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台州市黄岩区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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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文史资料29期(一)

发布时间:2016年03月29日来源:

 

黄 岩 文 史 资 料

 

 

第二十九期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

二○一五年十二月

 

 

 

  

 

 

 

 

本期史料征编委员会名单

 

 

    名誉主任:洪道秋

        任:方观祥

    任:周祯富  洪昌安  周文来

        员:冯   

 

 

 

 

 

 

 

政协台州市黄岩区第十三届委员会

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名单

(委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任:周文来

    副主任:冯 

 员:王少君 叶嫦君   何常曦 

张觉平   金士平   

符艺楠

 

 

 

 

本会地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行政大楼五楼

    邮政编码:318020 电话:0576-84120389

 

 

 

 

 

 

   

 

 

1

 

1   黄岩农村人民公社组织起讫过程回忆/叶明照

28 我所知道的人民公社/章显林口述  周建灿整理

33 人民公社时期令我记忆犹新的两件事/戴天寿口述 吴伟玲整理 何志军指导

36 难忘的蓬街公社往事/林瑞方口述 许安婷整理 何志军指导

40 我在富山公社的八年/钟永珏

48 人民公社的那些事/牟永国

59 “取水”与反水站——我在沙埠公社的难忘记忆/柯元华

63 人民公社时期黄岩妇女工作二三事/王友华

73 记忆里的黄岩教育/陈理尧口述  杨艳洁  官文凤等整理赵雪莲指导

81 人民公社时期的群众文艺创作/王怀佐

90  追忆人民公社时期的群众文化工作/吴启泉

99  公社化年代的黄岩电影/毛太鹏

117 我的曲艺生涯/吴雁口述 周慧整理 戴奕指导

121 我亲历的那个时期的卫生防疫工作/黄普元口述 周莉莉整理 戴奕指导

127 创建初期的黄岩农村信用社/蔡明耿口述  钟佳露等整理 赵雪莲指导

132 人民公社时期气象工作的点滴记忆/牟重行口述 程美林等整理 赵雪莲指导

136 东魁杨梅的身世与公社化时期的研究/陈方永
145 人民公社时的方山下林场/刘阿六 彭新增 王梅岭等口述 卢震整理

155 黄岩重工企业的起步——黄岩八一通用机械厂历史回顾/郑云飞 王阿森符士德 陈阿富口述 江有来整理

159 打好农业基础 开创工业先河——我亲历的下洋顾 集体经济三十年/顾世林口述 吴万弘整理

168 忆人民公社时期的繁荣村/郑则富 孙福增口述 冯雅整理

173 我们栅浦“七仙女”/潘仙招

181 七年如一日 红专在畜场/徐荷英

186路桥公社洋里生产大队食堂散伙后情况调查/ 中共黄岩县委调研组

2
 

195 我的翻簧情缘/罗启松供稿 周建灿整理

202 我的翻簧春秋/顾启望

207 我的武术人生/徐昌文口述 陈雪纯整理 詹明欧指导

214 生命不息 练武不止/李元荣口述 肖圆媛整理 陈科指导

220 我与新前采茶舞/江月娥口述 冯雅整理

226 我与漆金木雕一辈子的缘分/周望安口述 王薇整理

232 黄岩竹纸的制作与传承/牟连生口述 牟永森整理

228 黄岩乱弹戏/卢惠来

附件1:解放后黄岩乱弹曾经兴起/卢惠来记录

附件2:黄岩城里当时的戏曲演出时间和场所

附件3:八段唱腔

昆腔:懒画眉

朝元歌:玉簪记选段

高腔:锁南枝

乱弹:慢乱弹

上字:还金镯

满江红:祭江

徽调:慢杜子

词调:男工

260 上期勘误

 

 

 

黄岩农村人民公社组织起讫过程回忆

叶明照

 

19589月,在党中央“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指引下,原黄岩县农村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全面建立了农村人民公社组织。但人民公社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暴露出了不少问题。1959年,党中央觉察后,对人民公社的体制与经济政策进行了一次初步的调整,1961年又继续进行调整,1983年又把政社分设,即终止了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也摘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农村人民公社的建立

1958817,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戴河召开,829日会议正式作出了《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决议》中明确写道:“人民公社将是建成社会主义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最好的组织形式,它将发展成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9月,中共黄岩县委根据中共中央的决议,按一乡或数乡一社的指导思想进行办农村人民公社的试点。当时进行试点的有西江和潮济两个公社。西江人民公社由孝友、焦坑两个乡、23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而成。98日召开隆重的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人民公社的章程》,选举了公社领导班子,还进行了大游行。潮济人民公社于91日开始筹备至12日建成。这个社属半山区,有34个行政村,65个自然村,由9个高级社合并,方圆十余华里,共2315户,9319人,12050亩田地,1800多亩山林。

    9月15,县委作出以区为单位建立大公社的决定。规划全县共建立10个人民公社。其中三甲区、金清区、新桥区、头陀区、院桥区、乌岩区、宁溪区各办一个公社,桐屿区同路桥镇合并,洪家区同海门区合并,澄江区同城关镇合并(包括西江人民公社)。

919,县委召开由县、区、乡、社的2千多人参加的四级干部大会,会议主要是解决所谓共产主义思想问题,发动大办人民公社(并宣布了县委大办人民公社的规划和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

会后,全县组织5万多人的宣传队伍,对大办人民公社及其前景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教育,达到了家喻户晓,人人皆知。经过宣传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对办人民公社的政治热情和积极性远远超过了合作化运动。当时的口号“共产主义是天堂,办好公社就能上。”到处是一片口号声、欢呼声。澄江人民公社焦坑大队的社员写道:“公社好似红太阳,照得人人心更亮,锣鼓喧天冲九宵,社员干劲比天高,全民实行军事化,吓死美国狗强盗,号角冲响社员到,工农并举齐飞跃,松兴(地名)土炉遍地立,流出铁水像洪暴,斗大桔果满树挂,密植晚稻似高粱,男女老少齐欢笑,幸福生活胜天堂,饮水思源共产党,祝福毛主席万寿无疆!”山区——宁溪区的干部群众写道:“苦战三年后,面貌一片新,工厂像森林,粮食堆成围,果木绿荫荫,牛羊结成群,队队装电话,户户亮电灯。”

由于当时对大办人民公社的好处和前景进行了不切实际的宣传,再加上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党、对毛泽东的热爱,他们完全相信生产关系的变革——组织人民公社更会给他们带来好处。经过宣传发动,在短短的几天中,广大干部群众要求办人民公社的决心书,全县共写有20多万份。平田乡广大男女老少敲锣打鼓跑山路来回60多里,到区里送申请书要求办人民公社。至929日,全县就全面实现了人民公社化。总农户180112户全部加入了人民公社。最大的澄江人民公社规模32366户,最小的宁溪公社8525户,其余都在1万至2万户。

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一曰大,二曰公”,是工农商学兵“五位一体”,实行政社合一,既是农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组织,又是国家政权在农村的基层单位。而且实行“四社合一”,即把供销社、信用社、手工业社、农业生产合作社合并起来,并将国家在当地的一些企事业单位也统统下放给公社管理。因此,公社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全面结合,不仅要管党、管政权、管工农业生产,还要直接管理社员的生活。

    公社成立管理委员会,下设10个部,即办公室、农业水利部、工业交通部、财政贸易部、林牧副业部、文教卫生部、政法武装部、劳保福利部、计划委员会、科学研究所。公社下面设的大队原则上就是原来的乡政府,生产队原则上就是原来的村或农业生产合作社。

    人民公社在生产资料上实行的是单一公社所有制。把条件各异的村、农业生产合作社、乡合在一起,公社内部无代价地平调土地、山林、农具、物资和劳动力。原乡与乡、村与村之间在别处的“插花田”、山林等被无偿地送给所在的乡和村;原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公共积累、储备粮食等也被公社统一平调;各农业社的生产资金、股份基金,随数交给公社;种子按公社统一标准留出;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债务分别清理偿还,属于小社用于当年的生产债务由小社归还,属于基本建设债务,由公社归还;社员自留地由生产队接收种植,自留桔归公社;社员小片山林、果木园和屋边、田头零星果木,一律归公社所有;社员少量家庭副业,在不影响集体生产的前提下,允许继续经营,个体农民、手工业、小商小贩的生产资料,也一律归公社所有,社员私人房屋公社初期规定暂不动,以后折价归公;原先社员入农业生产合作社的生产资料价款未归还的,由公社分期归还;社员家中未入社的生产资料,均应折价入社;供销、信用社、手工业社,原则上单独核算,利润统一上缴公社;原来国营、公私合营转入公社管理后,实行单独核算,利润也上交公社。

人民公社从成立之日起,就刮“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使农业生产力受到了严重的破坏,路桥人民公社从1958年冬季成立时就搞了“一平二调”,全公社共平调土地2166亩,房屋3790间,劳动力17.3万工,现金1708万元,粮食9万斤,耕牛864头,生猪4354头,抽水机47台,农具50230件,家具24820多件。这个社的金洋生产队的调查材料记载,这个队自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以来的几年时间中,“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对该队共刮了六阵,带来了六次的大破坏。广大社员反映:“共产风刮到房屋要拆倒,刮到田里长青草,刮到山上树砍光,刮到牧场猪死光,刮到分配收入少,刮到‘三包’都拉倒,刮得群众心死掉”。全队640只鸡鸭,三天就杀了610只。后由于生活困难,80%的社员拆屋料卖,家家户户劈桌凳当柴烧,共破坏了家具4500多件,全队3065件大小农具,损失1859件,饿死耕牛一头,21亩耕地“三统三放”,荒了三、四个月,以上几项每户经济损失近百元,粮食亩产从1957年的792斤,降到1960年亩产只有540斤。

六阵风是:第一阵风,人民公社成立后,1958年大办钢铁,建小高炉,每户献砖50块,为此,全队376只锅灶一夜拆光,还拆了三座砖墙,挖掉160座坟墓。该队被无代价调去劳动力1650工;6匹马力抽水机、烘干机各一台。钢铁炼不出来,结果要每户献铁5斤。为此又敲破铁锅92口,拔窗户铁栅的62户,敲碎铜壶锡器500多件,铜火炉110个,银镯子60付。第二阵风,公社成立初期借发展社有经济为名,无代价平调劳动力2095工,统去资金8000元,拆去房屋5间,稻草5万斤,生猪156头。第三阵风,1959年大搞工具改革,又统去劳动力300工,水车2部,稻船5只,房屋7间,其它物资210件。第四阵风,大办食堂,抽去劳动力20个,统去房屋4间,生猪7头,稻桶5口,豆腐桶1只,木桶7只,淘锅3口,砻二台,柜桌11张,碗、锹、秤等200多件,21亩自留地连地带菜全部归食堂。第五阵风,1960年夏收翻晒稻谷大集中,生产队把各小队的工具全部统去,减少120多件。第六阵风,1960年底,生产队造大楼,拆掉民房4间,祠堂7间,砍大树15株,花去劳动力900多工,社员称它是“败家楼”。

    新桥人民公社成立后的两年中,全社共“一平二调”房屋2193间,土地1113.5亩,抽水机40台,耕牛32头,生猪2812只,农具4913件,家具21916件,粮食665806斤,劳动力6238人、劳动力1485119工。

    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和劳动工资制相结合的分配制度。实行供给制就是指“吃饭不要钱”。工资制按社员的劳动底分每月发给工资(全县各公社仅发过几个月)。县委合作部19581229日在路桥公社马铺大队搞过八级工资制的试点。对14岁—65岁的男女社员搞了工资等级的评议,全队323个劳动力评定的结果是:一级的占2%;二级占8%;三级占13.5%;四级占15%;五级占11%;六级占17.5%;七级占12.9%;八级占10.5%

    公社实行生活集体化。1958年秋收以后,由生产队统一办食堂,粮食由生产队统一贮藏,一律不分到户,食堂供应饭菜,这样的食堂被称为“共产主义食堂”。全面号召社员毁灶打锅,在粮食没有过关的情况下,提出“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当时全县办公共食堂4982个,被认为体现了“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原则。乌岩人民公社就“伙食供给制和办公共食堂”,发动社员群众大辩论,全公社贴出6000多张大字报。当时大家认为“吃饭不要钱,好处说不完”,办公共食堂有六大优越性:①能保证每个人的吃饭问题,个人永远不会愁;②调动劳动积极性,保证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产集体化的实现;③彻底斩断资本主义道路,消灭粮食黑市交易;④促进家庭和睦团结;⑤消灭超支欠款;⑥分配手续简便。他们的讨论,县农工部向全县各地发了通报。

