好。

“找呀找呀找呀找,找到一个好朋友……”这分明是幼儿园阿姨教孩子唱的歌,却在大兴安岭帐篷内传出,里面还有人在跳舞,笑语阵阵。“各班到齐了吗?”指导员王德玉在会场数来数去发现整整一个女工班还没来,就让一位老工人去看看。老工人回来说,丫头片子都在床上跳舞呢。这位蒙古族领导乐了:“到底人还小。”我们落脚时最初的会议就这么开场。老乡们大都二十岁左右,最小的只有十五周岁,指导员才三十左右。

我们所在的绣玛干线西尔根二支线在塔河县版图内,黑龙江省地图形似引颈展翅的天鹅,塔河犹在天鹅“睛圈”上。五连有十几座帐篷,长方形布局。男女力工帐篷呈对称横列长方形短边,每座居中分隔,各自有门,木板统铺,住两个班,每班都有个老工人带着。除此还有党支部兼连部、机械班、小买店、食堂等帐篷,分别搭在三个角和背阴的长边上。

冬季漫长,太阳最是出工不出力,每日里迟迟升起,像个泄了气的皮球蹦不高,下午四五点钟天就黑了。穿越树林能看见山包、河套、塔头甸子。在空中鸟瞰千里冰封的大山,森林就像画家任意涂抹于白布的斑驳陆离的油彩。山山岭岭分布着落叶松、樟子松、鱼鳞松、红皮云衫、白桦、山杨、水曲柳等树木,奔跑或飞翔着鹿、麋、貂、熊、狍子、山兔、野猪,以及飞龙、乌鸡等。

一段路基伸展在驻地向阳一侧。这是我们与外界往来的惟一大道,铺好路面竣工验收后便是木材运输线。去瓦拉干火车站十五公里左右;往相反方向走两三公里是三连驻地,那边的上海知青比我们早来一年。翻斗车既是生产机械又是常用交通工具,到机关办事或回家探亲,我们就爬上翻斗,抓住边沿,向着铁道线出发。

森林、帐篷、铁炉:开赴原始森林,走进帐篷,炉火熊熊,我们就这么安顿下来。统铺夹道中间安放的卧式大铁炉是重要生活伴侣,在改砌铁道兵发明的地火龙之前,这种长方体铁家伙长期担当不可或缺的供暖角色。来到边疆的第一个晚上,迎候已久的老工人见我们蜂拥而入,“嘭嘭嘭”赶快往炉里加子,还拨拉几下,炉内随即噼里啪啦响得欢。炉板有点发红了,老工人还问“暖和不暖和”。我们身上开始出汗,站在铺板上更热。“很暖很暖”我们班的阿寿能把普通话说得像谜语一样难猜。老工人一听“很冷很冷”,赶紧再加子带拨拉。

与南方长烟筒在外截然不同,这里把粗长的大铁皮烟筒安装在帐篷内,让子燃烧的热气通过铁炉子本身和烟筒尽量散发。靠铁炉睡的人有时热得难受,靠门睡弄不好又会挨冻。无论白天黑夜,从摄氏零下三四十度的冰天雪地踏进帐篷,好似从寒带一步跨入热带,手上稍有湿润,进屋一拉门就会被门框冻住。

冬天炉子日夜在燃烧,夏天间断烧点赶赶潮气和地寒。长烧时晚上有专人添子,起先由老工人干,后来岁数大点的知青也参与。这活很需要责任心,懒了冻着大家,马虎会引发火灾。因为食堂简陋,帐篷既是我们就寝的地方又是就餐场所。我们常在铁板上烧开水煮小吃,炒黄豆也行,一炒满帐篷香气扑鼻,不过黄豆难找。有一回,隔壁班老乡出工时看见一只山兔在林间蹦,一声呼喊,大家奋勇堵截包抄。兔子虽然身姿灵巧,哪见过这等架势,慌不择路三蹿两蹿蹿到倒木底下钻进树洞。老乡们一拥而上,用弯把锯树枝将缝隙紧紧卡住,逼得它插翅难飞。午餐时分,我们吃着窝窝头大白菜,感觉有浓浓的肉香从隔壁飘来,一个个顿时馋涎难禁。“咚”的一声,有块啃得光光的骨头从厚布隔墙上方飞过来,我们喊叫着冲过去,晚了,连汤也没得喝。

抡大斧劈子是必须做的自我服务工作,对面帐篷门口,女老乡也抡着斧子在劈。帐篷两头门额上分别有出烟口,只要外面白雪皑皑,这里总是轻烟袅袅。

迷途之夜

最初出工是为自己取暖拉子:分头进入林子,将可以利用的倒木截成合适长度扛来,或用爬犁拖来。倒木不够就用弯把锯伐站杆,全凭各自手下留情,一不讲究便伐了好木材。

广阔天地炼红心果然生动,半夜三更说苏联空降兵来了全体集合拉出去急行军更是热火朝天,几个月下来,我的病痛明显加重,有时彻夜难眠。支边出发时壮心未泯,带了高等数学课本,还有文学名着和名家字帖,这时候才知道,条件不允许,身体不允许,这些东西只能压箱底,与衣物还有几个肉罐头放一起,躺在零下几十度的集体仓库里。每个人的家当除了被铺就这一木箱东西,因为高寒,衣物和食物放一起没大碍。

心有苦衷难有好脸色,不曾想副班长也亮出一张苦瓜脸,难不成俩班长要在高寒禁区凑一对难兄难弟?倒是班里其他人有说有笑,大都数人早已把泪别亲人的场景忘却。没人注意到,一桩影响波及黄岩,搅得两个连队人马团团转的黄岩知青失踪事件已拉开序幕,我一不小心演了重要角色。

“‘阿格龙’不是第一次犯错误了”!因为副班长名字里有个龙,我们有时打趣地叫他“阿格龙”,这带着几分亲昵的称呼来自前面这句某外国影片台词。刚来时,比我年纪略长的“阿格龙”会接茬与我们开几句玩笑,蛮可爱的,渐渐地,变得难有笑容,估计他在想家了。“竹尖(竿)头格鸭子(蛋),屋里格宝贝,勿来多少好!”有老乡这么议论。一休息日午后,同班老乡忽然有所发现地说:“怎么整天不见‘阿格龙’?”男帐篷不见,女帐篷他不会去,驻地外侧跨过路基是林子,内侧直接就是大森林,日常谁想过会丢人,可他真的踪迹全无。左看右看不见人,吃饭也不见他,我按捺不住,将晚餐吃剩的土豆丝泼进炉膛,跟班里人说“看看去”,稀里马哈就进了驻地背阴侧林子。

这片林子以落叶松为主,满眼是光秃秃的树干枝条。常拉子,雪地里偶尔能看到有人遗失或丢弃的羊皮坐垫。孤孤单单一个人,我一时摸不开亮出嗓门喊叫,先四处张望,又有一搭没一搭地吹起口哨,指望惊动“阿格龙”显身。老乡应该就在这一带。每逢休息日,食堂上午九时和下午三时开两顿饭,出来时天色还亮,一进林子黑得好快。树木呲牙裂嘴的,我该放弃努力,但发现已找不着回驻地的路,东南西北一团糨糊。

感觉没走多远,怎么会迷路,刚才那片林地呢?到处冰雪,四面树木,影影绰绰,全都相似。寻找驻地帐篷透出的灯光谈何容易,爬上枕藉的倒木堆毫无作用,一切仍在森林包围中;估摸着向高一点的地方走,转来转去,啥也发现不了。粗壮的松树长得高,爬高望远,或可发现驻地灯火,即便壮汉也未必上得去。

想起老工人曾说过,这一带有野猪和黑瞎子出没,噌一下嗓子眼似乎让心脏堵住,喘气加急。从来没有喊过救命,喊吧?除了原始森林还是原始森林,谁来救你,只会招野兽。愈想愈急,愈急愈糊涂,多少胡思乱想难以写出,多少狼狈不好细说。大兴安岭莽莽苍苍,逗你开心的时候充满野趣,在黑夜迷路者眼中却变得多么狰狞可怖。风雪交加时曾听大森林彻夜呜呜乱叫,心里感激有帐篷庇护,风雪不动安如山,好想好想此刻能像往日一样,一步踏进帐篷,从寒带迈进热带。

木头破裂声有时响一下,死一般静。

渐渐挪不动步,绝望弥漫。没穿棉大衣,身子由热转冷。帐篷灯火还有铁炉子仿佛就在面前,就是抓不到。多么希望老乡的呼唤响起,在这冰天雪地静止下来,脸颊紧绷,人缩紧,再缩紧,就会一步步向那个人人都要去的地方靠近。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忽然有响声敲击耳膜,“突突突,突突突突”,如此美妙的“突突”,是熟悉的东方红拖拉机声!本能地一蹦而起,身子木木的,只能踉踉跄跄乱蹿,朝着有响声的地方,没有思维,是两条腿在指挥整个身子。绝望时突现生机人怎么想,鬼才晓得。与扫射过来的光束相碰,什么也看不清的时候,我身子方酒醉般晃来晃去,挪不动要倒下。

“你手里拿着小刀,匙链晃动,嘴里好像发着‘呃呃’的声音,傻了八叽一下子冒出来。”参与搜索的司机后来这么描述,还不忘打趣,“我们以为你要当叛徒,越境去投老毛子呢,咋又回来了!”驻地灯火一片,处处人声、车声,兄弟连队人员也来了,各路人马协同搜寻,除了机械,还有一拨拨老工人带小斧子进入林子,预先已估摸好前进转弯和折返的路线。“沙棱点儿!”闻讯赶来的三连指导员是总指挥,说话果断,用词简练。他叮嘱大家以斧划树为记不得迷路。手电光忽隐忽现,这片林地深更半夜第一次出现这么多人语声。帐篷间空地和路基上车子来来去去,前头光束随路面起伏指天划地般晃动。我听到有人说,“阿格龙”还没找到。

回自己床,恍惚着躺下,恶梦连连,似乎被啥追赶,上天入地无处逃遁。头疼欲裂中睁开眼睛,看见黎明曙光已从帐篷两侧结满厚霜的小窗户透入。邻铺也有人睡!一瞅,就是“阿格龙”。

据说他是自己跑回来的,什么时候在铺上睡下,谁都不知道,或许曾在哪旮旯猫着,也没人寻根问底。终于,陈副班长办通手续退回黄岩。这是一同来又最早离开大兴安岭的老乡,他弄弄行李很快就走了。凭着数月相处,感觉他身体很棒,是这场风波促成退回,我不慎走失也成了促进因素,而我自己向山外有关部门发出请求没人答理,只能继续坚持。 

“灭火英雄”

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寻找老乡精神可嘉——果真如此吗?没人鼓掌。相反,郭相守连长对我说:擅自行动算不上勇敢和负责任,以后碰到情况须三思而行,要请示领导。说得委婉,其实就是批评。这位连长驻地最年长,慈眉善目。我明白自己是莽撞了。见到那夜晚指挥人马搜索的三连指导员,是在好些日子后,边上人向他介绍我就是那晚找回来的知青。他 “哦”了一声瞅着我,像威严的将军,我不知说什么好,只得“嘿”了一声。

没过多久,踩灭几个火堆余烬让我和老乡李海青成了英雄。那些天我们在路基沿线伐小杆,收工的时候我俩拖着弯把锯走着聊着落在了后面,一眼瞥见分散的作业点上,大家工间休息烤火留下的火堆余烬还在冒烟,有的还能见到红红的炭火,就捧来积雪一个一个洒上浇灭,又守了一会,确认不再死灰复燃才离开,耽搁了一两个小时。没想到,过了些日子,连队举行文娱晚会,演着演着,对口词里说起我和海青的事。不得了,大无畏造型配以铿锵有力的朗诵,把我俩演成了救火英雄,什么“火焰熊熊,危急万分”,“火光就是命令,火场就是战场”,“奋不顾身,拼命扑救”,说得光芒四射,听得人耳根燥热,恨不能找个地洞钻进去。防火灭火是大兴安岭头等大事,一旦出现火情,一切服从于灭火,各方人员紧急集合,车辆随时征用,各单位全力以赴。人上火场就不是人了,没命跑,没命追,没命扑救,有时危险就发生在一刹那,逃离火海也在一瞬间。满面尘灰烟火色,朋友对面不相识,再壮实的人也给累趴下。天知道有没有水喝,能吃到点啥,有馒头咸菜是享福。稍稍缓口气,就地躺倒便睡。小小一点疏忽,会招至前功尽弃。知情者的介绍令人赧颜。当时防火和灭火手段都比较落后,直到经历上世纪八十年代那次特大火灾后,才有了长足进步。没见过场面,我俩警惕性高干了件没功劳有苦劳的事,二虎八叽就当了英雄。老工人说,还没到防火期,那点余烬着不起来。还好,这么弄过一回,就再也没人提起。 

打发寂寞

打发无聊惟有挖地三尺找乐子,没想到家乡话也能娱乐。老工人喜欢学黄岩话,最先学会的是骂人语汇。那些话经他们一说成了洋泾浜黄岩话,我们知道多难听多下流,他们却懵懵懂懂,我们开怀大笑,他们也乐成一团,于是他们特别喜欢拿黄岩话与我们骂着玩。王指导员也学会几句,一“骂”便露出个大金牙。有意无意间,我们在相互网罗自己感兴趣及表现力较强的地域性语言,学得快的老乡没多久东北话张口就来。有的老乡寂寞忍耐力强,就在帐篷里干呆着,写写信或者发愣。我常提个二胡上机械班找老工人凑热闹,那边有两位赵师傅:赵金友和赵汉武,还有一位叫周来长。赵金友年纪大些,另两位虽然也有妻儿,还能叫小赵和小周。他们也像单身汉一样睡大统铺,平日帐篷外头见面总说“过来玩”。小赵师傅说,你可劲拉,拉得我脚底痒,跳起舞来,就算你有本事。我拉《采茶舞曲》、《新农村》,三位师傅口说蛮好听,却是坐在床沿上谁也没挪动。拍脑袋想想,拉一曲旋律昂扬的《金蛇狂舞》,小赵师傅屁股几番掀动,终于扭扭摆摆在帐篷内巴掌大的地面上手舞足蹈起来。他们爱演二人转,这是东北非常受欢迎的走唱类曲艺,地域文化韵味十足。有的经典段子家喻户晓,那个《小拜年》,一男一女,一小块空地,扭屁股,转手绢,载歌载舞玩得团团转,逗得满场观众乐不可支。我说:“赶明弄谱子来,让你们跳个够。”

女帐篷没由头去,也不好意思去,所以许多男生与女生一直生疏,但周杨春是个例外。她年龄大些,一来就当小卖店员,容易见到,可以大大方方地招呼。塔河、绣峰、瓦拉干倒是有商店,但日常去不了,这个设在驻地一角的帐篷小店没多少东西,甚至比不上家乡的货郎担,却可以随便来。拿了工资要么不花,要么就到这角落看看有没有感兴趣的东西。我与女老乡说话从周杨春开始。她身材娇小,很随和。许多人说不出几个女生的名字,但所有男生都知道她。知道她已经成家,是因为有位说黄岩话的解放军同志来探亲。她成为我们这一拨最早为人妇并且有孩子的人,后来有两个孩子。非常不幸的是,到边疆才两年多,她就因病离开人世。 

“连轴转”