    由于生产没有搞好,食堂管理不善,用粮无计划,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广大社员意见纷纷,导致食堂难以维持。1959年春天,县委发动对公共食堂进行一次全面的整顿,社员群众用粮办法也作了改变,实行“统一用粮,指标到户,实物到堂,凭票买饭,节约归己”的原则。但不管怎样整顿和改变用粮办法,广大社员尤其是一些老年社员,一直持反对态度。

    1960年3月18,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公共食堂领导的批示》下达后,县委研究于51418日召开有公社、大队、生产队、食堂主任、保管员、供销部书记和一部分贫下中农代表参加的1833人会议,传达了中央文件。会上组织澄江、宁溪、乌岩等10个人民公社中的药山、康山等12个生产队党支部就“办好公共食堂”向全县各公共食堂发出倡议书。然后县委又在会上作出《关于办好公共食堂的决定》,发给公社、大队,上报地、省委。决定的内容大体是:一是各级党委必须加强对食堂的领导;二是公社、大队和县级机关干部下乡,一律参加食堂用膳;三是食堂应建立蔬菜基地;四是实行炊具机械化,提高劳动效率;五是食堂管理人员要廉洁奉公;六是建立食堂管理制度,实行单独核算;七是实行计划用粮;八是做到饭菜多样化,全县除粮食供给制外,要求扩大供给制部分,应在“七一”、“八一”前实行伙食供给制;九是食堂讲究卫生,消灭“四害”;十是以公共食堂为中心,建立好洗衣组、妇产院等集体服务事业。此外,县委还对农村公共食堂严禁贪污、多占,不准克扣社员饭票,食堂工作人员应是贫下中农积极分子,国家供应的物资一律到食堂,干部和社员同等享受等制订了八项守则,也在会上作了宣布。会后即521日,县委将《办好农村公共食堂十项决定》和《公共食堂的八项守则》向公社、大队下达了正式文件,上报地、省委。

    虽然对办好公共食堂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做了大量工作,但由于缺粮、缺钱,不少食堂自动垮台。

    人民公社在管理上实行高度集中。大小劳动力归集体,被编成“三军”,即专搞协作的野战军,专搞田间管理的地方军和专搞生产、生活的后勤军,实行大兵团作战,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全县办起托儿所2560个,幼儿园1578个,让广大妇女一起落田垟,有3万多人投入大办工业、大办钢铁。仅一个半月,全县就建起土法炼钢的小高炉313个。

人民公社体制和政策的两次调整

    第一次调整:

    党中央对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已经滋长着各种错误倾向已有觉察。1959227日至35日,中共中央在郑州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纠正这个问题。毛泽东同志作了讲话,并发出了关于《人民公社管理体制的若干规定(草案)》,提出人民公社应当实行“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制度。

    3月9,毛主席关于召开以讨论人民公社为主题的六级干部大会写了《党内通讯》;3月15《关于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问题》毛主席又写了《党内通讯》;3月17关于《召开县的五级干部大会和人民公社第一次社员代表大会问题》,毛主席再写了《党内通讯》。

    3月中旬,县委根据中共中央“郑州会议精神”和毛主席写的《党内通讯》,经认真研究后,派出工作组去澄江人民公社孝友管理区贯彻中央指示精神,进行“调整公社体制下放权力”的试点。经过干部社员的民主讨论,全管理区16个生产队,1个专业队,调整合并为16个生产队;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不搞公社统一核算,深受社员群众拥护。322日,县委召开五级干部的万余人大会,大张旗鼓地贯彻郑州会议精神和学习毛主席写的几篇《党内通讯》,介绍了孝友乡的试点经验,联系黄岩情况,县委就人民公社核算单位下达了意见。规定基本核算单位一般以原来的高级社为单位为宜;现有的生产队也尽量不要变动;在确定基本核算单位后,进行定领导人员、定劳动组织、定生产任务、定分配计划、定劳动报酬形式。

    经过整顿,全县的公社体制作了一次初步调整,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调整后为636个,164036户,每队平均258户。

    4月26,为了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加强对人民公社清账工作的领导,县委研究报请地委批准,成立了算账领导小组。5月3,县委又印发《澄江人民公社孝友管理区算账经验总结》材料,要求各地参照他们的经验,认认真真地做好算账工作,同时指出:“算账的重点应放在各级机关单位的平调、基层干部的贪污挪用和食堂账目”上。孝友管理区经过算账公布于众。管理区应付给生产队现金4080元,应退还房屋85间,租用25间。管理区算账后召开干部社员会,又着重解决生产队干部的经济问题,297个生产队以上干部,有贪污行为的59人,贪污1610元,超支挪用的154人,计3200元。并同时核实了收入产量。全管理区14个生产队并有12个生产队搞了补充分配,计现金2.9万元。汇江生产队每户分27元,退还社员房屋320间,家具510件,损坏赔款19000元。

    6月8,县委根据4月中央政治局上海会议关于《人民公社18个问题》的指示精神,发出了《关于加强生产小队经营管理的意见》。生产小队规模不宜过大,一般以29户左右和20-30个劳动力为宜,小队下面可设临时作业组;把土地、劳动力、耕牛、农具实行“四固定”,固定给生产小队使用;生产队对小队进行包产,包产内统一分配,超产部分除10%作为生产队积累外,其余归小队自己分配;生产队安排种植面积,留出3-5%给小队自行安排,包成本有节余也归小队所有;小队有权经营副业生产等作了8条规定。

    6月18,县委公布了全县国家、公社、生产队之间的算账工作告一段落情况。从4月初开始,经过二个多月的算账工作,全县724个生产队,已结束的419个,基本结束的266个,正在进行的239个。全县共应兑现的资金8053876元,其中属于1959年应分而未分给社员的133万元,算出粮食347万斤,都进行了补充分配,各级无代价平调的房屋、家具等物资也都作了兑现。实物归还的106851件,折价和租用的268342件。从而初步纠正了“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错误。

    7月,县委根据429日毛主席写的《党内通讯》关于纠正包产指标过高,合理密植和讲真话等指示精神,就如何解决农民积极性问题,在路桥人民公社松塘生产队进行了调查研究。然后遵照毛主席要讲真话的指示,由杨明、叶喜德、丁忠土三同志以县委名义起草了《关于农民积极性问题的调查报告》,上报地、省委、上海局,发至全县各公社党委、县委常委、各部长。

    调查报告的中心内容,是反映农民生产积极性不高及其原因。根据社员群众反映:办人民公社以后,增产没增收,增产没多吃,生产没有自主权,合作化步步高,社员收入年年少,高级社不如低级社,人民公社不如高级社……

19598月,中国共产党举行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816日,中共中央发布了八届八次全会《公报》和《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后,上海局认为:中共黄岩县委写的《松塘生产队的调查报告》是否定“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错误材料,应加以批判。因此,中共浙江省委要县委作检讨。于是,县委于825日写出书面检讨报告,并请求给予处分。同时,县委在召开扩大会议上作了公开检讨,并收回了原发的文件。接着全县开展了“反右倾”运动和批判“人民公社办糟了”的错误说法。通过“反右倾”、“拔白旗”运动,并同时开展对“落后队”的改造,又造成了对一批干部的错误处理。因此,19599月以后,大跃进之风和“左”的一套仍然继续盛行,再一次严重地挫伤了广大农民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使农业生产连续几年减产减收,加上自然灾害,导致“三年困难时期”。我县出现了一大批病、饿、逃荒之人。至1960年底统计,全县患浮肿病的近万人,妇女闭经万余人,小儿营养不良症状达3千人。1961年全县粮食亩产由1958年的802斤减产到只有654斤,总产减1330万斤;社员口粮由1958459斤降到361斤;经济收入也大大减少,社员群众的生活采取“低标准、瓜菜代”的方针,也有的社员为了维持生活,拆屋卖家具。据196142日,温州地委和县委调研室对路桥人民公社的调查,这个社1956年粮食亩产713斤,1960年降到575斤;社员经济收入,从1956年每户188元到1960年每户只有105元;社员口粮1956年每人591斤,到1960年每人只有305斤。同时还虚报产量,国家购了过头粮。1958年粮食亩产只有754斤,上报1400斤。由于生产下降,收入减少,口粮不足,1960年全社因经济生活困难死亡1332人,占总人口的3%,其中有5人因生活困难无法生存而自杀了。在调查中当时因没得吃仍在生浮肿病的1233人,生妇女病的1235人,体质普遍下降。  

第二次调整:

    在面临困难的关键时刻,从1960年下半年起,党中央决定对国民经济和农村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有关政策实行调整。98日,中共中央批转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关于“农村保证留足基本口粮,节约备荒,包产指标必须落实,留足自留地”等十项政策。

    县委坚决执行中共中央调整的决定,努力消除“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左”的错误造成的严重后果,从适应农业生产力出发调整生产关系,恢复遭受到严重破坏的农业生产力,搞好综合平衡,正确处理农、轻、重关系和城乡关系,加强农业第一线。因此,这次调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0月31,联系黄岩的实际,县委对农村人民公社也相应作出“坚持队为基础,公社三级所有”的决定;坚决贯彻按劳分配原则,供给制部分最多不超过社员分配总数的40%;粮食产量要根据过秤入库的实际产量安排三者关系;加强计划管理,合理使用劳动力;严格执行“三包一奖”责任制等十项具体政策。

    11月7,县委专门召开由2200多名生产队以上干部参加的大会,贯彻10项政策。会后,从县级机关抽调200多名干部下乡。县委6名书记,除一个留家外,其余也都下去全力以赴抓好10项政策的落实。

    11月3,党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就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错误,加强生产队所有制,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等12条指示;同一天又发出贯彻执行中共中央《紧急指示》的7条指示。县委认真进行学习讨论。21日,县委书记吴书福带领5名县委常委和15名科、局长、100多名机关干部,集中在路桥人民公社作重点贯彻落实试点,采取了边总结经验,边培训干部,然后全面展开的方法。主要是落实“队为基础,三级所有”,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尽力做到使90%的社员增加收入。

    1961年1月20,党中央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正式通过了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强调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3月,又下达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通称“60条”),调整人民公社体制和政策,彻底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的错误。

    县委为了贯彻落实中共中央“60条”草案,又组织机关干部下乡帮助各社队发动群众讨论“60条”,广大社员群众讨论热烈,一致拥护人民公社“60条”。

    根据“60条”和中央的一系列指示,联系黄岩的实际,县委采取有力的措施,对公共食堂,彻底纠正“一平二调”共产风,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有关经济政策的调整等一项一项地进行认真的抓落实。当时,主要解决与落实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解散了公共食堂

    1961年春天,全县大部分公共食堂已经垮台停办,就怕上级不允许而没有公开宣布解散,但实际只留下个空架子。有许多善后的工作,包括账目尚未结算,干部社员在等待观望上级的态度,但仍有一部分食堂在勉强地维持。

    在贯彻“60条”的过程中,社员群众对公共食堂反映强烈。因此,各级就‘公共食堂’问题,首先广泛地发动干部和社员群众进行讨论。通过讨论,干部、社员认为:办农村公共食堂,在粮食没有保障的情况下搞放开肚皮吃饱饭,这是过头的口号;再加上食堂管理不善,不仅浪费粮食严重,而且还浪费了大量柴草和劳动力;社员生活不方便,不自由;养猪也不便,生猪饲养量大大下降;还造成有的干部多吃多占,甚至出现贪污等。一致认为公共食堂没有给社员带来什么好处,应当及早解散。

    县委认真听取了干部社员群众的意见,于56日写出《关于公共食堂问题的情况报告》,上报地、省委。鉴于广大社员群众的要求,对已经停办的公共食堂做好善后工作,处理好有关政策,算清账目公布于众。目前尚在办的,是否继续办与不办,由社员群众讨论决定。至5月,全县2980个公共食堂全部解散。