随着时间推移,老乡有的成为店员、会计、炊事员、饲养员、施工员、赤脚医生,有的成了翻斗车、拖拉机、推土机司机或机械修理工,有的被送往上海等地学习车床技术,有的走上领导岗位,一个个从五连走向机关及各连队,亮相在各个岗位。而我开始对开车感兴趣。

到边疆第二年,我也当上推土机手。此时黄岩知青机工已成为筑路战场一支生力军。

筑路施工每年夏季都搞大会战,一搞会战就喊“连轴转”。老乡开推土机和翻斗车的特别多,我们结集作业,推土机在坡地上取沙土,满满地推向沙台泄孔,一辆辆翻斗车鱼贯进入泄孔下方,接住倾泻而下的泥沙。车轮滚滚,道路向前延伸。有些地段沙土充足,我们就地取沙,直接用推土机推成路基。号称机械筑路队,机械很多,力气活仍然不少,力工一直最辛苦。天气闷热,还有蚊子、小咬、瞎蠓叮咬,他们首当其冲,有时候还要带着蚊帽干活。曾见资料上说,大兴安岭长冬无夏春秋相连,因为下有冻土层地气冷,上有房屋遮蔽挡晒,夏天屋内确实凉快,堪称“无夏”;而露天作业就不能这么说了,赤日炎炎猛晒地表,也暴晒挥镐抡锹者,偷闲一刻是乘凉。“连轴转”就是二十四小时不停歇,像车轱辘一样转起来,机械日夜作业,人换班或加班加点干。经过整形,路基规范,路面平整,这时候压路机开来了,三个大轮子一遍又一遍地辗压。司机中有女老乡,她们好样的,也跟着“连轴转”。大太阳炙烤驾驶楼,机械自身热气腾腾,驾驶者重复着单调的操作,看似慢条斯理,同样热得汗流浃背。

搞大会战目的在于抢时间,抢进度,啃下硬骨头,确保任务完成。修好路,开发森林运出木材是建设国家的需要,是反帝反修的需要,“时间紧,任务重”这六个字总是出现在誓师大会领导讲话中,为了营造气氛,有时还提出向党代会或节日献礼的口号。铁道兵三个师曾在大兴安岭奋战20个春秋,300多名奉献者为了建设铁路长眠于大山;凭着年轻力壮,仰仗宣传机器和激励机制的有效运转,我们作为开路先锋的接班人,尽管来的时候想法各异,在这个时候,做懦夫大家都感觉丢不起这个脸,何况当代工人光辉榜样铁人王进喜就在本省大庆,更何况眼下生活和工作条件比铁道兵建设铁路时期好得多,因而我们这支队伍同样由奋发向上的精神占据主导地位,奏响一曲曲凯歌,涌现出一批批先进人物。筑路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这口号套用了王铁人语录。开水、馒头、豆浆、咸菜等送到工地,劳动间隙就餐。一番劳作,半斤面粉做的大馒头在好些老乡看来是小馒头,一顿能吃两三个。

保质保量保进度说说容易,做好很不容易。现场会适时召开,推广好经验,部署新的作战方案。决策者时常面对困难局面,面对质量和进度的选择,有时还面对投机取巧的诱惑。

宽阔的路影在“顺山倒”、“迎山倒”的伐木呼喊声中开辟,一个个涵洞在大镐下挖开……“背上了行装扛起了枪,雄壮的队伍浩浩荡荡”,回驻地躺下,《铁道兵之歌》一次次从女帐篷传来,这豪迈的歌曲让女老乡唱得悠扬而迷人。只因歌词生动,自有力量在,激荡了姑娘的心,也激荡着小伙子的心。 

“痛”则思变

前路再亮红灯,当了机工情况一样糟。坐驾驶楼掰掰操纵杆还行,一见处理故障要钻入底盘下,我就往后退缩。师傅张振江与人唠嗑,点评大徒弟有点噶哈,小梁还行。他说的小梁是我师弟,黄岩老乡。当面师傅不说我懒,只用“没礼貌”的评价来表达他的不满意。他说:“你们南方人什么都好,就是没礼貌。”这话题多次说起,只因为有一次我与他一起到另一位师傅家串门,交谈中,当着女主人面我对那位师傅说过几声“你老婆”,张师傅说这是大不敬。师傅也是大难不死的人,有一回钓鱼归来遭遇黑瞎子,那家伙一掌将其扑倒,他摸起刚捡的鹿角挡住死推,恰好撑住熊口,黑瞎子嚎叫一声落荒而逃。这幅“渔人拒掌图”,不妨题为:鱼与熊掌不可兼得。我后来在机关与韩孔贵、王守家等人一起上河套拍摄钓鱼照片,因为不懂,摆拍成南方垂钓场景,直至听了钓者描述,方知闹了乌龙。大兴安岭钓鱼肯定比南方更有趣开心容易上瘾:不用饵,将小羽毛与小鱼钩拴在一块,挥挥鱼竿,一下一下往水流急处甩,鱼儿见水面羽毛跳跃就会来咬钩。一提鱼竿,恭喜你,鲜美鱼汤已向你招手。

总在向我招手的,是日复一日愈来愈频繁的疼痛。驾驶推土机作业后关停,我一时下不了驾驶楼,坐久起立,左腿髋部钻心地痛,踏不下脚;缓几分钟后,尽管还是痛,总算能踏下,这与医生说的股骨头出现塌陷症状吻合。师傅看不惯磨磨叽叽,又不明底细,有时在底下大声招呼:“下来呀,还愣着噶哈。”腿部疼痛还有可能导致操作失误,酿成事故。百般无奈中,我瞅机会,往王指导员手里塞了封信,委婉说明身体状况,自荐,想干点宣传的活。不知道是信打动了他,还是正需要有个知青干事负责宣传事务,没几天我便被调往机关政工组。

 

 

 

 

 

 

 

 

 

 

 

 

 

 

在前线团的那些日子

黄梓明

 

197255,我第一次探亲结束回到九分队(589连),就被宣布调往“前线团”的独立一营武装三连,任炮班班长。

武装三连距离珍宝岛仅十多公里。驻地旁有一条战备公路延伸至乌苏里江江边。从江边往西四五公里是一营营部,在营部的小山头上可以清晰地看到珍宝岛,就连江对岸苏联高高的了望哨所也隐约可见。距一营营部六七公里的山脚下是160榴弹重炮连。乌苏里江西边二十多公里处是“前线团”团部。来到了武装三连,也就意味着来到了离苏联更近的边境“前线”。在那里,我们住的是帐篷,进出还必须持边境通行证。刚到连队那会,我们用了两个星期的时间盖了两间木笼(泥)屋,西边的是连部,东边的是食堂。随后,我们就马上开始了战备值勤和构筑火炮阵地,并在公路两旁挖了掩体。

我所在的炮班是各班里人数最多的,共12人。其中黄岩籍人大部分是黄岩中学“老三届”学生,如:陈鹏飞、丁建平、韩万象等。我们连是不搞生产的,主要工作就是战备值勤和修筑国防工事。粮食蔬菜等日常用品仍由58团供应,主食是面粉,主菜是萝卜、土豆、白菜。那时年轻,食量大,饭菜不够吃是经常的。逢年过节或一个月能吃上一顿红烧肉,大家就欢呼雀跃了。

到连队不久,我们就收到了全国各地寄来的慰问品:信封、信纸、笔记本、铅笔、圆珠笔、小红花、手绢、鞋垫、红心结等小玩艺儿。它们都被送到营部。由于东西太多,堆积如山,营部的屋子里都放不下了,只好堆到门外的走廊上。后来,营部把这些东西分发各个连队,一次大约半卡车。在这些东西中,让我们最感动的是中小学生寄来的慰问信,以哈尔滨、北京的居多。每当连干部读起他们的来信,听到我们被称为尊敬的、最可爱的解放军叔叔时,我们这些在前线团的艰苦生活中从未流过泪的男儿们都会不自觉地双眼湿润,也让我们在心底有了一种自豪感。对于他们的来信,我们都以连队的名义回了信。平时,我们也尽可能地给同学、朋友和亲人们寄信。信封上,大家都会署上“虎林珍宝岛29信箱3分队”的字样,并盖上部队的三角邮戳(军用免费),以此显示我们的光荣。

我们连配合160榴弹炮团,负责帮助构筑已经设计好的火炮阵地。我们在公路旁、山脚边预先打好了多个坑道,供炮车和火炮打仗时转移阵地用。那个时候,白天我们在修筑工事时,天空中经常会掠过苏联的侦察机,可总不见我们的战斗机迎战和驱赶。当然没有命令是不准开枪的,我们只能是恨得直咬牙。

炮班“57战防炮”是炮排(其他两班是60迫击炮,每班只有6人)主力,连里共有6门战防炮。此炮射程6000多米,穿甲20毫米,须靠卡车牵引。后来这些炮一直竖立在新13连新开发的土地上。

挖坑道的时候,我抡一把18磅的大锤,一口气能锤百多下,一点都不觉得累。因为劳动强度大,吃的也多,一天下来最少吃一斤八两饭。当然,胳膊也挥的又粗又壮,活像打铁汉。还有就是打炮眼,遇到不好打的地方都有我的身影。由于工作出色,我深得炮排长刘建国的器重,每逢开会学习,总让我坐在他身边,多次表扬我,有时还让我谈自己的体会。再来说说放炮的事,打好炮眼,放好雷管炸药,通常是下班后再放炮引爆。放炮还真是挺危险的,记得在1973年的春天,连里出了次大事故。当时正值中午十一点半,大家都收工赶着去食堂吃饭,突然听到一声巨大的爆炸声。我急忙跑回工地,看见放炮手徐仁学(上海1968年知青,不是我们班的战士),三个手指被雷管炸断,残指血肉模糊地掉在地上。原来他在装填引信操作时不慎用力过大,雷管在手中爆炸了。见此情况,连里赶紧叫拦军车,包着断指,送他到佳木斯治疗。但由于时间耽搁,手指太残,无法接上最终因工伤病退,返回了上海。

在连里,我还曾被派去参加了师部组织的为期一个多月的战防炮操作技能培训。培训结束后进行了实践操作考核。考核时我们在600多米远的地方,对着活动靶子实弹打靶,限时2分钟。活动靶子宽2.5米、高1米,并用汽车通过100多米长的钢丝牵引线拉着,灵活移动。结果我五发五中,获全师第一名,被通令嘉奖。我还曾代表连里参加了师挠力河的武装泅渡比赛,获得了第六名。

我们的文化生活比较单调,平时除了开会学习、读报,就是看演出、聊家常等。好在那会在一营营部几乎每月都有一次慰问演出。每逢演出,营部的操场上就会坐满我们三个连队的战士(一营共有三个连)。大家就会脸红脖子粗地开始拉歌:“一连,来一个!”“二连,来一个!快!快!快!”场上的气氛真叫那个热烈。因为我们连与周围野战部队的关系搞得极好,所以经常会互赠纪念品,有时也举办歌咏比赛、篮球赛等,这为我们的业余生活增添了一些乐趣。

成立一年半后,前线团被撤销,回忆在前线团的日子是艰苦的,但也是美好的。回眸弹指四十余载,可以无愧地说:我们把自己的青春、汗水献给了祖国的美好河山。

 

 

  

高桥新建队

金美华

   

出黄岩南城15里的高桥街道(即以前的高桥公社),有一个村庄叫溪岸,从1966年至1981年,那里曾生活着一群下乡知识青年,他们单独建队,集体劳动,集体生活,这个集体的名称叫做黄岩高桥新建大队,简称新建队。

组建新建队

新建队的组建从1966年开始的,这一年是黄岩知青上山下乡的第三年(第一年是1964年,第二年是1965年)。黄岩县知青办委托院桥区知青办在高桥公社筹建一个新建大队,准备安置1966年黄岩中学毕业的部分上山下乡知青。当时由政府出面划拨了高桥公社的溪岸、坦桥、黎明、上山、八份、吕白洋等大队的小部份田地共约100亩,作为知青的生产劳动用地;腾出在溪岸的高桥粮站,作为知青的生活住宿用房。

当筹建工作正在积极进行时,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黄岩各学校也和全国各地一样,纷纷成立了红卫兵组织,紧接着就是停课闹革命,革命大串联,这一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也只能暂时停下来。

而高桥新建队的筹建工作已在1966年的下半年基本搞好,田地有了,房子有了,生产工具等设备均已齐全,可是知青呢?没有。当时的县、区知青办想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从19641965两年下乡到鉴湖公社的知青中抽调一部分到新建队。经研究,决定调入新建队的有:东鉴村的泮兆政、黄宝华、徐佩国、阮琴香;山北村的项继良、黄迅、郭小和、朱岩正、章定中、赵乐荣、陶太瑗;下山头村的朱翔飞、赵念庭、毛友声、章盛珍、汪笑芙;桐村的卢伯虎、郑典衡、陶建中;山头郑村的黄小瑜、牟盛章;占堂村的金燕、毛乃雨、马永茂、郑鹤寿、陈永锦、韩家如、牟冬妹、童婉青、郑素芬、朱蓓荔、王玲玲、林世信、谢艳敏;牛极村的蔡玉梅、方德蓓、朱仙莲、赵伯敏、牟迪法;中岙村的叶凤高、方圣敏、章凌霄、王伯英、陈允平、赵秋鸿、毛小陵、张一曼、金美华。实际落户知青48人,另加上抽调到台州化肥厂的一部分知青的户口也暂时落实到新建队(过渡性的),他们是:章满英、应远耕、牟柳铭、林聪连、缪小邦、方圣健。

 

为了带领好这些知青,并在生产技术上给予指导,高桥公社又委派坦桥大队的党员干部张文兴同志担任新建队的书记兼第一生产队队长;溪岸大队的胡友法同志,黎明大队的陈宜照同志分别担任新建队的第二、第三两个生产队的队长,副队长则在知青中选拔。后因人员的调动改为二个生产队。他们三人的收入是按月发工资,由新建队支付。

1970年,一批年轻的知青补充到新建队,为队里增添了劳动力,他们是蔡冬贵、蔡碧霞、王月招、陈小云、柯逊华、苏士星、王桂芳;从1971年至1976年间陆续又有知青来到新建队,他们是陆天恩、刘雅玲、秦林娜、章玲珠、方彩英、陈海英、周文君、樊杭生、张建军、王美萍、胡建平、胡平;1977年新增加知青25人,有赵江萍、李秋郎、王永华、周望勉、叶世杰、叶国贵、汤恩祥、任桂凤、张考生、洪建国、朱爱国、泮正荣、童雪芬、林文禹、邱沛玲、沈建华、蒋正喜、王巧贞、程建国、何小明、顾一知、阮旭华、方招娣、许一正、陶世军;1978年尚有最后一批从椒江下来了8位,至此,进入新建队户口的知青达到109位之多,在此期间陆续的也上调了不少(见回城工作)。

艰苦创业

新建队的机构分为农业队,畜牧场,食堂蔬菜组等三块。农业队是新建队主力,分为三个生产队,主要从事90多亩水田的耕作,除畜牧场3人,食堂2人,蔬菜组2人外,其他所有的人员都编入农业队,会计,出纳是兼职的,不脱产。农业队成员40多人,平均每人负责2亩多田。当时队里只有一台手扶拖拉机用来耕田,其余农活都靠人力,男女都一样,劳动强度相当大。特别是春耕和夏收夏种,要抓季节,抢时间。女队员们和男队员一起出工,起早摸黑,连例假都不请,有些身体弱的则咬牙坚持,再苦再累也只能把眼泪往肚里咽,齐心协力抓住了季节,抢到了时间,立夏关了秧门,大家这才兴高采烈地回城里会亲人过个节——饱餐一顿食饼筒。夏收夏种时节,高温炎热,脚踏在田水里都是滚烫的,一边收割一边抢种,谷子要晒,稻草又不能烂在田里,劳力明显不够,畜牧场饲养员抽空过来帮忙。一个双抢季节下来,总有一些人要累得病倒,没办法,年年都是这么过的。

辛辛苦苦种田仅能解决口粮及完成国家的粮食征购任务,新建队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大队,财政没有补贴,要想挣点另用钱,只好在农闲时搞点副业。

我们搞过的副业也真不少:纺麻绳、织麻布、做麻袋;做麦芽糖、炒糖焦、;做酱色、做元酱、做酱油及固体酱油;做桔子精、虾片;做蚊香、玻璃纤维;蒸馏山苍子油、桔皮油;土法造过磷酸钙、做翻簧笔壳、开冲床加工另件、;办日光灯厂、接蘑菇菌种、种蘑菇、手扶拖拉机搞运输等等。

搞副业能为队里增加收入,当然也带有风险。虽然,它使我们长了不少见识,但都没能很好地办下去。不是我们不认真,不努力,而是在那年代搞副业会被当作投机倒把来对待,会受到种种的阻碍:除地区的限制外,还有在贷款、材料、运输方面等等,有多困难就有多困难。例如:当你发展需要贷款时,贷款额批不下来;当你需要材料时,必须得有计划审批;当你需要出运时,办出口证又遇到了困难……。每项业务的发起都是轰轰烈烈的,结果都因种种原因而被迫停产改行。

新建队还有一个重要部门是畜牧场,它不仅能给队里带来收益,还给农业提供良好的有机肥料。畜牧场位于知青宿舍的北面,隔着一条小河沟,占地约400多平方,年存栏母猪二十多头,肉猪十几头,种猪一头。饲料来源:一是口粮出的米糠和知青办拨付的糠票;二是用田里的紫云英、地里的甘薯藤等地窖腌制的大量青饲料;三是从集市上采购的黄豆、元麦、南瓜、甘薯等精饲料。饲养员是三个知青,他们每天的工作是:烧猪食、喂猪、挑水、打扫栏舍……。还得学会给母猪接生以及相关的畜牧兽医知识,做到小病不请兽医。另外,隔三天就得到十几里外的院桥米厂买糠运回(外出买饲料都是由两个饲养员用手拉车徒步拉来回的);逢集市日到市场上采购精料;趁季节从路桥、院桥、沙埠等地买回大量的甘薯藤等。他们以牧场为家,连春节也是。每年牧场都有几十头肉猪和二、三百头乳猪出售,乳猪一半多被附近农民选购去;场内还饲养些鸡,为我们的食堂提供了蛋源;为当地农民输送些种蛋。

食堂是新建队的后勤支撑。大家都在食堂里吃饭。炊事员由两名知青担任,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到小河挑水(没有自来水)烧饭,全队50多人每天吃的,喝的,用的都由他们来供应……,起早晚睡,还得动脑筋改善伙食。蔬菜组两名知青,他们勤勤恳恳种些各季节、多品种的瓜果蔬菜供应食堂。

业余生活

除了农忙季节,新建队员的业余生活是丰富的。因为是知识青年,大家基本上都会唱会跳,有些还会拉会吹,所以一到晚上或休息天,自然而然地琴声悠扬,歌声不断,除了唱歌,还有下棋的,看小说的,织毛衣的,钻研数理化的,安装半导体收音机的,看农业科普读物的……。到了冬天,田里活儿不多,临近春节时,队里的文娱活动积极分子就根据高桥公社文宣队的意见排练一些节目,然后一起去各大队巡回演出,所以那个时侯高桥公社各大队没有不知道新建队的。

恋爱成家

刚下乡时,知青们年龄比较小,最小的郑素芬只有16虚岁,到了七十年代初,基本上都达到20多岁,年长的则要28了。随着几年的集体生活,大家共同劳动,相互关心帮助,年青人的心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爱情的种子也开始发芽了。尽管当时物质条件很差,没有房子,没有家具,更没有钱,但这阻挡不了他们成家的欲望。队里根据实际情况,将原有靠北的走廊改建到中间,这样原来的一个大房间就被隔成了两个住房,尽量使需要婚房的青年都有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家。成婚的知青把两张单人床板合并为一,每人的一只木箱放在一起就是一对。七十年代在新建队内部恋爱成家的知青就有11对,他们一直都生活得很幸福;也有9个男青年找了农村的姑娘在新建队安了家。

回城工作

从新建队建队起队员们都在队里从事农业劳动。到了1971年,黄岩县知青办开始从知青中抽调小部分尚未成家的知青到各工矿企业工作,第一批从新建队招了八人,他们分别到黄岩农药厂,海门电池厂,黄岩八一机械厂,院桥供销社,杭州钢铁厂工作。看到身边的队友招工了,留下的当然有所心动。后来又有四个高中文化程度的队友被高桥公社招去当了高桥中学的民办教师,还有3个年青的队员应征入伍,部队复员后在城里安排了工作;也有二个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去大中专院校读书,毕业后留在了城里工作。直到1978年大招工开始了,我们六十年代支农的新建队知青于1979年底基本上都已返城工作,至1981年底,那里的全部知青均已招工完毕,黄岩高桥新建大队也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

友谊永存

回城以后,新建队的队友们分散在各个企业,大家各忙各的,平时难以碰到。1987年国庆,回城将近十年的部分队员相约一起去方山寺游玩。这次游玩唤起了他们昔日的友情,并决定每三年聚会一次,时间定在第三年的102日。这一决定得到了全体新建队员的赞同。从此,每逢新建队聚会的日子,人人就象过节一样,全家出动。此活动一般都是白天去风景区游玩,晚宴后文娱活动开始:所谓的文娱活动就是大家尽兴发挥,自由表演,象当年在新建队一样无拘无束,释放心情。这一天大家都仿佛回到了青年时代,找回了逝去的青春年华,这样的聚会已经举办了九次,今年(2014年)的102日将举办第十次。

1966年底到现在,经过近半个世纪,队友们从当年的花季少年都已迈过了花甲,有的到了古稀,人世间的悲欢离合,生老病死已经光顾这一群体。每逢有队友生病住院,知情的人通知其他队友一起去医院慰问。有的队友不幸病逝,大家互相转告,一起为他送行;每年的清明时节,也有不少队友相约来到他们墓前,送上鲜花寄托哀思……

新建队这个集体,虽然形式上早已不在,但他们用汗水和泪水凝结起来的友谊却永存于每一颗新建队员的心。

2014810日)

 

 

 

 

 

 

大寺基知青的聚散

林达河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长潭水库建成蓄水。1964年省厅下发 文件,同意在水库上游海拔千米以上的大寺基设立知青点,当时文件要求的人数为100名。

    1965年11月25,来自城关、海门、路桥的百名青年们就上山了。其中:城关47人(男30人、女17人)、海门33人(男21人、女12人)、路桥20人(男17人、女3人),年龄最大的是路桥一男生,约二十三、四岁,最小的是城关一姑娘,十四岁。

    在我们去之前,大寺基已新建教室、宿舍、食堂和操场等基础设施。

    当时,大寺基知青点对外的名称有两个。一是大寺基青年队,由金清来的干部黄道霞担任负责人。二是大寺基半耕半读林业学校,分高中、初中两班。校长由从县文卫局抽调来的丁祥镜同志担任,并抽调宁溪中学的王天宋老师、澄江中学的王植庚老师和阮英润老师任课。我们4个高中毕业生作为辅导老师,高、初中班开课时,集中学习《古文观止》;做作业时,下班辅导。每周一、三、五下午上课,其余时间劳动。

    刚开始时,劳动内容是解决生活的需要,比如运粮、砍柴等。我们每人每月的定量要到下余大寺基林场总场去挑,一般是晚饭后下山,第二天天蒙蒙亮时上山,往返60里山路。至于烧饭用的柴火,则是就地取材。

    县里核定给我们每人每月的生活费是10元钱,时限1年。所以伙食也比较差,蔬菜以榨菜叶汤、豆腐乳、菜头为主。

    一年以后怎么办?县里曾组织有关部门专家上山为知青们开“处方”,寻找生活出路,但面对一片荒山,也束手无策。最后,也不知是谁,想出了“种茶”的点子。于是青年们才有了真正的劳动内容。小寺基有一片相对平整的山坡,经知青们的努力,辟出百亩茶园。这是百名知青在山上留下的唯一成果。

    大寺基山高,气温低。那时,我与路桥知青刘万章和王植庚老师住在俱乐部的一间小室,其他知青全宿通铺。冬季,与刘共眠一床,床上垫的是各自带的6斤重的棉絮,盖的是统一发的两条10斤重的棉被,但仍然感到不够暖和。早晨起来时,被头结冰,窗花很厚,最冷时室内温度为零下18℃。

    大约是196610月,为期一年的“皇粮”吃光了,组织就将我们分到大寺基林场的各个分场去做临时工,参加植树护林。记得当时有4个分场:大寺基、开甸、双场和老岗基。同年底的一天,全体知青集中下余总场开会,要求我们与总场签订临时工合同。我认为,既然是合同必须征得乙方同意;既然是临时工,又何必将我们的户口迁到林场。为此,大家与场领导和青年队负责人发生争执,因不能达成共识,合同未签。全体知青徒步赴黄岩城关讨说法。至长潭,水库管理局派出多辆卡车送我们至城关。当夜集中县府大会堂,以我为主与县内务局正副局长唇枪舌剑。结果是大问题未解决,按照每人100元的标准,给我们补贴万元,暂时缓解了生活问题。

    这次讨说法的另一收获是同意我们外出串联。我们自愿组织的16人,于1967年元旦出发,徒步到宁波,再乘火车,至上海时,全国停止串联活动,陆续返黄,但没有集中赴大寺基。后虽一部分人又上山住了一段时间,却被大寺基林场的“造反派”用棍棒“围剿”,认为我们在夺他们的饭碗,因为林场发工资的主要来源是植树护林经费,十分有限。不得已,迫使我们逃向仙居,绕道回黄岩。

    直至1969年,县革委会成立,曾安排我们去金清农场做一阶段临时工,至年底才将我们分配到各林场、农场、渔场。其中:

    金清农场50人:卢奇岫、张友顺、陈正喜、张夏郎、牟正法、夏式垣、茹晓峰、刘宝玉、梁彭岩、张正顺、李祖法、符士国、袁新华、项惠芳、何雪飞、陈招香、吴菊芬、牟美珍、陈荷香、张桂飞、李哲忠、朱适亭、郑兆迪、钱仙德、钱前其、程桂芳、韩叔明、金小林、贺福林、夏小林、顾祖吉、王怀斌、陈其富、宋元元、张宝法、王金淼、曹雪琴、周尧城、周春琴、甘巧白、戴青一、戴宗杰、陈春生、方雪生、朱晨辉、郑可德、叶逢荫、蔡继森、姜慧生、王容玉。

    大寺基林场17人:王宝顺、王新法、童彪、孙升正、王冬菊、程金飞、陈文娥、冯淑珍、杨清德、余方德、楼玉林、洪素娥、管桂芳、陈娓娓、周良志、何云琴、潘冬彩。

    马铺农场6人:夏士元、刘万章、刘元侠、江再利、苏士寅、刘祖胜。

    百丈柑橘场6人:陈卫斌、徐国真、陶招女、林微微、章爱丽、李荣泉。

    方山下林场4人:潘临祯、解凤英、陈小芳、李建根。

    长潭渔场5人:陶开成、崔义云、陈彩英、张跃君、许雪君。

    县鱼种场2人:林达河、娄根福。

    另有8人,在分配前已参军:彭尤森、潘友福、陈荣法、蔡阳福、方跃法、阮育青、胡卫民、王招根。许雪清出嫁并随军。李荣春亡故。

    1970年初,我们分别赴所分配的场圃报到。

    2004年5月7,60多名知青重赴大寺基,我应大家之邀作《重游》。现记之:

 

    近四十春秋,弹指一挥间。回首当年汇城关、海门、路桥三镇整百名知青于大寺基,处室内-18℃、室外寒风凛冽、积雪过膝、冰锥丈余之恶劣环境,过一碗榨菜叶汤、一块豆腐乳、十元生活费之清贫日子,砥砺意志,艰苦奋斗,创半耕半读林业学校,辟小寺基百亩茶园。

    今故园重游,惟存八间宿舍,余毫无遗迹;但龙缠岩依然屹立,犹如大寺基精神。其间,或岩边溜达,合影留念;或三五成群,相互问候。有事业有成者;然亦有曲折坎坷者。世事沧桑,不足为奇,钱财乃身外之物,仅愿诸君知足常乐,手足之情长存,永志千里婵娟之念。

 

 

初下乡的那些事

毛乃雨

 

19658月,16岁多的我初中毕业。刚出校园,就响应党的“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教导,插队落户到院桥鉴湖公社占堂大队。我们这个大队当时共安置了二十多个知青,大部分都是城关民办中学的初高中毕业生。女知青被分别插队到村里的八个生产队,而我们九位男知青和另外的两名女知青则被安排到占堂山上一个叫大郎坦的山坳里,配上两个老农民带领指导我们劳动、生活,组成了占堂村的第十个生产队。两个农民师傅基本上是白天上山,夜晚下山回家。

 

我们11人俨然像一个大家庭。两个女青年主内,即烧饭、养猪。我们男的主外,种地、管山林、放牛羊。吃的蔬菜各人自备,即自买、自烧,要么各自合伙烧。厨房里都挂着十几串各人的咸带鱼,我们得吃半年多……。

要说这个大郎坦,实际上是大跃进时期院桥区的一个区办畜牧场,拆散后归还占堂村。当时大队里派了4个农民在此管理山林,放羊、放牛、种地。现在就由我们来接管它。大郎坦四周环山,有四间小平房,后山另搭了几间养牛羊的牧场。从山下到大郎坦需爬二里多山路,这是山径,是没有台阶的黄泥路。上山的路很陡,要越几个陡坡并攀缘一狭小的岩壁,通过一条只有一个人才能过去的叫“棺材狭”的峡谷,然后到达环山平路,再转过几个弯道经过一个坟堆,穿过敞开着坟洞边的小路,最后拐过一个弯即可到达我们落户的大郎坦。从现在休闲的角度看,我们住的大郎坦,确实是一个风景秀丽的避水山庄。门前是一片七、八层的梯田,次第延伸直至山涧。从梯田中间小路向南走去是一口大约十几米长,三米多宽的水塘。这个塘很特别,底下没有污泥,是一块绿蓝色的风化石,不硬又不软;水清澈见底,常年流淌着山泉,灌溉、浇地均靠它。过了长塘,那就是一大片沙质黄土地,一连片30多亩,仅可种红薯、土豆用,我们管它叫“飞机场”。站在“飞机场”边上则能看到下面山腰上的水库和对面绕山的一条从院桥通往温岭泽国山市乡的盘山路,这也是我们平时唯一能眺望到人的地方,它是黄岩与温岭的交界线。听当地人讲,对面的山上是解放初期最后一股土匪的剿灭地。山连着山一直通向太湖山脉,看不到人家,听不见人声,只有风声和虫鸟的叫声。要说邻居也还是有的,再向上约一里的大郎坪头上居住着一家人,那是温岭人属于温岭地界。到了秋天,那艳红的晚霞照遍整个山脉,真是美极了!但我们当时没那闲情,也不会去欣赏这些。