    第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错误

    为了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县委根据1960619日中共中央下达的12条指示精神及公社工作条例60条,经认真研究后,于1961614日下达了《关于当前算账退赔意见的通知》,对坚决纠正“一平二调”错误,彻底算账退赔的有关政策界限提出了6条具体意见:

    一、关于兴修水利的退赔。总的划清受益非受益的界限、国家举办与民办的界限。义务工的计算,凡是公社以下举办的水利工程(包括长潭水库)、交通公路、海塘围垦,调用非受益大队民工,采用“总算统扣”办法,即以大队为单位,每个劳动力每年除15工作义务工外,其余发给工资,交大队作当年收益,统一分配;调用受益单位的劳动力,一般不再算账。民工工资标准,国家基建每工8角,民办公助每工5角。

    二、关于兴修公路的退赔。总的可参照兴修水利的办法处理,但公社化以前修筑的公路,不再算账。

    三、关于大办钢铁遗留问题处理。“青年号”、“妇女号”小高炉投资,发动群众逐户查对核实后,凭收据退还现金。大办钢铁拆了的房子,没有安置好的,这次要安置好。

    四、关于生产资料退货应与群众协商,分别处理,硬性推销不能使用的,要退款收回……,对双轮双犁一律不作退货,由大队自行处理……。

    五、由于生产瞎指挥造成的经济损失,应接受教训,一律不予算退赔……。

    六、为了加强算账退赔工作的领导,县委成立算账退赔领导小组,由县委书记吴书福任组长、县委副书记王茂官、县委常委组织部长许继良任副组长,下设办公室。同时县委要求各公社均应同样成立“算账、退赔”领导小组,切实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经过认真的算账,据有关资料的记载,全县各级应退赔的有1864.0696元,其中平调单位:省级的473.7696元,地级的10018元,县级的188.4129元,公社级的180.8842元,生产大队级的232.3418元,生产队级的有918693元。据路桥公社在算账退赔中的调查,这个公社从1958年至1960年比较大的平调搞过六次。全社平调土地2166亩,房屋3790间,劳动力17.3万工,现金17.6万元,粮食9万斤,耕牛864头,生猪4354头,抽水机47台,农具50230件,家具24820件,均作了退赔。

    第三,调整公社体制和政策

    全县的10个人民公社原是以区为单位办的。按照中央“60条”的条例,县委对第一批建立的29个小公社进行了试点工作。根据试点情况,于1961914日县委印发了《关于建立小公社工作的意见》,改为一乡一社,并确定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落实了人民公社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新体制。99日至17日,县委召开1850人参加的县、区、社三级干部大会,学习中央有关文件,统一思想,落实政策。会后区社按县委意见,一队一队进行讨论落实。至1962115日止,全县1075个大队,8870个生产队,已搞好落实以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459个大队,4586个生产队;正在进行的414个大队,3424个生产队;还未搞好的102个大队,850个生产队。已搞好或基本搞好的大队中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的有445个大队,3410个生产队。二级核算的82个大队、996个生产队;仍实行“三包一奖”的22个大队、80个生产队。新体制落实后,对生产队的土地、劳力、耕畜、农具实行“四固定”,规定至少30年不变的政策,明确了生产队的所有权,各级都不得无偿调用。生产队在生产和分配上享有自主权,大队对生产队进行定包产量,定完成国家任务和上交积累,超产超收归队所有,鼓励与调动社员生产积极性,也克服了队与队之间的平均主义。社员重新按土地比例(5-7%左右)分得自留地、自留桔、自留山。社员除了参加集体生产外,还能经营自留地和经营家庭其它副业生产,因此广大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得到调动。不少生产队还发动社员制订兴家立业计划。

    1961年10月7,中共中央就《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又下达了指示;10月23又批转了邓子恢同志《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试点情况的调查》;1962年2月13,中共中央又一次正式作出决定,下达《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此时,县委对中央这些指示作了进一步的贯彻落实。原来没有调整好的生产队核算单位也进一步作了调整。到1962年底,全县77个公社,1089个大队,10450个生产队,落实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有976个大队,9395个生产队,还有113个生产大队,1055个生产队仍属大队核算,大队对生产队实行“三包一奖”的办法。

    第四,清理劳动力加强农业第一线

1960810,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要求遵照党中央历次颁布的关于劳动力的各项指示,采取一切有效措施,加强农业第一线,迅速改变当前农村缺乏劳动力的状况。县委成立由牛宏香、许继良、刘润泉、秦殿琛、聂邦全、童介春、徐杰等七人组成的清理劳动力领导小组。至19615月,通过清理,共清理出回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劳动力31561人,全县共有6000人被精简下放农村。

    第五,减免粮食征购任务,发放社会救济,帮助社员群众解决困难

    由于“五风”和三年自然灾害,严重挫伤广大社员群众的生产积极性,给工农业生产也带来了严重的减产减收,给人民群众的生活造成极大的困难。1960年底,全县拨出救济款36.45万元和5万元疾病治疗费;19617月,国家又减免粮食征购1561万斤,拨出粮食830万斤,发动群众上山下乡采集数百万斤的代食品,又发放社会救济39.8万元,抚优补助9.5万元,帮助社员群众渡过了困难,到年底,社员群众患的浮肿病、妇女闭经、儿童营养不良症已基本治愈。

同时,全县在贯彻落实60条的过程中,县委总结了许多好的典型经验,进一步推动了60条的贯彻落实。19615月,调查了下洋山生产队执行“三包一奖”中的问题,写出了《三包一奖》制问题与意见的材料;522日,转发了《关于龙头王生产队检查与端正春季预分政策》的报告;612日,转发了前蒋大队播种“十边地”的材料;1120日,在县委召开四级大会上又印发了《墙下陶大队发动社员订立兴家立业的规划》;还发布《山林政策》的布告等等,这些典型经验,对推动60条的贯彻落实发挥了作用。

1962213,中共中央正式发出了《关于改变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的指示》。此时,全县农村的绝大部分核算单位已完成了这一调整,但有些还不够完善。89月间,县委书记吴书福亲自带领县委常委、部委办局的负责同志,各区委书记、机关干部共120多人,第三次进驻路桥人民公社搞调查研究。

    这次调研既根据中央的指示,围绕基本核算单位的经济问题和组织问题所涉及到队的规模、干部、土地、耕畜、水利、林木、债务等八个具体问题,又联系黄岩的实际,还对经营管理,农业生产成本,如何发展养猪,粮食的征购任务,如何开放粮食市场,以及当前有哪些政策措施影响农业生产发展和集体经济巩固等20多个问题,运用群众路线的方法,广泛听取基层干部与社员群众的意见。每个调查组对所调查的每一个问题,既比较如实地反映出情况,又对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具体办法。这次调查既完善了核算单位的经济和组织问题,又落实了调动农民积极性问题的一些经济政策和经营管理上的具体问题,然后由点到面地进行认真抓落实。

    此外,县委还调整了工农城乡关系,确定了农轻重的顺序,突出农业的基础地位。由于采取了一系列的调整政策,农村形势稳定,农民生产积极性得到进一步调动,农村各业在曲折徘徊中恢复与发展。1961年全县粮食亩产由1958802斤减到654斤,到1964年亩产达1042斤,三年中亩产增加450斤;农业总产值由1961年的5767万元,到1964年达7957万元,增长44%以上,社员群众的人均口粮由1961年的361斤提高到478斤,经济收入也有增加。特别是畜牧业生产得到了很大发展,1961年全县生猪饲养量16.11万头,1964年全县饲养量达到51.97万头,年终存栏量31.97万头,比1961年增加一倍以上。澄江的红旗公社雅林大队过去受“左”的影响,县、公社在该大队“一平二调”,生产上搞瞎指挥,使这个队生产受到很大损失。他们从1962年下半年开始,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副生产的决定》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60条);切实改善经营管理,进一步完善了定额计酬制度;在财务上,健全了会计制度,管好用活集体资金;对副业生产人员,采用了“死分活值交钱记工”的办法,即根据各人常年劳动情况,参照农业评定全年向集体投工的数量,再根据全队年终实际分配值来计算副业人员的每工上交值(活值),外加少量积累(0.2/工),副业人员交钱记工后,参加生产队统一分配;在生产上,积极改善生产条件,兴修水利,增强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由于政策的正确,社员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调动,“五风”造成的损失很快得到了恢复,农村经济又出现新的发展。到1965年,全大队粮食亩产达1534斤,生猪饲养量414头,每户平均养猪2.5头,经济总收入16.1万元,社员人均收入128.6元,创造了历史最高水平。

农村人民公社的终止

    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曾两次作了调整,虽然对调动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对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的作用,但它是在肯定人民公社的前提下进行的调整。因此,对纠正“左”的错误是不够彻底的,造成在“文革”的十年竟使农村工作发展到“左”上加“左”。

    林彪与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两个反党集团,在农村搞了全面夺权后,掀起大批“资本主义”、“唯生产力论”和“工分挂帅”,推行“政治评分”,“搞大寨式记工”等。也由于人民公社坚持“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仍然保留着过渡的具体形式,导致“文革”中一再发生“穷过渡”的错误。1965年全县77个公社,1085个生产大队,9868个生产队,原先按公社工作条例60条全部落实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的,从1969年开始又改变核算单位。1972年全县有72个大队,396个生产队过渡到大队核算,至1976年由大队核算的单位又增加438个生产队。在人们的头脑中误认为只有搞逐步的过渡,才是搞社会主义。

    此外,还提出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集市贸易和多种经营的发展。全县各区、乡、村的集市均被取消,全县统一改为“510”逢市。这样,全县的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处在一片沉闷的局面之中,农业生产也处于徘徊不前。1966年全县粮食亩产1117斤,经过“文革”十年,至1976年,粮食亩产仍是1118斤,比1966年亩产仅增1斤,其中1968年至1969年这两年每年亩产都减200斤以上。社员群众的经济收入,1966年人均64.38元,1976年人均收入66.23元,十年之后,每人只增2元。社员人均口粮1976年反比1966年每人要减45斤。

    1976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江青为首的“四人帮”反党集团,宣告文化大革命结束,从而人心得到安定。广大农民群众的积极性得到了调动,农业生产得到比较快的恢复和发展,粮食生产连续几年获得丰收。1977年全县粮食亩产达1328斤,比1976年亩产增加210斤,1978年亩产1632斤,比1977年亩产又增加304斤,社员的经济收入每人也增加30多元。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县委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重新确定的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批判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个不适用社会主义社会的口号,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上来,并全面进行拨乱反正,认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在农村,按照中央指示抓住生产责任制作为振兴农业的突破口,冲破了许多框框,实行一系列切合实际,顺乎民心的政策,加强了农业的发展。这样就使农村各项工作发生了历史性的伟大转变。

    1979年党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对社员的劳动报酬提出了“可以按定额记工分,可以按时记工分加评议,也可以在生产队统一核算和分配的前提下,包工到作业组,联系产量计算劳动报酬,实行超产奖励”的责任制形式,受到社员们的拥护。

    1980年秋,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75号文件,全县农村逐步推行了联产到组责任制。1981年以后,又普遍实行了社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解决社员劳动报酬与生产成果相脱节的矛盾,进一步体现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农民有了生产自主权,积极性更高了。过去出工是“老婆拖老公”,现在“老婆催老公,出工满堂红,前面小孩跟,后面还有老公公”。社员们说,联产承包到户责任制“革了平均主义的命,鼓了勤劳人的劲,治了懒惰人的病”。

    随着农村经济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198310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实行政社分开建立乡政府的通知》。

    县委遵照中央的批示,对乡、村组织形式进行了改革。乡建立乡党委和乡政府,村建立党支部和村民委员会,也摘掉了人民公社的牌子。

    回顾人民公社所走过的20多年的曲折历程,也反映了我们党由于缺乏经验,在认识上有主观偏面,违反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特别忽视了我国的特殊历史条件和特殊的国情,轻率地发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在发展生产力上盲目求快,急于求成,在变革生产关系上盲目求公、急于过渡。加上人民公社在分配制度上存在平均主义和过分集中的问题,更使生产关系不能适应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矛盾越来越尖锐,以至影响社会、政治生活各个领域。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实践和曲折历程已经证明,虽然这是我们党在指导方针上的严重失误,但它最终是由我们党自己来认识,自己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自己来作纠正的,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具体的表现”。我们党历来有自我批评的传统,不向人民群众隐瞒事实真相,敢于公开揭露和批评自己的错误。这样不但促使自己迅速改正错误,而且密切党群关系提高了党的威信。1959年至1961年,我国外有压力,内有经济困难。当人民群众由于受折腾遇到了生活困难的时候,我们党的各级领导和广大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同命运,共呼吸,不搞任何特殊,所以人民群众始终同党站在一起。经过几次对人民公社的体制和政策的调整,收到的成效也是显着的,不仅很快克服了困难,而且使农村经济有了比较顺利的恢复和新的发展。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贫穷落后不是社会主义,平均主义不是共产主义,要认清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最主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任何企图超越时代,超越阶段的想法和做法都是行不通的,其结果只会延缓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是不能违背的。一旦违背了,就必然要受到历史的惩罚。

 

作者简介

    叶明照,曾任黄岩县委党史研究室主任。

 

 

 

 

 

 

 

我所知道的人民公社

章显林口述 周建灿整理

 

1958年“大跃进”开始,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开展了起来。我所在的焦坑乡江田村也不例外。

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大二公”,即规模大与公有化程度高。而这个大与公是通过“一平二调”来实现的,即生产队的劳力、财物实行无偿调拨。

当时我们村里,每家每户的土地、农具,甚至茅房等大部分生产生活资料都收归集体所有,由大队统一调拨。虽然有人不乐意,但在那个形势下,只得服从。社员统一组织起来,进行集体劳动,收入集体统一分配,按年龄、技能,实行八级工资制。

男社员主要从事农田、水利方面的劳作。女社员除了做农活外,还从事绣花、编织等手工劳动。其中,为了解决女社员集体劳动的场所问题,村里将一些排屋的居民迁走,再把内部户与户之间的分隔墙拆掉,内部就联通起来了,有了较大的空间,然后让年轻女社员从事绣花、编织,于是民房变成了厂房。而村里较偏的房子,则被改造成畜牧场,也是将里面的墙壁拆除,扩大内部空间,用来养牛、养猪。畜牧场的工作主要由中年以上的妇女承担。

村里大部分社员都参加集体劳动了,那么他们的吃饭问题如何解决呢?这是通过办食堂来解决的。当时村里办了一个大食堂,搭起大镬灶,用大陶锅蒸米饭,炒、煮菜蔬,烧好以后,再用木桶分送到各个点,社员凭饭票领取饭菜。大办食堂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特别是让妇女从灶台上解放出来。

而我所在的焦坑人民公社,紧跟全国形势,工农商学兵齐头并进。

图为焦坑大队星江片生产队向社员通报的1959年柑桔生产计划。

工就是大办工厂,除了前面提到的各村办的绣花、编织工厂外,还有一些规模较大的化工厂、机械厂等。那时的化工厂就地取材,利用本地丰富的橘皮、橘叶、橘花资源,蒸馏成橘皮油、橘叶油等

产品,然后卖给国家,

作为制作香精的原料。原来没人要的橘皮、橘叶成了农民增加收入的来源,我的学费大多是靠收集橘园里掉落满地的绿色叶子和橘仁挣来的。机械厂主要生产农业机械,重点生产抽水机和碾米机的零配件,当时每个大队都置有一台大型抽水机与几台小型抽水机和碾米机。这些小工业出现为后来乡镇企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黄岩模具厂的第一代能人大多来自机械厂和抽水机厂的老倌。

农就是大办农业。为了提高粮食产量,公社大搞科学实验,大办试验田,先后办有水稻、麦、油菜、柑橘等高产试验田(园)。由于受浮夸风的影响,为了放水稻高产卫星,供人参观,还特意开辟了高产示范田,将几个田块的水稻都移植到一起,期望通过提高稻株密度来大幅度提升产量。但是由于稻株密度太高不通风,导致水稻病害盛发,甚至稻秆发臭,为此人们还想出了用鼓风机来通风的办法,这是非常搞笑的。

由于当时政府威望很高,加上人民公社体制,可以迅速集中人员,开展公共工程的建设,如公路、小水库等水利工程建设,人们干劲很足,效率很高,一条公路的修筑,一条河道的治理有时能在几天之内就完成。

    学就是大办学校。焦坑公社是很幸运的。当时黄岩农校派了二十多位老师到焦坑公社农村锻炼。印象中他们分成桥头王、凤阳(金河社)、江田等几个点,住在农民家里,白天劳动,夜里组织社员学文化,学农业知识。后来还办了红专大学。这批老师都是高学历的知识分子,他们有很多同学、朋友在科研单位工作,搜集一些科技资料为农业服务。当时他们还利用头发研制了胱氨酸,底脚料酿酱油,影响很大。在他们的启蒙下,焦坑公社的学风很盛。这批老师都成为了教授、研究员。

兵就是大办民兵。每个村一个民兵连,利用早晚时间进行一些军事基础训练,平时照常劳动。民兵有时还担当“突击队”的作用,一些大工程或者那个村农忙缺人手,他们就可以顶上,而且不计报酬。焦坑公社星江大队民兵连民兵工作成绩突出,还出席全国民兵代表大会。

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人们满怀热情,充满干劲,以“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豪迈,去开创一个全新的世界。可是事与愿违,经济困难不期而至。到了1959年,公社的粮食开始供应不上了。没有足够的大米,我们就只能在饭里面掺入大量的包心菜,做成泡饭,即便如此,在我们吃来,也是难得的美味。

之所以发生59年的饥荒,客观方面的原因是58年涝灾,59年连续90天的干旱,农业歉收,而国家粮食征购任务没有减少,导致粮食的紧缺。

当然,“大跃进”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本身存在着严重的弊端。首先,片面地夸大了人的主观能动性,不问自身的家底如何,拼命追求高速度、高产量,而违背了经济发展的规律。其次,“一平二调“,搞共产风与平均主义,人们参加劳动很多时候是强制的,分配上干多干少一个样,没有相应的责任制,这就挫伤了人们的劳动积极性。第三,权力过度集中,公社事务干部说了算,人们没有发言权,人们的智慧无法发挥。“瞎指挥”的情况时有发生,譬如为了大积肥料,将一整条河塘当作积肥坑,将杂草、葫芦放到河里面,想让它们发酵成为肥料,结果收效甚微,而且劳时费力,又破坏环境。

不过,人民公社化运动也并非一无是处,这种体制可以迅速集中力量,兴修水利,办一些大工程,如山塘、水库修建,黄岩长潭水库以及为其配套的黄长公路,就是那一时期完成的工程。而集体大生产这一模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在中国延续了千年的私有观念与封建意识,在一定程度上也推动了社会发展。

 

作者简介

章显林,曾任黄岩区副区长、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周建灿,黄岩中学教师。

 

 

 

 

 

 

 

 

 

 

 

 

 

人民公社时期令我记忆犹新的两件事

戴天寿口述 吴伟玲整理 何志军指导

 

我是富山乡牛路村人。人民公社期间,我当过乡文书、公社书记等职务,后到林业部门工作,退休后自己创业。回首往事,有两件事至今难忘。

1953年至1970年,我一直在富山工作。在我担任富山公社党委书记期间,让我印象最深的有两件事:一件是在人民公社、大跃进时期,当平原地区闹饥荒的时候,我们富山群众还能靠山吃山填饱肚子。按当时的政策,大家都是集体劳动,不能私自开垦土地,种植作物,一经发现都被认为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为了让群众能够有东西吃,我们当时灵活机动,放宽政策,对农户私种地瓜(甘薯)、马铃薯等的行为没有给予过多约束。靠着这些地瓜、马铃薯,很多家庭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日子。也因为如此,很多平原地区的女青年嫁到了富山。除了自己不挨饿,这些女青年还常常把山上的地瓜丝寄回家,支援娘家人。平原地区也经常有人拿衣服等物品来跟我们换地瓜丝。当然,也有个别家庭因为丧失劳动力日子确实过不下去。对于这类情况,乡党委也是特别照顾,特批些粮食、送些吃的给他们,帮助他们渡过难关。

图为戴天寿先生近照。

 

另一件就是1967年的时候,黄岩和周边永嘉的群众闹矛盾,动起手来,打架时连铁棍都用上了,事件闹的挺严重,事后富山方面让我去跟他们谈判,解决这件事。当时谈判的地点是在永嘉岩坦区,为了应付谈判中出现的突发事件,我带了包括乡文书、医生、拳师傅在内的四五个人到谈判地点。说来还挺有意思,永嘉当地有一个习俗,谈判开始前要杀猪、宰羊,最后谁输了就谁负责买单。所以,我们一到,他们就开始杀猪、宰羊。谈判的第一天,整个会场人山人海,双方代表要挨个讲话。轮到我们时,我在台上振振有词,有理有据,把对方说得哑口无言。我说完之后,永嘉方面的群众心服口服,整个会场掌声如雷。之后,双方经过商谈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与开始相比,这时永嘉群众对我们的态度来了180度的大转

变,仇人变成了朋友,并热情地招待我们在那里住了三四天。这件事也算是圆满解决了。

197010月,我调任幸福公社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没多久,浙江省要招首批工农兵大学生,我们黄岩有22个被推荐到杭州上大学,我有幸也成其中之一。县里确定由我带队,就这样,我走上了求学之路,踏上了人生新的征途。

 

作者简介

戴天寿,曾任富山人民公社党委书记,后在台州市林业局工作直至退休。

吴伟玲,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学生。

何志军,台州科技职业学院老师。

 

 

 

 

 

 

 

 

 

 

 

 

 

 

难忘的蓬街公社往事

林瑞方口述 许安婷整理 何志军指导

 

197011月,还处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在县级机关斗批改干校学习后,工作岗位从黄岩县委组织部下调到金清区蓬街公社工作,担任公社主任、党的核心组组长。19714月,公社党代表会议选举我为公社党委书记兼公社主任。直到19784月,我被调回县委组织部另行分配工作。在蓬街公社的这7年多时间里,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举旗、抓纲、学大寨。

举旗

1970121626日,黄岩县革委会召开由县革委会委员及各区、镇、公社、大队等单位负责人参加的第七次全委扩大会议,要求大家要认真学习毛主席的哲学着作,全面落实党中央的各项政策,深入开展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并部署了当年冬天和次年春天的有关工作。紧接着,在19715月,县革委会就发出了《高举“农业学大寨旗帜,夺取农业新丰收”》的号召书。号召书一经发出,全县各地就纷纷行动起来,轰轰烈烈地开始搞农业生产。

我们蓬街公社也不例外,根据上级的指示精神,立即开展了工作。当时,广播是一个重要的宣传工具,几乎每家每户都有。我们利用广播,每天播送毛主席着作、中央和地方的一些重要文件精神,在群众中营造大搞农业生产的氛围。当然,公社干部自身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在我们蓬街公社,每天早晨公社干部都要听广播进行学习,然后结合公社实际,讨论一天的工作安排。早饭后,公社干部还要下到分片包干的生产大队落实工作,中饭和晚饭都要赶回公社吃,这样一天下来,干部们最少来回跑六趟,因此被称为“六大头干部”。当时,近的大队离公社有一二里,远的有二三里,而公社里只有一二辆自行车,如果中间有个什么事,公社干部一天走个10多里路那是家常便饭。再说了,如果你骑自行车下到生产大队或生产队,就会被社员说成“特殊化”。在夏收夏种等大忙季节,我们公社干部不仅要干好本职工作,而且还要下到各生产队帮助劳动,解决实际问题。就这样,我们蓬街公社把大搞农业生产的大旗高高地举了起来。

抓纲

19719月,黄岩县革委会发出《加强市场管理,坚决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复辟的通告》。通告指出,要坚定走社会主义道路,打击投机倒把活动,加强对商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教育改造,对农村各类作坊严加整顿管理,严厉打击流氓阿飞、惯偷,狠杀赌博、迷信等歪风。19725月,黄岩县革委会又发出了《加强市场管理,严厉打击投机倒把活动的通告》。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公社结合实际,坚决予以执行。公社首先通过广播,狠批公社内存在的歪风邪气,对情节严重的给予点名批判,大造正面舆论。当时,有个别情节严重的甚至进行了游乡示众,现在想起来,这种做法是偏激了。