我们在山上主要任务是给大队做事,拿工分:放养三十多只山羊、几条牛、管理山林不被人偷。粮食来源是除了五六亩梯田种的稻谷外,就是黄土地上收的番薯,收获的红薯块重半斤以上的可换取细粮按六比一算。一到秋天红薯收获时节,我们都是摸黑起床,下地挖红薯,并按个头大小分堆,中饭后由山下各生产队社员上山来挑走红薯。那时山上人山人海,是一年最热闹的时候。

当时没有化肥,为了红薯能高产,院桥知青办邵明通帮我们联系了院桥中学,去那里挑粪。那些粪,我们先用船运回村船埠头,又从船埠头挑二、三里路到山脚下,再挑上山也得二里多路。挑粪不比其他东西,粪桶本身很死板不能自由摆动,还要注意山路旁边的树木,瞻前顾后,以防被树扣倒,要是不小心粪桶滚下山去,可就惨了。你知道吗?粪桶浸水后是很重的。挑粪可是个力气活,一挑起码要一百多斤,更别说那熏人的臭气了!上山一趟起码得停息十几次。就这样我们起早摸黑苦苦挑了三天,一船粪才算挑完。

为抓季节也为了我们能多挣工分,在春耕、夏收时大队都要安排我们到山下各生产队去劳动,耘田、拔秧、插田、割稻等。天未明下山,天黑了上山,午饭搭伙在农民家。一天的劳动能换得五、六分工分,而农民每天则是我们的两到三倍。我们在山上牧羊、放牛、管山林,每天出勤记三分。我从不旷工,一年下来能分到五十多元钱(每工五角钱,一天只能挣一角五分),扣除粮食、红薯、马铃薯、西瓜蔬菜等费用后尚剩十余元。我这样还算是中上收入的。你看我们生产队十一人,年终时的总分配数都不到一百元,在结算时还拿不出这么些钱,就用财物估价代替现金分发:如闹钟、竹箩、畚斗、团箕,等等。刚支农的前十个月,我们尚能得到政府每月发给的一些粮票以及生活费八元,以后就需靠自己劳动糊口了。山下的女青年年终每人也都能拿上二三十元,而我们只得靠父母援助了。

除了大队上分派的事以外,我们还得靠自力更生解决燃料问题:每人每月交柴禾五百斤,女青年三百斤。另外要积肥烧泥灰十几担,也得靠柴禾来解决。大队分给我们的有些柴山很陡,好不容易砍了一担柴,结果不小心一上肩就溜出滚下山了,有时挑着柴返回,被树枝扣住一弹,前面的一捆又顺山势翻滚下去了。运气好时还能捞回半担,不好时就是空条绳回,白干一天活!这些都是家常便饭了。再说说种白菜吧,我们种了白莱,到收获时按底分或按工分分配,以低价分给大家去卖,这就是当时农村的分配方式。我好不容易拔了一担白菜,有一百二十斤,当挑到山下时,有人出价一元钱一担,我如再挑十里地到院桥能卖到一元二角,多挣二角钱,最后选择了在当地卖掉。这使我体会到,山里人挑一担柴到城里卖的艰辛。

我们知青年轻又单纯,跟农村青年不一样,我们有自由快乐的天性。说来好笑,我们种了二亩多西瓜,只卖了四十多元钱,为什么呢?是我们十一个人给吃掉了,最少的人也吃掉三百多斤,多的五百余斤。我呢!算中等四百多吧,哈哈!这也是我一辈子吃西瓜最爽的时候。

这四十多元钱的西瓜收入还是有人反映到当时的鉴湖公社,在公社知青大会上点名批评后才运到路桥去卖的。可能有人还会不相信能吃这么多,可事实是我们自己吃的,只有少数送到城里给父母。你想,送几个西瓜要走十几里路到院桥再乘车,再说我们哪来的乘车钱,都是步行到城里。而我们吃西瓜很方便,随时随地可以到田里摘,你一个,我一个,各吃各的。那时,我们还经常在夜里打手电筒摸黑去摘西瓜。今天想想都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每天跟山打交道,能吃饱就不错了。记得到了冬天,天黑得早,夜里只有煤油壁灯,是用墨水瓶做的,每人一个,算是很奢侈了,农民一家子才只有一盏灯呢!闲的无聊,又嘴馋了,就将每人床板下分来的小红薯,各人出一点煮它一锅,放在房中间,大家坐在各自的被窝里,边吃边唠,吃个痛饱。

另外,我们还经历过常人没经历过的事,说起来也不怕笑话。当时,我们在后山牧场养的一头大母猪快要临产了。一天中午,当女青年去喂猪食时,发现栏中空空如也,于是就去查问昨天喂食的知青,得到的回答是:傍晚天黑没有看清,只是给了猪食就回来了。真是奇怪,一只临产的大母猪拖着个大肚子怎么就从栏中不见了?找遍山上四周方圆,也不见其踪迹,我们只得将此事汇报大队部。一个旷野山上,往日过路人很少很少,何况是只几百斤重的活猪?此事还真成了村里的笑话。

过了三天,轮到我放羊,因有雷阵雨,我没把羊赶到远山去,就在后山坡上放。翻过山坡一片美丽的景色尽收眼底:山下的村庄、稻田和远处的鸡笼山、鉴洋湖……,令人心旷神怡!当阵雨飘过来时,我本能地躲向一旁,突然发现一堆刺蓬中有黑影骚动,我吃了一惊,以为碰到野兽了,壮着胆定睛一看,原来就是我们苦苦寻找失踪了三天的母猪,它在这里做窝了。我们大家想法赶它回家,却犯难了——猪它前脚短后脚长,上坡容易下坡难,再说大肚子拖着地,既不能打,也不能抬,更不能拉,最后采用走之字形来减少坡度,花了大半天才把它安全赶回栏中。过了没几天,母猪就顺利地产下了十三只小仔,我们无不欣慰,遗憾的是死了一只。像这些事真是笑话不少,也让人记忆深刻。

那时,为了增加收入,区知青办同意批贷款让我们买牛,到春耕、夏收时我们可以将养好的壮牛出租给别村生产队。此事一定,我们就去黄岩方山下牛市买来了两条小黄牛,付了八百多元,那时这笔钱是大数目了。从黄岩牵牛回到山上,已是傍晚了,我们就将其拴在门前的柱子上,去做饭了。等吃完饭出来时,我们个个都两眼发直,惊呆了:两条牛不见了!这在当时可是一辈子也还不清的债啊!我们急得四处寻找,一直到天黑,也没有牛的踪影。我们只得摸黑下山,向大队部反应,大队部也拿我们这些活宝没法,感到又好气,又好笑,只能到明天再找。第二天早晨,邻村对岙村的农民在麦田里逮住了两条小黄牛。那时,它们正悠闲着呢!吃了对岙村村民的一片麦子。后来经过两村干部的协商,得知是我们知青的牛,就赔偿了一些钱把牛牵了回来。

诸如什么放羊不小心把田里油菜吃了;放牛把邻村地里的红薯藤给吃了;羊在山上半个多月不回栏;闲来没事打打扑克,谁输了就回城里从人家家里带些吃的回来,共同分享……这些大大小小的事时有发生,你说我们知青的生活够丰富的吧!我们在艰苦中找快乐,在困难中求生存,这就是我们当时知识青年的特点。

1966年下半年,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了,原大队部被打到靠边站,一班造反派上来后,马上对我们大郎坦知青来了个大调整,三个知青调往山下生产队,领班农民也减少了一个。

在寒冬腊月的一天,天上下着小雪,这帮造反派又来到山上,要对原大队部的资产进行重新评估,评估价格由他们说了算。结果评估的资产要亏1500元,你可知道,当年这1500元可是天文数字啊!他们也料到我们知青年轻无社会经验,就提出要我们同意在评估的价格单上签字,要是你认为不合理,他今天就不供应棉花籽饼(这是冬天牛唯一的精料),或由我们自己去黄岩牛市卖牛抵账。你们不知道,冬天牛价是最低的,它身上的皮毛没有光泽是卖不出好价钱的。在这寒气逼人,天上下着雪的日子里,我们山上虽然还有七个人,可有几个返家不在,怎么办?而且其中一头黄牛正在生病发热,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在这山上有谁能帮助我们?在实在无奈的情况下被迫签下这笔债,我们也知道这是一笔很大数目的债务,可能要还半辈子。祸不单行,生病的牛他们又不管。为了给这头牛看病,我们从院桥请来了兽医,因没钱医治,来了一次后就再也请不起了。我们只好把病牛从牛栏里扛到我们住的窗前,用稻草垫盖着。这样可以随时照顾它,听到它的呼吸声,我们也放心些。几十天后,我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条黄牛慢慢地变瘦而死去。当时的我们充满了心酸和无力感。

每当站在山岗上,看到那文化大革命的游行队伍像长龙一样在田间小道上游动,看到他们摇旗呐喊,忙于抓反革命、批斗、抄家,我都会在心里默默地想:哪还有人再来关心我们这些知识青年的死活啊!

2014516日)

 

 

 

 

 

 

 

三季农忙

毛乃雨

 

高桥新建大队,当地农民都叫他知青队。常住人口五六十左右,分三个生产队,后因上调招工及自己创收搞副业,改为二个生产队。每队管理四十多亩稻田,一亩多旱地,人均二亩多。而其他生产大队人均不到半亩,有的才三分多。

春耕是一年中的第一个农忙,从关田开始到插秧,首先用春花 打基肥,再铺些猪栏肥,后进行翻耕,使它腐烂,这就是早稻田里的全部基肥。在割紫云英时,田里时常有小毛花蛇和红肚子水蛇,它比田里的黄鳝还要多,满地钻,很吓人。到平整水田耘田时,紫云英腐烂的那股臭气很难闻,田水能把人的双脚和脚指甲染成锈黄色,个把月才能退去。农村还有个习惯,到插田时节,天未亮就空着肚子去拔秧,到太阳上山后再回家吃早饭。早春的凌晨寒气逼人,我们穿着棉衣,赤脚下水田,双腿像插进冰窟里一样,刺痛到心里。回来时每个人走路都是一拐一拐的,像踩在玻璃片上似的 。插田,使你腰酸背疼,技术高的在第一排,慢的在中间,这样促使你提高技术——快插,不然两边都插到田头,而你一人落后了被关在中间,那就只有丢人的份了。所以每次有新的知青来,不管男女都要他们先学好插秧技术。


插完田就接着割麦子,因麦田也得插上早稻,早稻面积须达到百分百。麦田布满蜘蛛网,还有虫子、飞蛾等,够脏的,特别这麦芒,它像刺一样直往衣服里钻,使你又痒又难受。麦子收到后先堆放着,待闲暇时再脱粒。为抓季节,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插秧,且须在立夏前结束,所以大家就得不顾疲劳地努力劳作。其实,我们私下里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就是赶回城里和家人团聚,过个立夏节,饱餐一顿——食饼筒。这也是大家最渴望回城一趟的美好时光。

插田是短期的,田间管理才是长期的。而摸田又是最主要农活之一:七、八天一次,一季稻需三次,说白了,就是用手去耕耘稻田 。其传统的做法是跪在水田里,双腿中间一棵稻苗,两边各四棵,爬行向前。这就苦了女知青,她们也同样要这么干(农村是没有妇女下田干活的)。后来我们试着改革过——站着摸田。可却招来四周农民的风言风语,说我们知青是少爷兵!邻村生产队摸田,他们人多,一次排列过去就是几丘田,一、二天就能完成一遍,而我们人少,一丘田来回要重复五、六次。第一遍刚完成,第二遍又得开始,最多时我连续摸田二十多天,腿都磨得红肿了,我们把自己比作像几只田鸡在田中行走(意思是人太少了,寥寥无几)。所以我最佩服的还是新建队的全体知青,他们以主人翁的态度,实实在在地干活,从不叫苦,不后退,在其他农村插队的知青是很难找到这么干活的。

一年里最苦的要算夏收夏种了。即既要抢收早稻,又要抢种晚稻,所以俗称“双抢”。农村到了这个季节,男女老少都出动了,妇女晒谷,老人小孩晒稻草,劳动力要比平时多出一倍多。而我们则相反,因晒场上得留几个女青年,另外还要几个挑晒稻草的,这样每个劳动力得负担三亩多田。所以到农忙结束,在田间晒的稻草或烂了的稻草都是我们新建队的,因我们人手实在不够……。

割稻是收获,但割稻也有风险。大部分人都经历过割破手指的教训,因紧张与疲劳,一不小心,就会发生。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说的春耕的蛇,那时因气温低,它们的行动还比较迟怠,而夏天当稻子割到中间一块时,整丘稻田里的蛇都被集中在这里了,它们会突然窜出来,像突破防线一样向四面乱窜,虽然不是毒蛇,但也会使你全身起疙瘩。夏天的午后,烈日当头,田里水温都要四五十度,刺激到腿上被蚂蟥吸破的伤口是很难受的。说起田里的蚂蟥,这个吸血虫最让人讨厌,多的时侯吸附在你的腿上揪不出来,有时还里三层外三层,一个伤疤上有大小七八条,血吸得鼓鼓的,用手拔还嫌慢,就用镰刀从上往下顺着双腿来回几次刮下去才能去掉它,散落一地,腿上的伤口还血流不止呢!再有一种叫赖虫的,白色两头尖尖,浮在田水上,碰到双腿就猛叮,那个疼是钻心的。而且,被叮后,几天都不能碰这部位,一触就像针刺一样疼。还有夏收最关健也最难熬的是挑一担上垟谷。中午收工时肚子早已空空,狠毒的太阳当头照着,人极度疲倦,但每人必须挑一担湿谷子回去,每担谷子重量近一百五,挑到晒场有一二里路。这可是最难的,它是在挑战一个人的极限。晚饭后,我们还得把今天晒场上收的干燥了的稻谷挑到粮站去交征购粮,这是国家给农民的硬任务:质量要好。此时的粮库里人山人海,都是各大队来交粮的,他们有的用船,有的肩挑。待卖粮完成大都时过九点,大家在小河边洗个澡,一天的劳动就算结束了。

夏季也是台风季节,每个夏季都能碰到几次,但不管怎样,我们都必须冒着风雨去割稻子、插秧。因季节不会等你,过了秧龄,插下的稻子没有产量等于白干。每当这时,遇到恶劣的天气,大家都会身穿笨重的蓑衣,头戴斗笠在泥泞的田埂上艰难地行走,一不小心还会滑到田里,弄得满身泥水。记得有一年台风来时,正好是收割季节,由于连日下雨,来不及收的稻子挂在稻秆上就发芽了,割来的稻谷因没有太阳晒,堆放在家里的也开始发芽了。为了确保在“立秋”前完成晚稻的插种任务,我们不能有丝毫和懈怠。那段时间,我们的身上每天都是湿漉漉的。除此之外,家里堆着的稻谷,我们还得时常翻动,以免湿谷的温度升高而发霉。待上交国库粮后,剩下的芽谷粮就是我们的口粮。所以说农民靠天吃饭就是这个道理。

雨多了不行,但雨水缺了也不行。有年碰到干旱,水库也告急了,晚稻插下没有水,谷子就不能灌浆,收获时尽是瘪谷。结果我们几个村联合起来想办法在高桥闸上进行返水,用水车车水。一排长蛇阵日夜轱辘轱辘转,脚底都磨出了水泡,接着再架起第二道水车才能把水送进田里。这样我们搞了一个多星期还不行,后来听说从海里输进少量海水,解了当务之急,但后茬紫云英发不出芽而减产了,确是咸水造成的结果。