此外,各生产大队也结合实际召开大会进行宣传批判。这样一来,正气上升,好人好事多了,歪风邪气少了。比如,当时五、六塘种植的大片甘蔗,以前不乏有偷掰的路人,这之后就绝迹了。对于赌博,我们也是下大力气整治。如果发现有惯赌者或开场放赌的,我们就把赌具都没收了。对于那些闻风跑到邻近社队去赌的,一经抓住,我们也是严惩不贷的。经过一个阶段的治理,公社的治安大有好转。当然,那时的有些做法从现在看来也确实有些过左过火了。比如,买私猪肉(未经纳税)被抓就要狠批。这在现在看来是搞活经济,但在当时就是投机倒把,就得放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上,进行严厉打击。

学大寨

197212126日,县委召开农业学大寨会议,着重解决对农业学大寨的认识,规划当前农业生产问题。通过学习、参观,交流经验,明确了方向,找到了差距,增强了信心,鼓足了干劲,大家表示奋战二、三年,誓把黄岩建成大寨(式的)县。

197393,黄岩县革委会发出围垦十塘海涂工程的通告。通告指出,十塘围涂工程由金清三甲两区组织所属社、队负责进行,围涂面积2.1万亩,要在1974年完成;围涂方针是民办公助,主要依靠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力量,坚持贯彻谁围谁有,即集体组织围垦属集体所有的政策。

根据以上会议和通告的指示精神,我们公社明确了农业学大寨的目标方向,并结合实际制定了具体计划,认真实施。我们把全社的干部群众都积极的动员起来,从上到下、齐心合力,大搞农田基本建设,全面开展兴修水利,平整土地,大家战天斗地,经过大干、苦干加巧干,公社完成了二公里长的八塘砌石和九塘围垦任务,出现了三直三横的宽阔道路,实现了田园格子化种植,粮食平均亩产超“双纲”,各项经济指标均在全区前列。

 

作者简介

林瑞方,曾任金清区蓬街公社党委书记、公社主任。

许安婷,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学生。

何志军,台州科技职业学院老师。

 

编后话:

    人民公社时期有一段时间,“举旗抓纲学大寨”曾是比较响亮的政治口号。有些加了“鼓足干劲搞生产”,成了喜庆时的对联。

 

 

 

我在富山公社的八年

钟永珏

 

1970年,我从宁溪区调到富山公社担任革委会第一副主任。第二年,因工作需要,我担任了公社的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到1978年调离,我在富山公社前后工作了8年。现在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在目。

增产粮食

作者(前排左一)于1975年宁溪区工作检查时与区领导和工作人员在北山村的合影。

19706月,我刚到富山公社就遇到了旱天,正值芒种前后,赶上水稻插秧和番薯下种,田里没水,无法栽种。这时又处于文化大革命中期,干群对立严重,公社机构建立不久,新老干部矛盾较大,干部畏难情绪较重。如何进行抗旱保收?面对这种情况,公社召开了由全公20个大队的大小队长及党员参加的抗旱夺丰收誓师

大会。在会上,我深入分析

了当时的形势,动员大家消除矛盾,齐心协力抗旱保收,誓师大会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会后,在大队干部的带领下,大家克服困难,努力寻找水源,用肩挑、用手提,把水运到田头,为插秧、种番薯创造条件。因此,全公社各大队的水田都插上了秧,旱地大多种上了番薯。过了不久,就下起雨来了,这个难关算是度过去了。但当年的粮食产量却不尽人意。全公社总产量只有300余万斤。当时,富山上交国家的粮食任务是30多万斤。不仅群众的口粮不足,而且国家的任务也无法完成。后来,虽然向区里打报告减免了部分粮食征购任务,但是群众依然吃不饱饭。鉴于这种情况,在年底的总结会上,公社提出以增产粮食来解决群众吃饭问题,并落实相关的措施。

一方面是改良田地。富山的田地大都小而分散、形状各异,有些田里还有岩石,耕作难度大,犁田时若不小心遇上岩石还会损坏犁头。因此,我们采取小丘并大丘、裁弯取直等方法扩大田地面积,同时想方设法把田里的石头打掉,减少耕作难度。我们还千方百计提高土壤的肥沃程度,发动社员到山上割草,填到田里积肥。后来,为了节省劳力,就直接在田里种上紫云英。就这样,整个富山的田地质量逐渐得到了改善。另一方面是引进良种。原来富山种的水稻一直是“长红”,亩产只有400斤至500斤。为了提高产量,我们引进并普遍推广水稻良种“田季度”。推广的第一年稻谷丰收时,我们一计算,亩产竟能增加100斤到200斤,大家都欣喜若狂。还有就是引进土豆的新品种。当时富山种植的土豆一个只有一两左右,产量很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多次与宁溪区农技站联系富山的农科员蒋金彪沟通,积极与县农业局联系,在他们的帮助下从新疆引进了土豆新品种。下种的当年,就取得了丰收。当时为了检验成果,我还专门到外坦和大岙两个大队观看挖土豆,结果令人欣喜,大的土豆单个重七两左右。这样,土豆的亩产从几百斤立即增加到了几千斤,群众是打心眼里高兴。

就这样,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76年,全公社的粮食总产量达到了620余万斤。不仅群众能够吃饱饭,上交国家的粮食任务顺利完成,而且公社还有了自己的储备粮,大家喜笑颜开。

建水电站

刚到富山工作时,那里还没有通电,晚上公社开会学习文件,只能用煤油灯照明。这情况还算好的,有些条件差的群众家里只能用毛竹丝、松树根来照明。面对这种情况,公社决定建造水电站,解决照明问题。

1970年,富山电站动工兴建。但前期在建的三级电站设在富山岭根大队,它发的电所惠及的地方是幸福、宁溪、联丰三个乡,当时的富山仍然没能用上电。鉴于这种情况,我和公社干部一起想方设法在富山规划建设水电站。其中主体建在双坑村的“七五”电站是当时富山所建的几个水电站中最大的一个。它是利用富山三级电站的水源进行发电的。1973年至1974年,我们对该电站进行了规划、测量,做好前期的准备工作。1975年初动工兴建,年底建成。其发电量是160千瓦。在这之前,公社于1972年在距离“七五”电站直径400米至500米左右的地方建了一个“双西”电站,发电量是40千瓦,当时是解决了双坑、西岩两个大队的用电问题。在“七五”电站建成后,我们又在半岭堂建立了“七五”电站的三级站,发电量是100千瓦。期间,我们还在北山、决要、李家山等建造了小水电。富山当时分为三个合作区,这样属于第一合作区和第三合作区的半岭堂、双坑、牛路、西岩、外坦、大岙、张里等13个大队基本解决了照明问题。

属于第二合作区的田岙、外京、葡萄坑、李家山、兰田、坑头、英山7个大队的照明问题怎么解决?公社主动与富山电站联系,寻求他们的支持。当时的电站站长是陈崇梅,他表示愿意帮助解决。但是他提出公社也要支持电站的建设工作,帮助他们解决电站在建设过程中土地、山林等的政策处理以及移民等问题,特别是水库为了蓄水发电,在外京大队筑大坝与永嘉产生的矛盾纠纷。因为当时筑坝的这条溪是从富山流向永嘉的,富山在上游,筑坝以后对下游永嘉几个大队的农田水利灌溉就会造成影响。永嘉黄坦、李山等村的干部就来到富山找我们公社干部说理。经过我们的反复调解,最后他们与富山电站达成了协议,在旱天农田灌溉的时候开闸放水,流量按20%给他们,这事就这样解决了。到1977年,富山公社的用电问题基本解决。

修路

有句老话叫“富山20个村12条岭”,说的就是富山的路。富山山高路远,没有公路,群众的生产、生活极其不便。就说赶集吧,那时富山没有集市,群众就得起大早走很远的山路到宁溪赶集。为了方便群众出行,1973年,公社向县里打报告要求修路。按规划,公路是从富山的王家店到永嘉的沿岩,总长17.4公里。由于资金等多方原因,我们计划先修到决要。当时,县里批复同意修建该公路,并拨款2万元。197510月左右,公社召开了三四千人参加的誓师大会,号召大家齐心协力,修好公路。就此,公路破土动工。

公路修建时,我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分段落实,把修建的任务具体落实到村。对于修路,社员们热情很高,都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在农闲的时候,每天都有四千人左右参加修路。在农忙时节,大家就停工回家,进行农业劳动。参加修路的群众每人每天还发给3角补贴。当时,由于公社资金紧张,而县里拨的2万元修路款只够购买雷管、炸药,给群众的补贴基本上是每个大队自行解决的。对于经济相对困难的大队,公社再向上级要资金给予一些支持。经过几年的努力,到1978年,该公路初步建成。

发展卫生教育事业

由于是山区,富山的卫生教育事业都比较落后。群众缺医少药,教育设施简陋。为了改善这种状况,公社积极寻求解决方法。

富山当时有一个诊所,由于没有专用的房屋,只能租赁在马安山的大队办公室。租赁的房屋面积很小,大概只有一间半,几十平方米,坐诊的医生也只有四五个,且专业医疗水平都不高。鉴于这种情况,在1976年我到县里找当时的卫生局长沈仁学商量,提出我们富山想建6间房供当地诊所使用,改善医疗条件。沈局长听后对我们很支持,拨款2万余元用于诊所建设。新诊所规划建在马安山原诊所旁边。要建房就必须征地。当时个别群众有情绪,不想把地征给我们,经过深入地做思想工作,终于落实了6间房屋的地基。大约在1978年,6间房子就建成了。为了增强医疗队伍,我们物色了两个富山当地人,一个叫戴晓宏,一个叫梁卫东,把他们送到黄岩卫校学习培训,培训结束后回到富山诊所从医。

富山实行过村村办校,这样师资力量分散,有些小村一个老师教四五个学生,而且各年级学生混教。同时,富山还设有一个中心校,校址在半山村,大约有三四间校舍,三四个教师和二三十个学生。为了集中教育资源,公社决定新建富山中心校,改善教育环境,让适龄的孩子都到中心校学习。1977年,我们在北山新建了富山中心校,大约有十几间校舍,十几个教师, 200名左右的学生。富山各村的孩子基本都到中心校上学了。

发展特色产业

林业是富山的一大重点。县里对林业发展十分重视,1975年,组织全县山区的公社书记、林场场长等到湖南会桐县参观,学习如何发展林业,听取全国林业劳动模范张万宏的经验介绍。参观回来后,由于富山的林业一直发展不错,县里又在富山召开了山区林业现场会,推广先进经验,县委书记吕众义参加会议,县革委会常委王天仁主持。这之后,我们的信心就更足了,决心消灭荒山。我们主要采取封造结合的方法,对适宜种植的山地,种上杉树;对于不适宜的山地,进行封山。同时,我们还积极发展毛竹林、苦竹林,争取从6000亩增加到万亩。此外,茶叶种植是富山的特色产业。富山原来种植的茶叶都是零星,不成片的,据当时的初步估算,总面积约1000亩。后来为了发展茶叶,我们提出每户要种植1亩茶,同时要积极开辟成片茶园。到1976年,基本上每户都能达到1亩的种植要求,成片的新茶园也不断开辟,茶叶种植面积达到3000余亩。

1977年,县三级干部大会在黄岩中学召开,我在会上代表富山作了典型发言。这年,富山被省、地、县评为了先进集体。19784月我从富山调回宁溪担任区委副书记、副区长,之后担任区长。直到19949月退休,我都在宁溪工作。虽然在富山只呆了8年,即使后来离开了,我的工作也始终跟富山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这几十年来,我见证了富山的贫穷、落后,也看到了它的繁荣、发展。现在的富山,道路宽阔了,信息畅通了,经济发展了,群众的生活水平也大幅度提高了,它正在逐渐成为名副其实的“富山”。回忆过去是为了更好地展望未来,我相信富山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作者简介

钟永珏,曾任富山人民公社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宁溪区委副书记、副区长,区长。

 

 

 

 

 

 

 

 

 

 

 

人民公社的那些事

牟永国

 