秋收是漫长的,不用抓季节,只看天气好坏而进行收割稻子。稻子品种也多样,有晚谷、糯谷、晚籼谷等,而明年的春花——紫云英种子在晚稻未成熟时就得撒下。国家的征购粮任务一般在夏季时就交得差不多了,余下的粮食都是自己的口粮。播种的春粮——麦子,占总面积的百分之三十,不是很多。麦田翻耕后,要挑排水沟,农村各生产队都安排一人在前面捞地,后面一人铲土,比较轻松。而我们劳动力缺,一人就用铲子柄直接顶着肚子向前犁,付出的体力比农民的多得多。

 

三季忙时,农村主妇们都为下田干活的丈夫、儿子准备好有营养的菜肴、食品,改善生活,每天一次或二次送到田头。有炒年糕、汤米面、荷包蛋、糯米圆、麻糍等等,五花八门,香气扑鼻,农夫们也难得享受一年中的特殊日子,而平时也是很艰苦的。可我们是吃食堂饭的,食堂由二个知青管理,也准备些点心到田头,是什么呢?白米粥里放些红枣和绿豆,再放些糖精,一两饭票一碗粥,这就是我们的待遇,很满足了!食堂里也改善了伙食。早餐有咸鸭蛋(食堂自腌的),中晚餐有卤猪肉、大肠、猪头肉、狮子头(肉圆),这些在平时我们是难得吃到的,此时大家也都舍得花钱买了吃。记得刚建队头几年的一次春耕,队里没有钱,食堂资金只有一百多元,只够买猪油,一个春耕二十多天,我们几乎天天同样的蔬莱单:咸菜、咸菜汤、剪豆炒咸菜,因菜与剪豆都是自己种的。凡是新建队的知青都记得一个响当当的菜名——凤尾菜汤,它是我们一年里不可少的一道菜,即用榨菜叶腌制的酸辣菜,做汤很开胃,价格便宜。秋收点心是什么呢?是红薯条汤,红薯是各小队种的,小的交给畜牧场喂猪,大的就是煮汤用。

我们这批老知青更为陆续新来的知青创造条件,有些新来的知青几年后走了,又迎来一批。因为我们自己出身差,年龄大,有的成了家,不符合招工条件。后来个别老知青自嘲、风趣地说:我们大队就叫高桥新建搪釉厂吧!这意思大家总明白吧?而我们则算是本厂的元老工人。

二零一四年六月三日

 

注:春花:即绿肥就是紫云英、苜蓿,把它割倒后堆放成一堆一堆,用大镰刀剁碎,重新撒到田中作肥料。

    因拨秧姿态固定太长,水温低,双腿都麻木了。

    去杂草,松土。

 

知青岁月记取录

毛太鹏

 

一、启程去插队

1964829上午,天气晴朗,我在居委会干部的陪同下来到城关镇会堂,参加欢送城关第二批青年到农村落户、建设新农村的大会。大会有当时的县、镇领导参加;有知青家长代表,全县知青标兵章满英、应远耕,毕业生学校代表,农村安置干部代表等发言;还在现场给每位务农知青颁发了“光荣证”。此后,知青们胸戴红花上街游行。当时黄岩大街上红横额、彩旗满街飘。横额、标语上写的都是“热烈欢送城镇青年到农村安家落户!”、“响应党和政府号召,革命青年志在四方!”、“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当时城内有上万人出来欢送、看热闹。各个居委会都有自己组织的锣鼓队,领头的都将花鼓架彩扎得五彩缤纷,挂在胸前,一路敲打表演,鼓声此起彼伏,欢闹了整个黄城。来到小东门汽车站,只见送往各乡村的汽车早已在那等候。告别时刻来临,家人都各自拥到一起,我母亲过来握住我的手,对我叮咛了一番,这时有报导人员把我与母亲的告别情景拍了下来,留下了那一瞬间的真实。我还看见有老师、同学、邻居等熟悉的人在人群中向我招手道别。告别之后汽车送我到了院桥,只见院桥广场上一大群戴斗笠、穿短裤的人在敲大锣、打大鼓,拉着的横额上写着:“热烈欢迎城镇青年下乡建设新农村”。我们下车与在此等候的区、公社领导握手,并被带到边上的会堂内,举行了一些简单的仪式后,就与相关的生产大队干部见面。我去的地方是鉴湖公社东鉴大队。不一会儿,我们七八个人被东鉴的社员带到一艘停在埠头的小船上,行李也早已被放上,由社员摇着浆将小船驶向东鉴。船到东鉴小河埠时,只见章满英早已带着一群知青等候在那里。我们上了岸,他们争先恐后地帮我们拿行李,并引导我们来到知青住地。住地建成“U”形平屋,有廊相通,东边为大队部、会计室、民兵室,西边为所有知青住房,三人一间合住。午后生产队给大家提供大锅饭,每人还有一大碗小有油水的冬瓜汤。之后便是大队书记、大队长、团支书和章满英等比我们先来的知青过来聊天,希望我们先安下心来,适应环境,然后再考虑分配到各个生产队去。

傍晚我一人站在后门的高地,看着这陌生的,似乎毫不相干的地方,心中无底了,也不知道往哪儿想,也不知道明天、后天或人的一辈子会怎样,当时总觉得离家远远的。但这一步已迈出去了,就必须朝前走了。

 二、“煤” ⑤灰堆

    下乡当时,正值夏收夏种之后农村俗称的“八月汛”期。夏收夏种刚过,除田间管理外,农民一般把重点之一转向为秋种积肥。积肥的一个侧重面就是多削草泥,在盛夏的烈阳下暴晒几天,然后用干稻秆、“莨萁柴”作燃料,干草泥、田泥作“煤”灰填充料,在灰堆内心高温作用下,将草泥烤熟成“泥头灰”。这泥头灰经过筛砻后,将石子等去除就成了上好的泥头灰肥。这整个过程,农民称为“煤灰堆”,因为始终整个形状都堆成一个似“山”的造型。

    “煤”灰堆看似极简单,农民一“煤”几天下来就成小山状。大的直径有五、六米,就是下几天大雨,灰堆心也不会灭。天一晴,用锄头在灰堆中间腰部一露,添加柴草,灰堆就增大了一圈,“煤”得也就更红火了。但到我手里就变得不简单了,起始堆好柴草,准备好加压的干草泥,火一点着,要不就一蓬火烧光,要不添压草泥后,还没“煤”起来就死掉了,急得我干瞪眼。当时,一旁好心的农民看到这个情况,就过来教我。他仔细地给我讲解“煤”灰堆的要领,怎么放好柴草,从哪儿点火,烧到何种程度加泥,加多少泥,到一个什么状态就不急着加了。当然,第二天还要再去看看顶上有没有湿泥,如有,灰堆就活了。做完这些之后,再过一段时间,要再浇浇地露腰部看看,看泥的变色程度,是否已变成黄或红或黑或白,这颜色的变化能说明里面存火的多少,看情况再露腰灰添柴加泥,这样灰堆就会越“煤”越大了。经过这农民一教一帮,我的灰堆总算“煤”起来了。后来经过几年反复,最后我终于自己独立掌握了这一技能。之后想起来,这里边的道理也就是一种科学常识:要想将这灰堆“煤”起来,核心中的“煤”火需要有不断供给的氧气,供给氧气又必须有通道,任何通路不能堵死,所以在放柴草、草泥的过程中,都必须符合这个要求。农民还告诉我说,这灰堆的顶部及以下核心部分是不能动的,这里面是灰堆的火种。至今我想想,这农民在农技的传承上经过了几千年的选优汰劣,凡保留下来的都是符合科学规律的,他们只选取了实际操作的部分,至于那些科学总结、整理,就只有让那士人们着写在历代的各式农书中了。

三、有趣的苦乐活

夏夜守瓜田

    那时生产队兴起种西瓜搞副业。66年我们队的许多田都种了西瓜,到了八月,西瓜大批成熟,为了防止有人偷西瓜,队里编组每晚在瓜田里守望。瓜田里搭了一个简易棚,里面放了许多干稻秆,供守瓜人休息。棚里还有一只大泥壶,壶口扣一大碗,是供人口渴时饮凉茶水用的。记得我与师傅“老人家”(他的外号,其实他当时还只是四十岁左右)分一组,还加上另一社员守夜。上半夜我们不时分头在周边转悠,老人家拿把扇子一边摇着赶飞蚊之类,一边告诉我西瓜怎么看生熟,哪一批的西瓜质量好等等。我们三人聚在一起时,会讲讲队里的家长里短。到了下半夜,四周鸣叫的青蛙似乎也少了许多,这时老人家就会让我睡一会儿,我也就躺在香香的稻秆上睡去了。有一次,当我正睡得香时,被老人家叫醒,说:“起来吃西瓜吧!”我睡眼惺忪地问:“这西瓜也可吃?”他俩都笑了:“这是队里的点心,大家都吃的。窟已捞好了,吃剩下的西瓜皮都放到窟里埋掉就没事了。”这吃的西瓜是瓜田里挑一的,用手一按,“啪”的就裂成两半,然后用手瓣开,三个人就猛吃起来。我边吃边笑,这不是监守自盗吗?果然,第二天,有社员老厚故意笑着问:“这田里怎么少了一些西瓜,是不是田鼠搬到洞里去了?看来今后要打田鼠了!”然后大家也便一笑了之了。

腊月切荸荠

切荸荠在岁尾年初的隆冬腊月,一般会在春节之前居多,那时与冰冻的田泥、水打交道,是最辛苦而难受的农活。在一丘荸荠田里,队里常常将其划块分片各自包干切完,或将小的丘田整个给社员,这样一是能估出单位面积的产量,二是能清楚地知道谁切出来的质量好。我的包干区被分在师傅边上的一小块,第一次赤脚踏进这田泥中,一脚下去不多时就感觉刺痛加剧,不久就双脚板麻木了,同时看看身旁的农民,虽有些人大叫“冷、冷”,但还是看得出他们对这种状况已习以为常了。之后我便有了更深的认识,这种苦咬咬牙还是受得了的,最不能忍受的是切出来的荸荠少有完好无损的,不是被切伤了,就是被切成两瓣,这不要说农民心痛,就是我自己也实在说不过去,急得不行。幸好有师傅和热心农民的指导,他们告诉我,切前要摸清泥上那些能见的枯株秆,想想种时的情形,便慢慢地会知道泥下的荸荠长在哪里了,这样大致估摸从边缘切下去一准能成。我想,这或许需要很长的实践经验才能达到,所以我也只能尝试着来干了。   

好奇驱使打草席

    当年在院桥盛行种席草,然后以收割来的席草打成草席卖给定点收购站,以增加家庭副业收入。一般种席草由男性担当,打草席由农家妇女操作。席草收割后要立即铺开在阳光下暴晒快干为上好品质。席草铺晒是一门特技绝活,一把刚割下来湿漉漉的席草,看准地方,果断地成弧线一挥抛出,席草一根根整齐地成扇面或几近圆形着地摊开,熟练的农民每次抛晒的席草都根根纹丝不乱,整个过程流畅而一气呵成,叹为观止。上机前席草需以长短分挡打,单选长草打席是不多的,除非作赠品礼品、定制等。一长一短打是最普遍的。单用短草打也少见,多用于儿童席或特殊需求的草席。草席打出来的品质好坏是看长短草的交接处在中间还是在边上,在中间的就差,在边上的就优,卖相就好。织机架上的经线为麻线,每根都穿过“分经压刀”的孔,打草席时将压刀向上运动并拗住经线,一般“通纬竿”从右向左横向将席草快速送进压刀下经线夹缝中至另一端头,然后通纬竿退出,分经压刀向下运动直到席草根根压实。这样不断反复操作,直到一榀草席打成下架。有些农户为了使织出的草席更美观,卖相好,中间部分可编织出花卉或几何图形、席边上通过对麻线的染色织出各种色彩边饰来。打草席需二人操作,一人双手把持“分经压刀”,一人一手拿“通纬竿”,一手夹席草,这样一穿一压,草席就如此反复而成了。那时,东鉴大多为带廊排屋,而每户机架往往都设在自家门口,过去一看,织机成排。那些大娘、大嫂们就坐在那里打草席,场面甚是壮观。我们男女知青跟这些大娘、大嫂们早已相熟,也觉得这打草席挺有意思的,所以时常在闲暇时过去给她们搭把手,跟她们聊聊天,在不知不觉中,我们对这门手艺也有了了解。

                            20148月稿)

注解:

①黄岩官方正式决定“上山下乡”运动始于196454日。当时章满英高中毕业,带头响应号召,与妹妹一起高调报名当农民,来到院桥鉴湖东鉴大队插队落户,在黄岩反响极大,成为家喻户晓的知青标兵。与章满英同时插队落户东鉴的还有九名社会青年。他们也成为城关首批知青之一。当年829日,又有一批知青上山下乡,故称为第二批。

②城关镇人委在1964829日召开的欢送知青下乡大会上给每位批准者颁发了“光荣证”。我的光荣证编号为49号。光荣证以传统的黄五星衬相向三面红旗的天头为基本装饰,上印“光荣证”三个大字,以下印主题口号是“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再以下用小号字印“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下乡上山,光荣参加农业生产,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农业贡献自己的力量。”底头署:黄岩县城关镇人民委员会,字上加盖镇人委大红印。时间落“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八日”。

③此照下乡后有关部门送我一张留作纪念,我至今珍藏着。

④当时此现场多有人纪录拍摄全过程,后仅一张送我,留作纪念,我至今珍藏着。

⑤“煤灰堆”为黄岩乡村农事俗语。“煤”,意为燃料在燃的过程中没有明火现象,像炭火一样,有化的意思,所以又称化灰。早年黄岩民间多点油灯,引火点灯的捻卷纸就叫“煤头纸”。“煤”在此只是一个借音字,四声中读第一声。

 

 

                                  

 

 

 

附件

院桥区鉴湖公社东鉴大队

知青插队及变动情况

 

    1196454日,首批(当时台州地区知青上山下乡首批)下乡落户知青:王乃和(女) 石菊清(女) 阮雪贞(女) 阮琴香(女) 阮普德 牟仙福 吉达禄 郑小英 郑仙凤(女) 郑巧祥 郑加祥 林汝明 林寿志 林宝林 罗瑜君(女)  娄春生 徐佩国 章华君(女) 章满英(女)。 

21964829日,下乡落户知青:王宝华 王新康 毛太鹏 孙鸿顺 陈女杰 罗德裘 潘兆政。

31964917日,下乡落户知青:陆冬青(女) 汪佩娟(女) 陈桂芳(女) 枣玲君(女)。 

    4、上世纪70年代,下乡落户知青:王崇伟 陈雪萍(女) 陈继友 陈继方 阿龙(姓名不详)。

    5、知青应征入伍:王新康 孙鸿顺 罗德裘。

    6、知青投亲靠友离开东鉴:吉达禄 潘兆政。

7、抽调去高桥公社新建队:王宝华 阮琴香(女)徐佩国。

    8、知青调整到本公社其它大队落户:王乃和(女) 牟仙福 汪佩娟(女) 郑小英 郑巧祥 郑加祥 枣玲君(女)。

    9、知青招工(1965年):章满英(女)。

 

一辈子的坚守

牟连春口述 小张整理

 

我叫牟连春,黄岩人,194011月出生,中师文化程度。19627月,我由黄岩师范毕业转入黄岩中学学习、工作。此后,我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上大寺基林场工作直至退休。20001231日退休前,我是黄岩区大寺基林场高级营林专业技工,先后担任过林场团支部书记、出纳、仓库保管员等职务,并参加了造林营林、林业派出所组建前的森林保卫及公益修筑山路工作。对待工作,我始终保持着一颗火热的心,在每个岗位上都能勤勤恳恳、尽职尽责。由此,我也得到了组织的关爱,受到了上级的表彰,并有幸在1995620日《黄岩报》头版头条的报道中被原区委书记朱贤良称为“创业精神值得学习”的老知青,使我感慨万分。

    作为知青,我做了一些工作,也收获了几项荣誉。一个是黄岩县安置办公室、共青团黄岩县委“上山下乡知青”先进个人一等奖。还有就是196554日作为黄岩县树立的“上山下乡知青标兵”、“优秀团员”等荣誉典型,推荐参加省级先进评比,获得共青团浙江省委青年“先进生产者(人物)”荣誉称号,受到全省发文表彰。当获奖文件到达县里后,黄岩县委、县政府马上隆重召开了“劳动模范表彰大会”,我是六个典型的劳模之一。另外,《浙江日报》在196454日第三版、196554日头版社论及76日的报道中多次点名表扬了我。此后,我还曾多次在春节期间,光荣地参加了浙江省委、省政府各界慰问团,先后到过解放军驻路桥机场部队、大陈岛部队、海门和黄岩等地慰问,当时慰问团还有坦克英雄杨阿如等先进典型。

也许有人会讲,黄岩最早一代知青的荣誉,你几乎都获遍了,省内外闻名,你凭个啥?我觉得,只有干在苦处、敢于奉献、坚守责任,才能以实实在在的成绩换来大家的认可和支持。

大寺基:我的选择

    我本可以生活得很舒适,如果不是选择“上山下乡当知青”去大寺基林场的话。我的父母亲都是老共产党员,1938年经林泗斋介绍入党。父亲还和陈庭槐等一起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学习过九个月,并曾受丁学渊书记指派,特委书记刘清扬批准,单线联系从事地下党革命工作。而且父母亲曾在1948年送情报给章学英,掩护仇雪清、牟寿松、孙锡华等安全转移的事迹也被载入了党史。我的哥哥,年仅13岁时就跟随父亲参加革命活动,后来第一期干校毕业被分派到头陀区委工作,1950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参加过抗美援朝、西藏平叛及中苏边境自卫反击战,荣立集团军以上二、三等功12次。我的姐夫,解放杭州时率领突击排军人冲锋陷阵,攻城时,子弹从前腹穴中进后背出,因抢救及时没有牺牲,立了功。当时我是随军家属,又有师范文化程度,当个老师问题不大,也是顺理成章的选择。在经济方面,姐姐和哥哥每月寄给我二三十元钱的生活费,可以说是吃不愁、穿无忧,落得在城里吃安乐饭。但我认为,那时党和毛主席都明确指出,上山下乡是千万知识青年的方向,参加劳动当农民,是一个知识青年应走的革命道路。我应当积极响应号召,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去前,我写了封信给部队里的哥哥,征求他的意见,哥哥回信鼓励我。在征得家里同意后,我就向组织提出了申请。组织上对我说,有两个地方可以去,一个是平原的金清农场,另一个则是高山顶上的大寺基林场。我问哪个地方更艰苦,他们的答复是大寺基林场,于是我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大寺基林场。毛主席早就说过,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这才是好同志。做个好同志,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就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

我要下乡当农民的消息传开,当时引起了轰动,有对我刮目相看的,也有抱怀疑态度的,但大家也许更没想到的是,我已经暗地里下定决心当一辈子农民,为建设祖国的社会主义新农村贡献一生的力量!为此,我把自己的原名永斗改为连春,鞭策自己永远像春天那样意气风发。

水库建设:提前热身

    长潭水库建设,黄岩城里和乡村的人民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现在的年轻人可能想不到,那时许多在黄岩城关的青年职工,是自带铺盖和劳动工具,一路小跑着到长潭工地的。1962年正月,长潭水库建设进入了冲刺阶段,为泄洪涵洞出水口修筑引流渠,然而依然缺人。这时,为社会主义建设奉献青春力量热情高涨的我,路过这个热火朝天的长潭水库建设大工地,岂有不参加支援的道理?经批准,我以知青职工的身份参加了“城关连”,支援建设。分在同一连队的有方仲福、杨明法等人,我是班长。恰逢严寒天气,到处是白花花的冷霜冰冻,劳动条件十分艰苦。我们住在农家屋檐下,吃的是菜叶,脚上穿的是用厚布钉在木板底上的“自制保暖防滑鞋”,能有一双旧解放鞋穿已属相当不错。

    就在这样设施缺乏,寒风凛冽的条件下,我们“城关连”的知青们依然干劲十足,测土方、挖烂泥、拌水泥,再用手拉车搬运。当时凹凸不平的泥块地上、溪滩渠道上,都铺有“竹连子”当手拉车路,由于手拉车运得多、重量沉,毛竹往往折断翘起扎伤双脚,而整张“竹连子”被车压得突然弹起,将人打得鼻青脸肿、嘴唇出血都是常有的事。面对这些,我没有退缩,始终觉得比起那些原本与长潭无亲无挂故牺牲在工地上的“城里人”,我们这些青年职工,又算得了什么呢!即便是后来上大寺基林场,我们这些参加过一年多水库建设的知青们,也没有计较这一年多时间未计入工龄。当时,我心想,就把这段水库工地上的经历当作是林场植树造林工作前的热身吧!然而在大寺基创业的艰难辛苦,却是我始料未及的。

创业造林:付出汗水

    我是19637月到达大寺基的。那时,荒芜的大寺基气候比现在要恶劣得多,特别是春季造林季节,雨雪连绵,寒风刺骨,气温往往达到零下十几度,滴水成冰,锅盖一揭开来,水蒸汽就结成了冰,这在我们南方是很少见的。更令人难熬的是,山高路险,去造林铲地的工作地方要攀悬崖、登峭壁。这还不算,峻岭野谷之间,气候变幻莫测,山脚下闷热难受,可是一到山顶,夜里不盖絮被就根本不行。我们造林工人,几乎每天都要在崎岖陡峭的羊肠小道上往返一二十公里,天蒙蒙亮起床,中午就在林区啃点干粮,晚上回到住地一身泥雪,头发、眉毛都冻成了冰丝。脱下的衣服来不及洗也来不及烤干,第二天又湿漉漉地穿上出工。我上山时带的衣服都是好衣服、新衣服,在大寺基不到一年时间全都成了旧衣服、破衣服。当时,山上粮食、蔬菜也缺乏,时常吃不饱。

    面对这样叫人意想不到的艰苦环境,那些曾径和我在长潭水库建设工地上经历过艰苦岁月的知青们,在大寺基创业造林的困难面前退怯了,很多人不声不响地离开了。我成了第一个到林场也是最先一个留下的知青。我的行为得到了场党支部书记和场长的鼓励。同时,我也时刻用毛主席的教导和雷锋同志说过的话来激励自己——“在战略上要藐视困难,在战术上要重视困难;在困难面前,经得起考验,顺利通过这一关,那就是光荣的革命战士。”我在日记本上重重地写下了“向老农学习,在山头生根”的誓言。

    大寺基不少山峰坡度达到六七十度,人在这些陡峭的地方站稳都不容易,刚开始我只能立住转身略往下看,山坡险得让我头发都竖了起来。每当我胆怯和畏难时,我就用黄继光、董存瑞的英雄形象和“愚公移山”的精神来激励自己,很快就想出了在山坡立足、植树的办法,就是先挖出两个小坑站稳双脚,再掘坑栽树苗。用这个办法植树虽然很奏效,但也出现过险情。好几次,我因用力过猛使脚下的泥土松动无法站稳而滑倒,险些摔下山坡。

    记得1964年的一天,我和另一名林场职工廖大增,早上4点钟下山采杉树苗,回到大寺基山下的下余时,天已经黑了。我俩知道夜里走山路危险,但想到不把树苗送上山,第二天林区就要停工等苗,一合计就勇敢地挑起担子起身了。中间经过大坑时有一段200多米长的小路,这是大寺基最险峻的一段路之一。尺把宽的路,一边是悬崖峭壁,一边是万丈深渊。那晚天特别黑,我俩一手紧紧抓着担子,一手摸着岩壁,黑暗中用脚尖一点一点探着路。这200多米长的路似乎漫长得没有尽头,也不知过了多久才走完这段险路。一松下劲来,我们只感到汗如雨下,人仿佛是从水里捞出来一样,被寒冷的山风一吹,又冷得牙齿直打架,停都停不住。回到住地已是深夜十一二点,虽然身心疲惫,但我心中充满了完成任务的喜悦。在那段险峻的山路上,也发生过不幸的事,林场工人王克富就曾一不小心跌下山去,摔成重伤。

    大寺基还有一段险路叫水牛背脊,顾名思义,这是一段在山脊之上的窄路。这段路两边是极陡的山坡,而且风很大,山里人有句话叫“有鸟不飞水牛背”。196511月的一天,我和同事沈喜根冒着大雨下山挑蓑衣,上山时却发现,山洪爆发,淹了回去的路。我们只得绕道水牛背脊回去。当时雨雪交加,狂风呼啸,吹得人似乎随时都会像纸一样飘落山谷。我俩挑着因被雨水浸湿而越来越沉的蓑衣,拄着短棍,步履蹒跚地走过了天险。此时,我们身上潮湿的衣服已经被冻得硬梆梆的,就像穿了身铁甲似的,回到住地,脱下来的衣服居然能立着不倒。

    大寺基林区有片沼泽地,名叫烂草湖。1965年冬,林场决定在这里开辟茶园。那时天寒地冻,因没有鞋袜,林场工人都是扯把茅草裹紧脚,再穿双草鞋,就踩着刀山般的冰凌子下湖挑泥,因而腿肚子时常被冰渣划出一道道血痕,但很少有人退缩。就这样,在大家的艰苦努力下,烂草湖被改造成了大片茶园。从1994年参加全国名茶评比开始,我们大寺基林场出产的龙乾春牌绿茶,屡获全国金奖、特等奖等最高奖级。

守业护林:无私无畏

    创业容易守业难,我对此深有体会。80年代,大寺基林场森林已初具规模,养护、保卫工作更显得重要。在1987年林业派出所组建前,我已在场保卫科工作七年。期间,我经常向群众宣传相关法律知识,并有效制止了来自周边地域如永嘉、沙埠等地的不良盗伐歪风,抓获违法盗伐分子三人,办结了十几件盗伐林木案,其中四件为较有影响的团伙盗伐案。7年来,我和保卫科的同志一起,在市、地上级公安机关的重视和支持下,只争朝夕,锲而不舍,依靠周边属地党组织、政府和群众,圆满地将这些跨市、跨县、跨区乡的盗伐案依法办结,保护了国有森林资源和林区安全。同时,我牢牢记着当年知青表彰大会时,重温的党的教导,要处处关心集体、维护集体利益,只要对集体有利的事,都应抢着去干,对损公肥私、侵害集体利益的事,不能光顾情面、怕得罪人,要敢于去管。所以当场内出现一些赌博、贪腐的行为时,我毫不留情地进行了指正,同时我也多次制止了白杉、松、柳木的销售舞弊事件,但也因此遭到了打击报复。曾有过夜里10时被人从宿舍厨房后门窜入,打断胸骨的事件;也有过被打得腰部肾出血的事件;而更多的则是背后的讽刺和议论。也有好心的同事劝我“有些事情,看在眼里,放在心里,何必红了脸”,而我觉得维护集体利益,无论如何要坚持,决不能做刀切豆腐两面光的人。

    我也有遗憾的事。由于长年在大寺基造林、护林,加上伤病未愈,使我的胸骨有些弯曲、听力下降,因而未能通过1987年林业派出所组建时严格的体检,无法成为一名曾经向往的公安人员。对此,时任黄岩市公安局内保股长的赵昌鉴同志这样说:“牟连春硬,办事公道,工作能力强,可惜耳朵听力不适合公安体检标准。”这是上级领导对我在林场治安保卫工作的高度评价。

学习奉献:终生执着

    60年代上大寺基当知青到现在退休在家,我一直没有停止过学习。我坚持学习毛主席着作,比如《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文章;自觉地掌握法律知识,1983年开始至今,我自费订阅《民主与法制》,系统性地研习刑法、民法、诉讼法和有关建筑法规;改革开放后,我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有关论述以及“三讲”、“反对四风”等精神要义。从刻苦钻研农业技术、植树造林技术、养护营林技术、种茶做茶技术到利用业余时间冒雪向山区老人学习种植药材元参、芍药、玉竹等多种栽培技术,我深刻体会到,学习时间问题,实际上是人的意志问题,决心学,坚持学,时间总是可以挤出来的。如果等时间去学习,或许永远也没有时间的。希望这些能给当下的青年朋友们作个参考。知青时代的我,经过整天的充满任务的突击劳动,往往累得腰酸背痛,全身乏力,有时也很想马上睡觉,但一想到当天的学习任务未完成,就会打起精神,坚持去学。

    学习,能激发毅力,明确方向,使我们在劳动、工作中干出成绩来。年纪大了,更要学习,才会得失看淡,信念弥坚。在我临近退休那几年,我本可以因胸、肠、胃、胆多种脏器疾病以及一只手指工伤残疾未愈、各种医疗费一万多元林场未予报销等理由,请假在家,但我没有那样做,坚持上大寺基林场工作,站好最后一班岗,交好最后一个班。因此已退休的老伴也好几次给我送药上山。而为了让新世纪就业困难的大学生多些对口的工作岗位,我还放弃了子女本可以有的“退休接脚”进事业单位工作的名额。这些,都让我觉得有些愧对家人。

    在退休前,我依然参加了筑路、养路的繁重工作,为着是让我所坚守一辈子的大寺基林场,有更加宽阔的森林防火带来保卫这来之不易的绿色生态屏障;为着是让如今已成为生态公益林区和自然保护区的大寺基林场,在拨款依然微少的窘境下,能有更多有识之士的到来,了解它的无与伦比的重要性和珍贵性,更加有力地保护这片莽莽大林海!

我的退休画面就自豪地定格在这里:每天带着冷饭、一瓶开水,完成了近两个人工作量的五公里养路任务!

60年代奖状上年轻的我相比,现在的我虽垂垂老矣,但一颗红心未变!知青创业的精神也在我心里永放光彩!