    我叫牟永国,黄岩平田人,生于1936年。人民公社期间,我在富山担任过公社副书记、书记等职。我来说说我所经历的和所见到的一些人民公社往事吧。

1956年,半山和北山两个小乡合并为富山乡。合并后,全乡有14个村,1960户,将近一万人口。并乡时,全乡已有4个低级合作社。从1956年的下半年开始,乡里全面组织成立高级合作社,绝大多数农户都加入了合作社,只有少数地、富、反、坏、右(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及表现不好的人在社外。他们如果想入社,就必须要经过审批。

19575月,全乡20个合作组织进行整顿、巩固、提高时,党中央发动了一场整风运动,层层召开会议,动员广大干部群众投入到这场整风运动中,把“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推向高潮。因此,当时社会上各种不同的言论很多,大字报满天飞。有少数人还乘机向党进攻,从事各种破坏活动。在我乡农村,闹退社、打干部的事时有发生。尤以李家山村最为严重。当时,该村的合作社建立不久,正有待进一步提高,而少数人就蓄意煽动,想要拆散合作社。为了制止破坏合作社的行为,乡里决定由乡长郑咸春带领周维招等三位同志到该村,逐户访谈、做细致的思想工作。到了晚上,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他们正在座谈合作社的事情时,有一批青年人突然闯了进来,开口就大骂,还动手用木棍打人。随后,哄闹的人越来越多,干部根本无法进行工作,只好趁他们不注意时离开,回乡政府。李家山村发生闹社打干部的事在全乡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也不利于当时合作社的发展。

68,中央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乡党委遵照中央的指示,结合本乡实际,决定召开一次由全乡群众参加的大会。召开会议那天,因事先准备充分,到会的群众达3000多人。会上,有18名干部先后上台对64名犯有各种错误言论和破坏行为的人进行了揭发批判,并让他们站在台上接受了批斗。通过这次大会,干部增强了信心,群众进一步明辨了是非。有的群众当场表示,日后要听党的话,走社会主义道路,与干部一起把集体组织办好。可以说,这次大会开得很适时,不仅针对性强,而且批斗打击有力,从而使全乡的农业合作社得到了巩固、提高,推进了面上的其他工作。

19585月,我们富山乡根据宁溪区委指示,在大办农业的同时,全面发动,组织力量,洗铁砂,为炼铁提供原料。乡党委要求各队开办洗砂场,组织专业队伍。同时各队要有一名领导带队,还要配备一名记录员记录日产铁砂量,并要逐级上报。当年78月间,全乡20个洗砂场先后开始投入洗砂。开始时,因为对人工洗砂缺乏经验,日产量很低,区、乡领导心里十分焦急。为确保质量、提高日产,区委副书记翁良达亲自带领工作队进驻富山,指导各洗砂场的工作。在这之后,洗砂场的日产明显提高,从原来的每天生产几吨,增加到了几十吨,参洗人员信心倍增。因为洗好的铁砂要及时运送到宁溪炼铁厂,各村还组织了专门的运输队负责运送。这项洗砂工作历时8个多月,最后除了运送到宁溪炼铁厂的铁砂外,各洗砂场还有库存共计260余吨。

此外,为了大办钢铁,我们乡里还从各村抽调了20多人建起了一座小高炉,由李家山村村长李益秀负责建炉、烧炭。他们经过20多天的艰苦钻研,建成了一座小高炉并开始炼铁。由于缺乏经验,经过了三天三夜,也没炼出一点铁水。但是他们不怕苦,认真找疑点,最终发现是由于火力不足造成的。问题解决了,铁水自然也就出来了。炼铁成功了,办高炉的人员个个喜上眉梢。第二天,他们把炼出来的铁一过秤,竟有一百六十多斤。当天,他们就把这些铁送到区里,向区委报喜。

195811月,宁溪区改称宁溪人民公社。为体现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区里决定把全区的党、政、财、文等权力都集中到人民公社,把全区的农业合作社组成一个“工农商学兵”齐全的大公社。

人民公社成立后,公社党委紧接着就研究提出了各种经济建设发展计划和有关的指标要求,采取了无偿调用土地、实行全社统一核算、开办食堂等措施,以实现吃饭不要钱,劳动发工资,行动军事化的目标。同时,公社党委还号召全社人民“放开肚皮吃饱饭,鼓足干劲搞生产”,跑步进入共产主义。

我所在的宁溪公社富山管理区下辖20个生产队(村),116个生产小队,有耕地5800多亩,以种植水稻为主。农民的粮食能自给,一年向国家交售余粮二三十万斤。遵照公社提出的指标和开展各项工作的要求,联系本辖区的实际,我们富山管理区该如何贯彻落实?当时,管理区从当地实际出发,将干部分成几条线开展工作。

第一,调整好各生产队的耕作区域,抓农田改造。农民入社的土地是生产队集体的土地,各队之间要进行无偿调整,这在当时阻力很大,群众反对生产队,干部畏难,工作很难开展。党委书记王小美及时深入各队召开会议,听取各方意见,寻找解决的办法。经过数天的调查,他把各方的意见集中起来,最终提出了按照“以本队为主,双方协商,就近便于耕作”的原则把各队之间的土地调整好。经过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那些应调整的土地就被全部调整落实到位了。

在各生产队的耕种土地调整好后,接着就是全面发动群众,组织劳力进行良田改造。他们根据本地的实际,把改造良田的工作全面铺开。大岙生产队的大岙垟把良田由小丘并成大丘;马安山生产队改溪扩田;北山生产队的直路洋、田岙生产队的后山把水田改成旱田;李家山生产队开山造田;半山、西岩、半岭堂、双坑4个生产队进行了地改田。经过一个冬春的奋战,不仅提高了部分土地的质量,还增加了良田60亩。

第二,抓林副业,促全面发展。林业是富山发展的重点,北山生产队的林业是我们抓林业建设的榜样。可是当时林业产品销路未打开,竹木树不值钱。有的农户砍树当柴烧,高山远山死竹死树烂在山上。不少人家长年累月无收入,生活贫困。如何发展林、牧、副业以增加群众收入,这是公社成立后的一项新课题。为此,经管理区研究提出:一是请供销部门打开林副产品销路,实行上门收购;二是各队根据实际情况,发动群众寻找副业门路,全面发展经济。于是,马安山和半山两个队就结合实际,组织了运输队,将富山一万多人所需的生活资料从宁溪用肩担到富山供群众购买。各业发展刚起步,很难见出成效,而北山生产队却有一笔二万元的林副牧收入。该队干部认为,现在人民公社已实行统一核算,队里应把这笔钱送交公社。在作出决定的第二天,生产队干部就组织人员敲锣打鼓地把钱送交到公社,以示献礼。

第三,关心社员生活,办好食堂。当时对于办食堂这件事阻力很大。但是既然公社已作出决定,非办不可,我们也只能采取一级压一级的办法,把食堂办起来。管理区首先派出驻队干部去队里召开各种大小会议,反复讲明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的优越性;人民公社实行行动军事化,凭票到食堂吃饭,不用自己花钱。同时还明确从规定的时间起,各家不能开火,一律到食堂吃饭,而且这一规定必须严格执行,违者将受到严肃处理。在这样的措施下,全管理区在规定的时间内实现了食堂化。

1959年,我们在“大跃进”的背景下,你追我赶、大干快上,谁都不想掉队。为多产粮食,于是做出了一些违背常规的事。有人提出提前季节,早下种作物,把山区一年二季作物改种三季的办法。是年刚到立春,管理区主任郑咸春下村去田岙生产队的下加山,动员社员下播番薯种。在社员们把番薯种下播后,他立即在下加山组织召开了由全区20个生产队干部参加的现场会,推广这种打破常规、提早季节下种的增产方法。由于春季作物播种时间提前,长出来的嫩苗怕霜冻,不久寒潮来袭,又遇到了怎样防寒保苗的问题。为此,公社派来了工作队。在他们的指导下,社员们备足柴草,送到田头,并由专人在田头负责守候。管理区也有专人负责指挥,如有寒潮到达,就立即通知,开始燃烧柴草,用燃烧的热量来抵挡寒潮。

也是为了多产粮食,是年黄岩派专人去湖北孝感、麻城取经,回来后广泛地介绍了两地水稻亩产万斤的经验。孝感、麻城种植的水稻,密度高,穗数多。我们听了介绍后认为,拔稻并是实现“高产”的好方法。当时按我们理解,就是把即将抽穗的稻株拔出来并入另一,水稻的密度提高一倍,成熟收获时的产量也可增加一倍。我们按照这个方法做了,但结果却是移植的稻株伤根后枯死,原有的稻株也受到了严重影响。有的群众看到这种做法后说,这是没事做的人想出的方法,真是瞎指挥。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年初订的生产指标到了年终无法完成,队里实际上报数与年初计划有差距,怎么办?于是管理区决定召开一次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全面开展核产。当时会上有一条规定,就是参会者不报出“瞒”产数不得回家。因为这条规定,参会者一个个都很紧张。有的人听领导的口气,干脆顺应形势,报了个假数字就回家了。不到二个小时的会议,多数人也跟着这么做了,先后也回去了。但有少数几个人,却始终低着头还坐在会场的角落里。记得当时有人对他们说:“别人都走了,你们去报个未报的数就可以回家了。”就这样,一夜之间,因空报、假报,粮食多出了40多万斤。

农业生产的大跃进进行得轰轰烈烈,但我们在指导农业生产的实际工作中,却头脑发热,不顾农事季节、科学技术的要求去指挥生产,结果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损失。当时群众家里底子薄,粮食短缺现象普遍存在。尤其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无粮在手的群众只能饿肚皮过日子。正所谓靠山吃山,那段时间,富山的群众只能利用山区独特的自然条件,寻找可供充饥的食物。有一段时间,很多人上山采野菜、摘“竹米”(毛竹开花后结的种子)、挖黄狗头等。我们还把原先喂猪的米糠粉、番薯叶、番薯渣和山上无毒的野竹也拿来供家人充饥。这段日子虽然过得很苦,但我们没有发现有人外出乞讨,倒是平原地区逃荒来山区要饭的人不少,平原地区嫁到富山的女青年也有60多人。

在这段艰苦的日子里,可以说有钱也无物,但绝大多数人是既无钱,又无物,生活困难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饥饿、营养不良等使很多人患上了胃病、浮肿病、大便不畅等疾病,无钱医治,病人一天比一天增加,病情严重到无法行动的也不少。据当时统计,上述患者达600人,严重的有50余人。鉴于情况严重,县委领导高度重视并及时派出了医疗队带着药物到富山为贫困患者看病。经过一段时间的医治,患者的病情逐渐好转,医疗队也离开了富山。

19619月,宁溪人民公社恢复为宁溪区,富山管理区改称富山人民公社,这是根据中央的一系列指示精神执行的。196011月,中央发出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指示信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纠正各种“左”的偏差,认为这场左倾冒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不仅造成物质上的损失,而且在思想作风、社会风气上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并提出了纠正“一平二调”的共产风,整顿人民公社的管理形式,改变为以“队为基础,三级所有”的核算方式。接着,在19611月的八届九中全会上,中央深刻总结了“大跃进”运动的深刻教训。19621月至2月,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七千人大会,进一步纠正了“大跃进”以来的错误,切实做好国民经济“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工作。为贯彻中央“八字方针”精神,县委召开四级干部大会作传达。公社根据中央指示和上级的工作部署,召开会议进行贯彻。中央的指示和“八字方针”传达后,广大干部群众表示要热爱集体,搞好生产,管好林业,增加收入。各大队都根据实际提出了新的发展目标,制订了具体的政策措施,以便付诸实施。我们公社主要做了以下几个方面工作:

一、纠正“一平二调”的遗留问题。为落实此项工作,宁溪区专门派副区长阮孔来到富山督办,对在“大跃进”期间的平调及建小高炉过程中的有关问题等进行了处理。“大跃进”时北山生产队送交大公社的二万元献礼款,因区里无力偿还,由富山公社变卖北山三间楼房所得款项,予以还清。

二、改变作风,深入到队开展工作。为取信群众,公社决定,所有干部分片驻队,责任落实到人。全公社20个大队都有干部进驻,一个星期5天驻队(吃、住在队)。星期六在公社、星期天开会,村里需要帮助解决的一切有关事项,均由驻队干部解决。这项制度一直坚持到“文革”中期为止。