 

 

 

 

那山那水那院子

李江月

 

1974年冬12月,上山下乡的浪潮将我卷向了原黄岩县澄江区新前公社一个叫塔山大队(即现在的黄岩区新前镇塔山村)的那块陌生土地,卷进了塔山村当年那座全村最好的宅院---范家里大院,也卷进了那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中。

记得那是我刚到大队的第一个晚上,当白天的喧闹过去,围观的人们逐一散尽,夜幕渐渐降临时,一阵可怕的孤独感便突然向我袭来。我惶惶地望着窗外那一片黑黝黝的山影,想起白天看到的,正对面山上那许许多多不知埋葬了当地人几多祖先的一片触目坟地,还有山嘴上那一口不断地吐着水泡泡,似乎潜伏着许多水精灵的深蓝色水潭;再环顾四周,除了一室的空旷静寂外,就是晚风肆虐地穿堂入室后发出的呼啸声。从未一人离家独居,也从未一人于黑夜在外行走的我,只觉得四周有一股恐怖的气氛在向我慢慢逼来,我心中一片凄然,不由得潸然泪下。骤然间,我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跌落在一座孤岛上的失群孤雁,那么无奈又那么无助地连哀啼的勇气也没有(我是一个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广阔天地锻炼红心的插队青年,怎么能一到农村就给人一个哭哭啼啼的印象呢?)……

我强忍住心中的悲和惧,在昏暗的煤油灯映照中,匆匆地洗刷了一下,赶紧将自己身心俱惫的倦体卷曲在那用几块木板拼凑起来吱吱嘎嘎的小床上,用被子蒙住了自己的头。我竖着耳朵胆战心惊地倾听着来自于对面山岗上阵阵呼啸的山风和一声接一声凄厉古怪令人毛骨悚然的鸟叫,还有那时不时地从旷野传来的野狗哀嚎及梁上屋角咭咭吱吱的鼠叫鼠咬。战战兢兢中我好不容易于一片恐怖声中迷糊入睡,朦胧间却又猛地被一阵“哗喇喇­­——砰嘭”的响声惊颤而醒。哆哆嗦嗦中我起来点灯一瞧,原来是因南窗还没来得及装好,那些被挂在窗子上暂时用来挡风的竹廉、草席等东西因经不起这夜晚风急的考验,统统被吹了下来掉在地上;而窜窗入室的狂风便毫不客气地为我打开了本就关不太紧的北窗。呼啦啦,室内的温度刹地就降低了好几度。望着前后洞开,一片黑乎乎的窗外,一阵恐惧突然袭来,我不由得全身一阵战栗肌肉被绷得紧紧,再也没有胆量将地上的那些东西捡起重新挂上。赶紧钻进被窝将自己卷缩成一团,用棉被将自己的头紧紧蒙住,在北风的肆虐呼号下,一任泪水将那一大片棉被打湿,颤颤地一直捱到天明......

当然,在我那里外两间,近四十个平方米的楼房里,也曾发生过不少令人愉快的事(我们知青点说是有四个女知青,其实是我一人独居,其余三人在我插队前就已嫁回城里)。

就在我到大队后不久,由于我那“特别好”的人缘,我的蜗居一下子就成了村里不少年青人的“据点”。树上的橘子还没有完全成熟时,我楼阁下的橘子皮就早已堆成了堆;当我们嘻笑胡扯间吃着香喷喷的芋头、蕃薯及土豆之类零食时,第二天生产队庄稼地里的物产就肯定会少了一大片。这些行动当然都无需我亲自参加,我只要提供最可靠的“销赃场所”就行。因为,那时候在我们大队里简直没有比知识青年的住处更为保险的“销赃场所”了。还有田螺、青蛙、菱角、甘蔗啦什么的,不管是田里长的还是水里游的,只要是能抓到能摸着的东西便都是我们聚会时可利用的最佳“消费品”。在那个普遍缺粮的日子里,凭良心说,我还没有真正地尝过挨饿的滋味。当然,我从家里带去的,或是家里托人捎去的东西:比如香肠、腊肉,松花蛋,咸鸭蛋、鱼干、杨梅烧之类的东西,同样地大都会在一个晚上就被“洗劫”一空。因为我的宗旨始终是: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由于这些年青人中有几个还会一点诸如二胡呀、箫啦、笛啊之类的乐器,在那些个长长的黑夜里,我们兴致来时便会鬼哭狼嚎般地大唱一番革命歌曲。什么京剧、越剧、黄梅戏搀和在一起发疯般地吼;快板、顺口流、打油诗凑在一起胡乱地叫。有时候,效果好时,竟还会引来村中的一些老少共同欣赏。毕竟那时候农村的文化生活太枯燥、村民的生活太单调了,能经常免费观赏一下我们的即兴表演,不能不说是他们唯一的一大享受。有时候几个会来几下子的老人也会兴致勃勃地加入我们这个对谁都不加拒绝的阵营,与我们尽兴地共享“天伦之乐”。当然,这一切的总导演必定是我。别看我那时人长得文文弱弱甚至还有那么一丁点儿秀气的,玩起来还真的挺有两下子的(看来我上初中时的宣传队队长还真不是白当的!)。

    为了我们这经常性的“胡闹”,大队书记还特找我谈了一次话,要我以后别成天跟村里那些“无知识不学好,闲着没事干就胡闹”的青年人在一起,说这样子影响不好。而且这些人里边还有许多成分都不大好。有地主的儿孙,有父亲当过保甲长的……可我却诚然装出一副天真可爱样说:“我那是为了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更好地向贫下中农学习,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呀。至于那些成分不好的年轻人们么,没关系,我成分好,觉悟也挺高的,我可以帮助你把他们改造过来。你别忘了,我可是百分之百的贫下中农好后代哦!”老书记无言以答地看了看我这个贫下中农的好后代,又严肃地问我道:“有人反映,说你让小亚晚上住在你房里陪你睡觉,有这事吗?你知不知道她是地主的女儿?”我连想都没想地就说:“是啊,我就是知道她是地主的女儿才让她陪我一起睡的。我这不是在帮队里看管地主子女吗?怎么了,这又有什么不对的吗?”简直弄得老书记是哭笑不得,可我心中却开心的要命。而且还在心里一个劲地鼓捣着:我就胡闹你又有什么办法?我就要来个地、富、反、坏、右、贫下中农子女大联盟你又能怎样?人都已经下放到这里“劳改”了,你还能把我怎么了?其实,在那个时候,哪一个下乡知青没有逆反心理呢?

就这样,我们的据点非但没被破坏,后来竟连大队团支书、年轻的妇委会委员们都来加盟了。当然这里边就有书记自己的儿女们。那时候,虽然远离了父母亲人,可成天有那么一大帮子年青人经常聚在一起吹牛嘻闹侃大山的,日子倒也过得不甚寂寞。

当然,农村那些苦其心志、练其筋骨、饿其体肤的农话,确实也给了我终身难忘的记忆。比如,刚到大队时马上就经历到的:在天寒地冻、北风呼呼叫的野地里挑河、挖塘泥;春寒彻骨时站在冰冷的水田里拔秧、种田、耘田;炎炎烈日下在沸水般滚烫的稻田里割稻,在地面如火烧的晒场上晒谷子等等。而这些大有作为的体能锻炼留给我的则是风湿性关节炎;因吃治疗关节炎吃多了抗风湿灵片和无规则饮食而导致的胃出血和风湿性关节炎引起的风湿性心脏病等。好在我这个人天性乐观,胃疼的厉害时我就拼命吼叫革命歌曲,关节肿得厉害时,我就瘸着腿学演铁拐李。

在大队劳动锻炼了两年半后,我被抽调到公社当上了计划生育专管员,农田里的劳动也就告了一段落。我的生活变成了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公社的14个大队里奔跑。这就让我认识与结交了更多的村干部与贫下中农(大多是妇女干部),也看到了以香火传承观念为主体的重男轻女思想在中国农村依然根深蒂固,以至于许多农村妇女为争一口气,在生了两三个甚至四五个女孩后还一定要生个男孩而成了逃生游击队。这也是当时农村许多贫困家庭越发贫困的直接原因。

下乡插队已经过去四十多年了,可那里的山,那里的水,那里那些放满水明晃晃地倒映着天上白云的稻田,那里纵横交错布满田间泥泞的阡陌小径,那里星星点点散落的农舍、成片的橘园,还有我的蜗居范家院子和朴实的村民们,却依然经常梦牵魂绕地出现在我的梦中。

回想当年青涩的知青生活,我经常为自己当年的幼稚、调皮甚至是有几分胡闹感到好笑。但是我却非常珍惜这一段美好的回忆。因为这是一段我将自己的生命与乡村的酸甜苦辣揉合在一起的日子。

岁月匆匆,白发与黑发都不能留住什么,唯有记忆却将那逝去的往昔深深地镶嵌在我的脑海里,直至永远永远.....

 

 

 

 

 

 

 

岁月见证 真诚永恒

——我的知青年代

李萌芽

 

    岁月荏苒,如今我都已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时光流逝,抹不去的却是知青生活的点滴记忆。

    1970年6月26上午,我们这批十几来岁的毛小伙子、小姑娘手捧黄岩县革命委员会发给的“光荣支农批准书”,怀揣毛主席的红宝书,胸佩大红花坐上了统一安排好的客车,沿着坑坑洼洼的石子路颠簸地来到了北洋大会堂。在头陀区领导为我们致欢迎祝词后,由集体统配,我和其他四人被分配到了小里灰大队,大队书记章小道早就带领着乡亲们等候在那里欢迎我们。一路上敲锣打鼓,随着鼓声,我们怀着既好奇又兴奋的心情,走小路、过田埂、穿过一片片甘蔗地来到小里灰大队。我们暂时被安置在一个农户家里,男女分间统住。等到当年10月,我们才由大队集体安排住在一座九间面的大队部。伙房在楼下,一排黑白分明的长灶上排列着五个灶具及烧饭锅盖,一只大风箱贴灶就位。楼上住房每人各一间,十来平方米的空间简洁明亮,铺着一张毛竹做的床,摆放着一桌一凳一小菜柜,从那天起,我真正开始了独立的知青生活。

    我们被分配在林业队劳动,白天给梨树、桔树锄草,上山挑肥施肥种豆、种番薯、种黄花菜、栽培磨菇等等,农忙季节回自己的小队参加田里双夏、秋收、收甘蔗煎熬红糖等劳动,晚上参加大队政治夜校学习。我还当过村里的民兵副连长、夜校辅导员,教乡亲们唱样板戏,还进城参加过市里的演出呢!

    知青生活单调而充实,最使我难忘的是在刚下乡的第一个双夏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一天,我凌晨2点就起床干活了,在那个年代,村里还没有安装电灯,我只能借着煤油灯微弱的灯光,在忽明忽暗的灶房里,用双手笨拙地点燃柴火,烧了满满两大锅开水(集体住宿其间我们几个知青分工,我是负责每天的开水和三餐伙食。),结果一个不小心打翻了开水锅,使得手脚被大面积烫伤,当时的我真是疼痛难耐,大声惊呼。伙伴们听到我的呼喊声从床上爬了起来,但是一看我这个情形,一个个都呆站在那里不知所措。房东老奶奶闻声后,马上过来拿出平时都舍不得吃,用盐熬的猪油,用手一遍一遍轻轻地抹在我的伤口上,细心安慰我一直到天亮,村干部与我的伙伴们手拉小板车送我到北洋医院医治。在这期间,白天有房东老奶奶与几个在晒谷的大妈悉心照料,晚上有很多的村民拿着农家特产来看我,在大家细心地呵护下,我养伤的这些日子也不显得那么的寂寞了,反而有种痛在伤口温暖在心的感觉。热情、善良而纯朴的乡亲们使我很感动,而遗憾的是房东老奶奶在我读书时已驾鹤仙去,但这一切往事仍历历在目,时时深印于脑海中。

    1972年随着国家招工招生政策初行,与我一起下乡的伙伴都陆续返城了,但我还是继续留在村里。我在自留地上种上了四季疏菜、绿蔴、甘蔗,还饲养了鸡,自给自足。疏菜吃不完就自己挑到集市去卖,剩下的晒成各种风味的霉干菜。甘蔗收获时,我自留地上种的甘蔗出糖率都在100来斤,加上平时劳动所得的分红,一年里,红糖收入有200来斤。按工分计算,一年里小队分配的粮食,我是吃不完的,所以我把晚米做成了年糕,糯米做成了麻糍,再加上自养的鸡与蛋,我陆续委托村里的乡亲进城赶集时带去家里。那时,我不但成了娘家的后勤部长,也成了头陀区知青群里唯一的富余之人。

    后来大队通电了,村干部决定把全村“亮电”权力交给我,我每天早上4点起床:拉电闸、播广播,晚上11点打烊关灯,生活过得很充实。乡亲们也很好客,逢年过节、办喜事都约上我,更使我感到亲切而眷恋。在小里灰,我整整生活了五年,没有特殊情况,基本上不回黄城,即使是春节,我也都是在村里过的,因为我觉得那里是我独立自主的家啊!

    几年的知青生活,让我从不谙世事、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姑娘,锻炼成了什么农活都能干的女青年。我不仅学会了下地、种菜、上高山砍柴、进城掏粪,而且还能肩挑一百多斤重的猪料走七、八里路,挣的工分也从3分半涨到了7分半。197112月,我加入了共青团,作为黄岩知青先进人物,出席了市、地区的团代会。19749月我被推荐上了中专,乡亲们又敲锣打鼓地把我送到村口,用唯一的一辆手扶拖拉机把我送到黄城。现在我成了一名国家公务员,这一切的成就归功于乡亲们对我的培养和关爱,没有他们就没有我的今天!

    三十多年后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依靠党的改革开放政策,村民半工半农致富奔小康,小里灰村现在是黄岩区的绿色疏菜龙头基地;四层楼房林立而起,有不少家庭经商办企业配置了私家车;曾经是四根树木并排钉在一起的渡桥,现在变成了二座能并开两辆汽车的大桥;原来全村只能饮用小山坡下的一口井水,现在村里有了引水工程;想当年公共汽车只能通到北洋、而且班次很少,偶尔探亲我们就只能结伴走回家。现在专车便利又快捷。如今农村的变化使我感慨万分,但过往那些温暖、感人、激动的画面也幕幕犹在。  

    岁月的风铃摇响了我成长的步伐,却摇不去那难以忘怀的年代,知青生活值得我一生去品味和珍藏!