干部“沉”下去,作风转变了。驻队干部重点帮助各队搞好农业生产;制订全年各季度所有农活的计酬标准,规定完成当天农活就按照定额标准记工分,这种方法全面实行后,极大地提高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改变了此前出工不出力的现象。

三、抓重点,促全面发展。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农村工作坚持“以粮为纲”的方针,在实际工作中忽视了林牧副业的发展。即便如此,粮食问题还是不能解决,作为工作的方式方法需要认真反思,教训非常深刻。在中央八届九中全会精神传达后,我们认真贯彻“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全面落实“以粮为纲,全面发展”的农业生产方针,农村各业生产有所改善。全公社20个大队每队都有各自特色。如畴路建有竹笋基地;半山、北山、大岙、外坦建有毛竹基地;北山、李家山、照田、坑头、东岙建有苦竹基地。林业基地的建立,同时也促进了封山育林的全面开展,各大队都配有专业的护林人员,日夜看护。虽在“文革”期间遭受了一些损失,但山林积蓄量还是在连年上升。

茶叶是富山主要的经济作物。全公社许多山地的地坎上都种有茶树,虽不成片,但产量比较可观。供销部门很重视,派专人驻富山做技术指导工作。由于茶叶生产的效益高,茶农一方面加强对散种茶树的管理,另一方面开辟新茶园,仅二三年时间就新发展速生茶园600多亩,使茶叶年产量达3万斤左右。

 

作者简介

牟永国,曾任富山人民公社副书记、书记。

 

 

 

 

 

 

 

 

 

 

 

 

 

 

“取水”与反水站

——我在沙埠公社的难忘记忆

柯元华

 

沙埠人民公社,在农村合作化高潮的1958年,即大跃进中诞生;在1982年改革开放的大潮中落幕,历时二十四年。回忆这段历史,使我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在这二十四年中,它有甜蜜,也有苦涩;有成绩,也有失败。要说的话很多,不知从何说起,在这里我就说说记忆中最难忘的那个“‘取水’与反水站”的故事吧。

1967年的秋天,高温干旱,连续二十多天基本滴雨未下。正所谓“人怕老穷,天怕秋旱”,田里的部分稻苗开始枯萎,地里的多数番薯也已卷叶。此时文化大革命已经开始,公社党委已被砸烂,干部基本靠边,处在无政府状态。面对日益严重的旱情,摆在群众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动员群众,奋起抗旱保苗;二是鼓动民众求神——取水(取龙)。

传说本县富山乡南正顶上有一条神龙,其龙母就在沙埠公社的沙埠叶大队。当时有人认为,造成大旱的原因正是南正顶上的龙王多年未来沙埠了,他想来看望龙母娘娘。

久病乱投医,久旱乱求神。眼看稻苗即将枯死,当时队里有人就想到去南正顶取龙求雨。该队规模较大,约四百多户、一千余人。在几位老人的带领下,一呼百应,三呼成群。他们肩扛苎麻袋,袋里放一只量谷衡器——“构”,“构”里放有清山水。他们擎着旗帜、打起锣鼓、放着鞭炮,就开始了南正顶取龙之行。一行二三百人,人人头不戴帽,脚穿草鞋,任凭烈日暴晒,志坚如钢。

顶烈日、步黑夜,长途跋涉,步行近二百多里崎岖山道,终于来到南正顶。他们到达龙潭后,就打开麻袋,点燃香烛,设起祭坛,五十岁以上的老人身穿麻布长衫(生苎衫、孝服),人人手拈青香,跟道士一同,口念“急急如我令,太上老星君……”的心经。

听说连续念了二天三夜,即第三天凌晨,有一条小水蛇爬到了麻袋口。守在旁边的护法人士立即将小水蛇拦进袋中,捉进“构”里。为了防止水蛇逃跑,他慌忙将麻袋口系牢。这才宣布取龙成功。

紧接着敲锣打鼓、彩旗飘扬、鞭炮齐鸣,取水的一行人从南正顶出发,经富山、宁溪、乌岩、北洋、茅畲返回到沙埠叶。

久旱必有雨,就在头一天,黄岩气象站发布了气象预报:“明天午后至上半夜,局部地区有雷阵雨。”这天傍晚,的确下了一场大雷雨。

这样就形成了两种说法,一种说“靠老龙王显灵,龙来雨来。”另一种说“现在气象预报准,说有雨就有雨。”可是民众普遍认可前一种说法——“龙王显灵”。

当时,我是沙埠公社的书记,也是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正在接受群众批斗,自然无权过问上述的“取龙”事项。不仅如此,他们还扬言要把我拉出去“接龙”。面对这一状况,我采取了回避的办法。

使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人说:“走资派柯元华不老实,知道我们明天取水回来,就打电话给黄岩气象站,叫气象站播报‘明天午后到上半夜有雷阵雨’。”真是胡说八道,让人哭笑不得。

在沙埠叶的群众忙着取水的时候,下园生产大队的党支部书记王凤能愁眉苦脸地前来找我说:“二十天未下雨了,晚稻、番薯、芋头都快要晒死了,下半年社员没饭吃,这将如何是好?”我就鼓励他说:“不要怕,虽然党支部靠边站了,为了生产,你立即回去,大胆地发动全体社员,找水源,打水塘。必要时组织社员挑水浇灌,确保晚稻、番薯不被枯死。”

王凤能回到大队,当夜就召开了社员大会,号召大家说:“我们要开展生产自救,就在明天下午开始,社员一齐出动,进行挑水浇灌,确保稻苗、番薯不被晒死。”第二天下午,果然全大队出动,一场声势浩大的挑水浇灌行动在下园展开。经过连续不断地人工浇灌,的确收到了显着的效果,枯萎的旱苗开始复活了。

但是,随后又渐渐地发现水源不足,王凤能就发动群众找水源。他们在大队前的风杨(溪柳)树下、办公室前,挖了口水塘。水塘里蓄满了清凉的泉水,水源的问题就此解决了。

尝到甜头的王凤能和社员们再接再厉,就在当年冬天,将这口新挖的水塘进行了加大加深。与此同时,他们还买来了抽水机,建起了反水站。下园反水站的建设成功,大大地鼓舞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紧接着,王凤能带领群众开展改溪造田运动。

水能生财,也能改变环境。下园大队前有一条大溪,大雨一下,就会山洪滚滚;三天无雨,溪中点水全无,白石子遍野,寸草不生。正所谓“沙埠、沙埠,水从泥下过”,有了这座反水站,下园大队的社员在溪滩两岸造起了水田。

说起造田,当时他们从山上挑来一筐筐黄土,平铺在石子滩上,用木夯夯实黄土,成为一片黄土地。他们再从远处挑来一担担泥土,加盖在黄土上,这样就将石子滩改造成肥沃良田。

经过连续三年的“苦战”,近百亩良田展现在村前,金黄色的稻浪伴送着阵阵蛙声,回荡在美丽的山村。

因此,下园生产大队党支部被评为台州地区先进单位,书记王凤能也被评为台州地区先进党支部书记。

 

作者简介

柯元华,曾任沙埠人民公社书记。

 

人民公社时期黄岩妇女工作二三事

王友华

 

1956年至1966年是国家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相继发生。这段时间,我担任黄岩县妇联主任,当时黄岩的妇女工作是紧跟党的中心工作,在“勤俭建国、勤俭持家,为建设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方针指引下开展的。由于工作突出,1958年底,黄岩被全国妇联确定为全国妇女工作重点县。关于这段时期的黄岩妇女工作,有些我至今印象深刻。

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

1958年,在中央提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指引下,各地群众纷纷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之中。当时,为了满足农业生产抓季节、抢时间、夺丰收的要求,黄岩县委全面发动农村妇女参加生产劳动,以解决农村农业劳动力不足的问题。县妇联作为妇女工作的主管部门,在其中积极发挥作用,发现先进、培养先进、树立标兵,动员广大妇女向“标兵”看齐,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

当时,海门公社栅浦乡为了发动妇女投入春耕生产,积极帮助妇女提高插秧技术,通过层层选拔妇女插秧好手,召开全乡妇女插秧比巧现场会,选出了贺凤英、许梅香、王美云、杨领凤、何金凤、王仙凤、潘仙招7名插秧能手。为了进一步激发妇女的插秧热情,乡里决定让这7名女插秧能手跟男社员插秧好手进行比赛。在大姐贺凤英的带领下,7名女插秧手苦练了一套快速插秧法(即沿用至今的插秧方法),并在与男社员的比赛中获胜。比赛时7名妇女的突出表现被观赛的社员们称赞为好似“七仙女”下凡。“七仙女”便因此而得名。后来,七仙女”在全县、全省的妇女插秧比赛中均获得了第一。同时,在乡里的组织下,这7名妇女插秧手组成了“七仙女”生产小组,包种了生产队的29亩水稻田,通过苦干、实干加巧干,在插秧技术上,“七仙女”创造了每人日插(2×5密植)秧苗1.5亩至2亩的速度,比常规插秧提高了12倍。之后,“七仙女”生产小组又包种了25亩田种植棉花,通过潜心钻研植棉技术。在改革育棉工具中,研制成功手摇、电动两用制钵运钵联合机,由3人操作,每天可制培育棉苗的营养钵8万只,提高功效6倍。

有了这样的好典型,县妇联就迅速进行了总结推广,充分调动广大妇女的劳动积极性,让她们与男社员一起劳动,共同建设社会主义。为了进一步做好总结推广工作,1959321日,县妇联搬到葭芷办公,对“七仙女”进行具体帮助和指导。“七仙女”的先进事迹在县妇联的总结推广下,逐渐被大家所熟知。1958年至1963年间,“七仙女”连年不断地以劳动模范、劳动积极分子、“三八”红旗集体(手)等身份参加中央、省、地、县各种大会,多次受到表彰。由于“七仙女”的事迹和影响力,1958年至1959年间,全国各地有几十批代表团前往葭芷“七仙女”棉花实验基地参观学习,太平洋和平理事会等一批外国友人也前来参观。当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都对“七仙女”的事迹进行了报道。

这一时期各条战线的妇女标兵大量涌现,出现了“十仙女”、“花木兰”、“十女突击队”、“十女英雄场”、“铁姑娘”、“十女全能养猪手”、“三八选种队”、“三八英雄连”等标兵专业队伍1459个,15986人。

在先进典型的感召下,妇女在生产劳动中大显身手。农业生产方面,1958年至1959年间,在县委“大搞试验田”的号召下,广大妇女积极响应,大搞试验田。全县有妇女丰产方780个,9380亩;有63000多名妇女参加劳动,共种早稻试验田1821亩、晚稻试验田1263亩、柑橘试验田184亩、棉花试验田120亩,并获得丰收。1959年,全县有近20万妇女投入农业生产一线,在春耕生产中,组成拔秧、插秧专业队2500多个,30000多人参加插秧。在夏收夏种季节,组织割稻专业队5090个,54260人。在秋收冬种时期,全县组织了收、晒、打、种、摘橘、采棉花等各种专业队9200多个,176290人。治山治水方面, 1958年冬至1959年春夏之交形成高潮。全县各级妇联发动妇女植树造林,与男社员一起开垦荒地、荒山30多处,造田造林。不少乡、社、队还单独组织妇女开辟“三八”纪念林等。同时,广大妇女每年都参加兴修水利,出勤高达20万人次。全县各公社都组织青壮年妇女参加省重点水利工程——长潭水库的建设。头陀、乌岩、茅畲、秀岭、平田等地组织妇女建成了多个“妇女号”、“木兰号”小水库(山塘)。技术革新方面,在1958年开展的全县妇女生产技术革新中,有12万名妇女参加学习插秧技术,有1600多人学会使用插秧机,社队都建立了双轮双铧犁练武基地,有1900多名妇女参加训练。全县训练了各类妇女技术员17189人,女机械员和新式农具手3577人。1959年在农具革新中,全县妇女革新大小工具4334件,涌现出232个革新标兵,2595个先进技术革新能手。工业生产方面,1958年,工业战线开展了优质高产红旗竞赛,广大妇女职工积极投入到竞赛中。路桥棉织二厂的女工钟桂香,刻苦钻研技术,大胆革新,试织成功皱心格、大方格、上星格等4种棉布花纹,并在厂内组织了“十织女”,帮助其他女工改进技术,提高布匹的出品合格率。院桥公社丰收大队广大妇女为了提高草帽编织功效和质量,采取了蒸汽织帽法,并试验成功。这一方法经由县妇联在全县推广。