 

 

 

 

 

画笔、锄头、月琴

——我的知青生活二三事

 

 

处女作登上《工农兵画报》

四十多年前,那是一个充满激情的“火红年代”,我作为一名黄岩中学六七届高中毕业生和其他老三届学生一样,在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带着一种狂热,每天忙着画漫画、写大字报、编印《投枪报》,投身在“文革”的兴奋和狂热中。1968年武斗愈演愈烈,我对血腥的事远而避之,在家一门心思搞创作。趴在草巷45号天井的小桌上,桌上堆满了画笔、广告颜料、剪刀、刻刀和自染的色纸。我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奔驰,整整创作了一个星期,完成了三件作品。一是套色剪纸组画《知识青年在农村》,因当时没有农村生活体验,开山劈水等内容全是想像而作。二是《毛主席啊,我们永远忠于您》。三是《打倒各国反动派和一切牛鬼蛇神》。我将三件作品寄到浙江美院内的《工农兵画报》社。

我盼着奇迹的出现。

时隔二个月的一个清晨,邮递员在门口喊着。妈妈接过刊物,送到我的床前。我急切地翻看着,啊!封底整整一个版面,通栏标题、淡红网底上印着深红的仿宋体毛主席语录——“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下面红、黑套色的四幅组画分别为“送别”、“演出”、“学习”、“战天斗地”,右下角署名为“黄岩中学红卫兵”,还标着每期定价0.1元。闻着那诱人的油墨芳香,我激动得从床上跳下来,将画报紧紧地贴在胸前。在封三又刊登了工、农、兵、学忠于毛主席的那幅剪纸,是用红色印刷的,只是遮去了原作的葵花部分。一连几天,我都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

    一星期后,我收到了一卷印刷品。我小心地拆开,里面是32K大约三十张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油画像印刷品。画面橙红色的调子,主席穿着军装,戴着军帽微笑着,亲切和蔼。里边夹着一封信,言辞恳切,表示感谢与欢迎继续来稿的意思,行书写得很漂亮。后来我和县文化馆的小庄到《工农兵画报》社时,才知道这封信是书法家骆恒光先生写的。我将寄来的“稿酬”伟大领袖的画像,大部分分送给同学、朋友,让大家和我一起分享幸福。至于寄去的第三幅画呢?也在196811月的《工农兵画报》上发表了,世界各国革命人民手举红宝书,脚踩各国反动派,有“苏修”头子勃烈日涅夫、柯西金等。构图成正三角形,看看形式感蛮强,头小脚大,蛮有力量。稿酬呢?寄来一大包《工农兵画报》。这在当时对我来说已经很满足了。

听画友乃辰说,他在上海外滩一个几十米长的橱窗里,看到我画的《知识青年在农村》这幅大型宣传画,很有气魄,前面还放着面盆、被褥、搪瓷牙罐等用品。看来,我的作品还为支农宣传作出了贡献。春节前我意外地看到《浙江日报》的迎春画刊的报头用上我的剪纸《工农兵献忠图》。  

画巨幅伟人像

1969年底,我和同学阿贤参加黄岩县革委会组织的画巨幅油画《毛主席去安源》。黄岩青年路与天长路十字交叉口中间的四面像周围搭起了脚手架,足有三层楼那么高,脚踩上去“咯吱、咯吱”响,但是很结实。东南角县招待所的一个房间里堆满了油画颜料、调色油等绘画材料,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油画颜料,听说用五百多元钱买的。我买来北京、上海、广州和杭州出版的《毛主席去安源》画片参考,这是北京学生刘春华(后为北京中国画院院长)1967年创作的作品,当时影响很大。我将买来的画片一张张对照,颜色竟没有一张相同。原因是当时的印刷调色都是手工掌握,不是偏红就是偏黄。在“游泳中学会游泳”,我找来了列宾、苏里科夫、伦勃朗、高虹、彭彬等中外画家的书籍与画册,研究他们的色彩对比、笔法技巧,边画边体会,心随着画笔在葱翠、碧绿、天兰中荡漾。伟人像画幅很大,仅毛主席的头像就比人还高。我们往往在脚手架上画了一阵子,就爬下来,退到几十米远的路上,举起缩小镜,眯着眼观察,和印刷品对照形和色。我们以十分虔诚的心情画伟人:手握油布伞行进在去安源矿山的路上……。有一个细节,远山背景似有一处涂擦的痕迹,我们始终搞不明白,结果还是照样画上去。由于武斗枪击愈演愈烈,又临近春节,出于安全考虑,绘制工作暂停,但伟人像完好无损。

1970年春,我和阿贤受“红三司”的委派,赴玉环县坎门画毛主席伟人像。当时,全国性的上山下乡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一天,我在玉环县城手握画笔站在高高的脚手架上正在工作。下边有人叫我,说有长途电话,我急急跑到不远的县委招待所,是同学世斌打来的,“你赶快回家,如不回来,你爸的工资要停发了……”我放下话筒,心头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这下真要体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味儿了。匆匆整理好行囊,将几支油画笔用汽油与肥皂洗干净,留给了阿贤。我怀着几分怆然的心境,心想今后反正抲锄头,用不到这些了。

支农到新桥公社东风大队

1970716,黄岩青年路上挂满了横幅,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新桥公社开来一辆汽车,由韩兆岸副书记接大家下乡插队。我们这批到新桥公社的知青有二十多个,大都是初中生,也有小学毕业的。我是高中生,算是老大。每个知青都背着背包,胸佩红花,手里拎着网袋装着面盆什么的,真和我画里的情景差不多。到新桥公社的那天晚上,在公社召开的欢迎会上,我代表下放知青,动情地发言要扎扎实实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台下一片掌声。

新桥公社知青分到东风大队的有7人,分到五队的是我和小燕(后招工到银行)2人。生产队办公室西边建起的知青屋,是一排平房,构成前后多个房间,朝南间约9平米,靠北的稍大些。木栅窗,烂泥地,便桶放在灶间的过道。我的房间朝南,房里除了床板、写字桌、长条凳,便是床底下的一只箱子,墙上挂着绣有“为人民服务”的军绿色挎包,桌上放着《毛选》,再就是锄头、扁担、草帽了。下乡的第二天就是夏收割稻,开初我每晚记日记,后来日里田垟干活人累得不想动,便没有坚持了。

干农活,对于生活在城镇的学生来说,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以前我仅在黄岩中学方山下的大农场和小农场里劳作过,有时挑完粪回校,在黄中桥上将空便桶、扁担丢到黄中边上的东官河里,人也随之一起游到临河的教室门口。晚自修时还吃着在校园里自己种的蕃茄,很是开心。现在是硬碰硬的体力活儿,人家挑满担的粪便,我只能挑七、八分,还硬撑着。三天下来,肩头被扁担压出小馒头般的肿块,一碰就热辣辣地痛。摸田拔草,几个和我年龄相仿的当地小青年,早已先我几个来回了。时近盛夏,天闷热难熬,太阳晒得田水滚烫,头上常有飞机飞过(路桥机场航线经过新桥),我在田里爬行,汗水流进眼里都无法擦,流到嘴里感觉到有点咸,还不时地要拍掉腿上的蚂蝗。眼前绿油油的稻苗望不到边,哪有心思管它是翠绿、粉绿、墨绿还是橄榄绿。

晚上,二十几户人家的桥头岸五队,社员们在汽油灯下集中记账,我的劳动工分被评为五分。三个月下来,我的工分已升到七分半了,和十足分相比,已是很满足了。要知道当年的一工仅有几毛钱。我的皮肤晒得黝黑,脱了一层皮,白脚梗变成了红脚梗。艰苦的劳动,磨砺了我的意志,吃苦耐劳,坚忍不拔,不服输,这种性格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知青们烧饭开初合在一起,轮流烧,炖鸡蛋糊、炒青菜,青菜有自己种的,有隔壁农民送的。有时加些自己家里带来的菜蔬,母亲知道我喜欢吃青苔炒虾皮,另外如切成小条的油炸带鱼等。肉很少吃,买也麻烦,要跑到新桥管街去买。一切都变得如此简单。精神生活中仿佛缺失了点什么,现实和理想竟如此地遥远。下雨天空暇时看凡尔纳写的《地心游记》,那精美的插图,现在还有记忆。那里的信息不灵通,有时听几句广播,看报纸新闻只能去公社办公室里看。我适应了每天上田垟落田垟的生活。撤谷子、拔秧、插田、摸田、壅肥、收割、打稻、捆稻草、堆稻垛,还有种菜、烧灰堆……,兆东、兆连(复转军人)手把手地教我做农活,一遍又一遍地不厌其烦。我在他们身上看到勤劳、善良、纯朴的本性,那种真诚令人感动。看着自己亲手栽种的矮脚南特号水稻成熟的模样和屋前的几畦菜地里墨绿色芥菜时,一种劳动者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我想起了米勒的油画《收获》。

新桥地处温黄平原,素有粮仓之称,这里河多、桥多。最有兴味的是坐船去卖粮,船过桥洞时,我们往往吓得大呼小叫,只见船老大用篙在桥边轻轻一点,船就过去了。“船到桥门自会直”原来是这般感受。撑着大圆桶摘老菱也很来劲,人未坐稳,重心倾斜就会跌落水中。有几次,我们的船摇过,在河边石阶上洗衣的妇女、孩子朝我们身上泼水,逗得大家嘻嘻哈哈笑成一片。有一次,我们十个小青年光着胳膊,穿着短裤,站在一只淘粪船上,由一个家里开照相馆的知青拍了一张照片,可惜这照片后来找不到了。

一日傍晚收工时,我在田垟小路上走着,看见一个四十多岁非常精壮的汉子,赤膊古铜色的皮肤,穿着灰白的边沿圈起的短裤,一边走一边拾路上散落的稻草,还将路边不知谁家的园菜地的竹梗拔了,拿回家去。顿时,我心中一阵反感,冷不丁心里冒出一句主席的语录:“教育农民的问题,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我知道他叫余正,是个挣十足工分的,平时沉默寡言。偶而的机会我到了他的家,一间平屋,非常破烂,隔成2间,外间是锅灶几口碗和围栏里一只猪,进里间没有门,一张八仙桌油灯和一张床板,再就是稻草了。眼前的情景,我惊呆了,他就睡在这里,没有蚊帐……,我的心顿时异常沉重。像他这样的光棍我们五队还有一个,叫老八爷的,五十来岁,是个种田老本,他整天嘴里刁着烟头,乐呵呵地打趣。他们应该是生活在这个社会最低层的人了。但在艰辛的生活面前,他们是那样地平静、坦然,年复一年,经受住任何的一切。

桥头岸最美的风景是西头的桥畔,小桥流水,好一幅乡村恬静的画。夏夜,老人们摇着蒲扇,拖着凉鞋,坐在桥栏上乘凉。八十多岁的韩老伯光着背,躬着身子,头快要碰到大腿,他的剪影像一尊雕像,何等生动。我不由自主地想掏笔画速写,可是身上只穿着背心短裤。

在淡淡的月色夜晚,新桥中学老高三的回乡青年才艺,经常和我一起沿着田埂小路谈心,倾吐对生活的感受,设想着明天。有时我们坐在池塘边,望着平静洁净的湖面,听着有节奏的“咯咯”蛙叫声,静静地感受……。从桥头岸沿河朝东北走里把路,经过新桥中学,就是新桥管,“老屋里”有一座几百年前的几组四合院建筑群,三透九明堂,有一百多间。古色古香的五个天井,飞檐翘角曲线优美的凤尾饰,还有凤首高耸的灰雕,煞是气派,木雕的花卉和动物图案,紧紧地吸引着我,空余时常去“老屋里”,感受这高超的民间技艺,我这颗爱美术的心又萌动了。若干年后我才知道这座古建筑是台州有名的“五凤楼”。

在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里

1970年下半年,全国都在学唱样板戏,公社里要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决定从各生产队的知青和社员中挑选有文艺特长的人来组成。全公社约有30多人入选,其中五队是我和小燕。文宣队由公社秘书老蒋负责,部队复员的连级干部永泰协助领导。

队里决定排演大型革命样板戏《红灯记》和其它歌舞节目,任务光荣艰巨,队员都非常兴奋。我在文宣队的具体任务是刻剧本、绘布景,兼作演员及后台二胡演奏,以前学来的东西这下确实是大派用场了,“全脱产”投身文宣队的工作。在钢板上刻蜡纸,我很在行,在学校也是一把手。连日赶制,一个星期后,厚厚的、精美的几十册《红》剧剧本印出来了。接下是绘制《红》剧的布景,如李奶奶家的房子,鸠山的客厅等大场景都用移动硬片处理,毕竟画水粉比油画要轻松得多了。一般正规的剧场,台口宽10米,一块挡灯片要12米长,农村的“万年台”戏台台口较窄,因而所有的布景硬片都要相应地缩小。画布景用的三花牌粉画颜料和树胶,在黄岩北门苍头街买的。绘制布景就放在公社办公楼过道上,十几只各式颜料的罇头一字儿排开,大刷就用棕榈扫帚代替。有时画布钉在墙上画,进程很快。在《红》剧中,我演的是游击队长,是在最后一幕出场,身着军装,腰别手枪,从李铁梅手中接过“密电码”,几个转身,然后集体亮相,谢幕。

我会拉二胡,水平并不怎么样,乐队拉我凑数,演奏时我很知趣地坐在后排,尽量离麦克风远些。当时乐队里的京胡与京二胡有了,小号、唢呐也有了,就是独缺三大件之一的月琴,没有弹拨乐器月琴,怎么办?老蒋来找我,说我脑子灵,又是城里人,门道多,要我接手弹月琴。时间那么紧,学也不容易!但非得上,这是硬任务。于是文宣队添置了一把月琴,我跟谁学?要学就跟像样的老师学,我跑到黄岩越剧团找大个子罗昌荣老师(现已移居美国)请教。为了先应付演出,罗老师叫我专门练第五场,李奶奶痛说革命家史前的那段月琴过门独奏。要让琴声把观众引到 “二?七”大罢工那个年代的效果。我按着罗老师教的指法,日夜苦练。一个星期下来,能把这一段乐曲给弹出来。当我回到公社文宣队时,大伙摸着我四个发硬的左手指头都乐了。全场彩排时,我不用看曲谱就叮叮咚咚地弹了下来,这个兴奋啊,甭提了。《红》剧平时排练大都放在管家老屋里,演李奶奶的淑玲、演卖粥的大婶的敏玲都姓管,住在老屋里,道具进出搬动也方便。剧组里的人,来自全公社各地,拉京胡的是新桥中学的管善庆老师。司鼓管先生是诊所卖药的,人很清秀,敲鼓板节奏准,很有水平。吹小号与唢呐、拉京二胡的是田际人叫陈友,他的妹妹婉哥也在队里,演游击队员与群众角色。泉井的罗氏兄妹更棒,妹妹迎迎身材小巧演李铁梅,她扮相俊美,就是脸蛋略圆了些,原是新桥中学的文艺委员,唱做俱佳。她哥哥永良笛子与二胡都不错(后任台州学院艺术学院副院长),也是新桥中学毕业的。后来才知道他的父亲叫罗跃国,是台州师专的音乐教师,钢琴弹得很好。知识青年中参加演出的有演鸠山的史良,演卖木梳的家驹,演磨刀师傅的知青是1964年下放到凤洋章的老张等。在乐队中我和永良关系最铁,他经常帮我听琴校音,他吹笛子,我弹月琴,一次演出后我们还留了合影。

《红》剧终于准备就绪可以正式上演,我画了几幅海报张贴。演出那晚,新桥区大礼堂里人山人海。乐声响起,大幕徐徐拉开,李玉和出场,追灯一打,台下喝彩声一片。我忙着指挥后台搬硬景和道具。等到第五场,李铁梅依偎在奶奶的身边静听痛说革命家史,这时其它乐器都停了下来,剧场里一片寂静,我凝住气,……∣65 403 2123 43235?5 5 5525 3276565 0612∣……叮叮咚咚的月琴声从我的指间蹦了出来,隐隐听得老管赞了声“好!”。《红》剧在公社各地巡回演出结束后,月琴挂回到公社储藏室壁上,从此我再也没有碰过,也很少与人谈起过此事,但这段经历刻骨铭心令我难以忘怀。

1971年的春节我也留在乡下,没有回城过年,虽说离家只有五十多里路。

上不了大学,当起了中学的美术老师

新桥公社讨论推荐工农兵上大学的事,几十个新老知青中,大概我条件比较符合,凤洋章有一批1964年下放的知青,但出身成分多数不大好。他(她)们大都已在味料厂工作。公社意见给我推荐上去。可是一阶段后,韩副书记抱歉地对我说,路桥某中学校长的儿子也是应届高中生,你们两个条件都不错,也差不多,推荐上去后,因名额只有一个,结果都给搁下来了,后来这个名额被各区的知青给占了。我失去了一次工农兵上大学的机会,公社张福生书记拍拍我的肩膀说:“好好干,机会是有的!”

19722月,我的母校黄岩中学(当时叫红卫中学)要复课(文革停了六年课),需要一名美术老师(另一美术教师为许冰天),当时在黄中、海中、路中毕业生中找人,我已被推荐到海门中学,班主任老师得知消息,把我要回黄岩中学,于是我成了红卫中学一连四排(班)的班主任,放下了锄头,抲起了粉笔,又拿起了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