妇女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社会政治地位也大大提高。从1956年到1965年,女党员出席县党代会的比例均占9%以上。妇女出席县人民代表大会的比例更高,二届(1956年)占23%,三届(1958年)占20.3%,四届(1961年)占29.61%,五届(1963年)占27%

推动妇女劳动保护和保健、托幼事业的发展

县妇联认真贯彻执行男女同工同酬政策,制订了妇女劳动保护政策,发展了多种形式的托幼园所,解决了妇女参加生产劳动的后顾之忧。

大跃进运动中,由于在发动妇女参加生产劳动时对妇女劳动力的身心健康保护不够,致使妇女的患病率增加。196010月,县妇联对全县16岁至45岁的12万名妇女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患妇女病的有16440人。其中患闭经的有5059人,子宫下垂的有499人,宫颈糜烂的有4492人,痛经和月经不调的有5681人,有滴虫的有679人,同时出现浮肿病。根据以上情况,县妇联于19616月提出妇女劳动保护的意见。同年711日中共黄岩县委批转县妇联关于加强妇女劳动保护的意见时指出,“县委认为县妇联提出的意见,值得各地在工作中根据具体情况进行研究,注意劳动保护,以保证妇女身体健康,保证不误农时。”县妇联提出的实行妇女劳动保护的具体办法是:1、按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规定,妇女每月休息6天,假期由妇女自己支配,一般安排在月经期间;产假45天,产后三个月内不分配重活,产假营养品凭证优先供应,供销部门不能随便克扣。2、根据妇女体质强弱和生理特点的不同情况,各生产大队、生产队在安排农活、分配工作时应给予适当照顾,一般地分配干轻活为宜。3、对孕期、经期、哺乳期及家庭多子女的妇女,应允许她们迟出工,早收工,不干重活,不下水田劳动;孕期不做重活,不做弯腰活;哺乳期分配近活,并允许在上午、下午的工作时间中各喂奶一次。4、对已经治愈子宫下垂和闭经的妇女,应注意适当休息与营养,以巩固疗效;对未治愈的妇女继续治疗,并采取药物、营养、休息、精神综合治疗法,要求大部分治愈。5、在双夏农忙时期,从实际出发,举办多种形式的农忙托儿所(组),提高妇女出勤率。保育员的工分问题,可由生产队与家长协商解决。1961年以后,农村妇女基本实行4期(经、孕、产、哺乳)的保护,妇女劳动力的劳动保护得到了改善,她们的劳动热情进一步高涨。

在发展妇幼保健事业方面,重点关注的是提高婴儿出生成活率。1956年,为了提高婴儿的出生成活率,政府要求不断改进旧法接生,推广新法接生。同时,大力发展妇产院,培养新法接生员。到1957年初,全县妇产院有162个,接生员498人,共新法接生13972人,占出生婴儿的54.4%1957年,县妇联在积极做好减少婴儿死亡率的同时,全面开展育儿知识教育和适当进行避孕知识宣传。在出生防疫和妇幼保健部门的配合下,县妇联抽调了人力,组成宣传队,带着宣传影片和资料,深入各区、乡进行宣传教育。是年,全县产妇分娩新法接生率达到100%。而这一时期,开展避孕节育,实行优生优育,计划生育,主要是对多子女的父母提出的。各级县妇联和业务部门有重点地向农村妇女中多子女的父母推荐避孕工具,宣传避孕方法。

在托幼事业发展上,1957年县妇联就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提出了:必须认真地解决妇女参加生产劳动因孩子拖累带来的困难,根据生产的需要,本着勤俭办社的精神,大力发展多种形式的托幼组织,采取亲帮亲、邻帮邻、分散托管,统一领导的办法解决。根据县妇联的要求,各级妇联组织积极办起了多种形式的托幼组织。全年全县农忙临时托儿所有665个,受托儿童6325人,保育员1353人。县妇联为了解决县级机关女同志下乡工作因孩子拖累的困难,也办起了托管小组,找了一名失业女青年专门负责照顾孩子的生活,进行作业辅导。1958年,界牌乡在托幼工作上成绩突出。当年为保证妇女出勤,界牌乡成立了福利委员会,经过思想发动、摸底排查、反复讨论,决定在工厂办托儿所,生产队办托儿组。实施时,他们以统一领导,分小组托管为主、小队集体托管、个别托管等形式开展,采取公议报酬,随意交接,不加限制的办法,在全乡实现了托儿化。到720日止,共组织常年托儿组3个,农忙临时托儿组125个(其中集体托管的10组,分散托管的115组),托管儿童965人,占应入托儿童的98%,有保育员617人,解决了838个妇女参加劳动生产的困难,使全乡夏收夏种提前完成。为此,县妇联向县委上报了关于界牌乡组织全乡托儿化的报告。县委肯定了界牌乡的做法,并向全县各级党委批转了该报告。1959年在发动妇女投入生产高潮的同时,县妇联提出要继续巩固提高幼儿所(组),全托要积极恢复,分散的要全部恢复。同时,要办好食堂等福利事业,儿童饭菜由生产队食堂供给。到1960年夏收夏种时,全县办起了托儿所3515个,入托儿童57051人,幼儿园1684个,入园儿童45690人,受托率达85%,使全县12多万名妇女劳动力安心投入了“双夏”生产劳动。

提倡移风易俗,勤俭办婚事

三年困难时期过后,由于对《婚姻法》的宣传有所放松,在社会上封建包办买卖婚姻有所抬头,借婚姻索取钱财、铺张浪费办婚事等现象严重,早婚、童养媳、重婚时有发生。19629月,党的八届十中全会提出了要狠抓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阶级斗争,要开展以“兴无灭资”为内容的社会主义教育。县委对县妇联提出,要继续深入宣传贯彻《婚姻法》,把《婚姻法》的宣传教育列入当前社会主义教育的一项内容。县妇联根据县委的指示,配合有关部门,大树先进典型,层层表彰、宣传,以典型引路,推动《婚姻法》的宣传教育深入人心。

1962年下半年开始,县妇联每年都利用“三八”、“五四”、“国庆”、“元旦”、“春节”等节假日和板报、幻灯、广播、文艺演出等形式,进行大张旗鼓的宣传教育,要求广大妇女以共产主义道德对待婚姻家庭问题,大力提倡婚事新办,教育广大青年要树立先立业后成家的思想,提倡晚婚,实行计划生育。1962年底,县妇联与宣传部、文化局等部门联合,总结了焦坑公社凉棚岭大队社员叶根土嫁囡用“传家宝”作陪嫁的新事新办的典型,在全县大力宣传,收到很好的效果。叶根土的“传家宝”是一张有故事的大照片。19502月,《浙江日报》摄影记者徐永辉在嘉兴县七星乡采访时为解放前在那里帮长工的农民叶根土全家拍过一张照片。1959年国庆节前夕,徐永辉在黄岩采访时又遇到了早在几年前就迁回黄岩的叶根土一家。当徐永辉拿出从前的那张照片时,高阿二(叶根土的母亲)一时竟没能认出照片中愁苦憔悴的一家人。往昔的艰苦与眼前的幸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徐永辉情不自禁地又拍下了叶根土幸福的全家照及全家人在生产队参加生产劳动和孩子学习的照片,后在《浙江日报》上作了“一户人家十年间”的摄影报道。因此,在196010月,深深体会到幸福生活来之不易的叶根土,在大女儿出嫁时,把“一户人家十年间”的照片作为了陪嫁,希望女儿以及她的孩子们珍惜幸福生活,报答党的恩情。1962年《浙江日报》报道了题为“陪嫁的传家宝”加上“重要的一课”评论文章,后改为“必要的一课”,开辟专栏进行讨论。叶根土成了全省闻名的移风易俗、破旧立新的带头人。之后,这“陪嫁的传家宝”被收藏在了中国人民革命历史博物馆。同时,黄岩县委组织了写作班子,根据叶根土的事迹创作了名为《陪嫁》的越剧进行演出。叶根土的事迹还以广播、图片等形式进行了广泛宣传。机关、学校也邀请叶根土给干部、学生作报告。叶根土的事迹可谓家喻户晓。

县妇联在深入宣传贯彻《婚姻法》中,还总结了屿下大队妇女主任李彩霞“三让木料,勤俭办婚事”的先进事迹。1962年因大队办畜牧场急用木料,李彩霞就主动把自家多年积攒起来准备给大儿子结婚时修房子、办家俱用的大小木料10多株送给了大队。1963年大队的牧场要盖房子,她又把自家一间屋的木料、椽料和屋瓦送给了大队,大队要给她折价,她怎么也不肯。后来,家里仅剩的一株给儿子做家俱用的大木料也送给了同大队因失火烧毁房子的沈法生。县委把“三让木料”的事迹向《浙江日报》作了报道。县妇联把李彩霞的先进事迹在全县广为宣传。通过宣传教育,结婚讲排场、比阔气、挥霍浪费等现象减少,新人新事不断涌现,社会面貌焕然一新。                                                                                                    

 

作者简介

王友华,曾任黄岩县妇联主任,于19882月以副县级离休。

 

 

记忆里的黄岩教育

陈理尧口述 杨艳洁 官文凤等整理 赵雪莲指导

 

1986年,我调入行政部门,离开了工作30年之久的教育系统。新中国的教育可以说是风风雨雨,历经沧桑。一些往事,我至今记忆犹新。

解放前,黄岩没有大学,只有中学。当时在地下党的领导下,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前后,学生们都很活跃。那个时候我还没上中学,但一些基本情况还是知道的。

解放前夕,在地下党的领导下,许多学生秘密参加了团组织,以及一些进步组织。黄岩中学、路桥中学都有地下团组织。那时有一些进步学生反抗国民党反动政府,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秘密传递解放军节节胜利的有关消息,向反动政府和军警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如1948年,在地下党的领导发动下,路桥中学几十名学生为了争民主,反暴行,聚集在国民党军警驻地,强力要求惩办那个施暴军警。现场的局面很激烈,军警甚至动用了武器。地下党为了避免不必要的伤亡,就组织学生暂时撤离。后来,平津战役,淮海战役解放军都节节胜利。进步教师和学生在学校地下党组织下,向社会各界传递消息。一解放,他们就配合人民解放军宣传共产党的政策,社会气氛搞得很是活跃。其他学校,如黄岩中学等也一样,在校内校外,宣传共产党解放军为人民群众争自由,求解放的故事,为社会营造了浓厚的政治氛围。

解放前,我因家庭贫穷而辍学。后来,一些上了中学的同学来到我家跟我说:“现在解放了,是共产党领导了,读书不用钱,家里没有钱,还可以享受助学金”。当时听了之后很高兴,解放后不久,我就去读中学了。

那个时候,虽已解放,但是一些国民党的残余势力活动还比较猖獗,学校就组织师生到街上去巡逻。大家白天上课,晚上巡逻。黄岩、路桥都有这种行动。不少教师学生拿着枪、棍到街上巡逻,保卫红色政权。那时,扞卫人民政权是头等要紧的任务。当时有些教师和学生干部还佩枪,我们路桥中学大概总共是56支步枪,1支手枪、1支驳壳枪。步枪交给学生会管理,手枪交给团支部管理,驳壳枪交给教育工会管理。我当时在团支部任职,所以也参与管理手枪。后来,社会安定了,这些枪支也就上交了。

学生政治活动比较多。比如参加土地改革、“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等宣传活动。学生做这些工作都很积极,特别是一些学生干部。说来好笑,我当时还在念初中二年级,才十几岁,就被要求到下面去作宣传报告。现在想想,当时年纪那么小,作报告时能讲出些什么呢?我记得有一次到手工业联社去宣讲,是在一个坐了一百多人的小会堂里。那时还有许多学生参军、参干。参干指的是参加干部培训,准备离校参加工作。当时上课是其次的,参加这些活动才是首要的。如果有什么运动来了,即使学生在上课,也要随叫随到,随时出发。学校还搞工读,也就是现在的勤工俭学。当时路桥中学办了米厂,工读的学生要在米厂里干活。还有一些种菜的活,学校里面所有的地都种上菜,每个班级的种菜数量还要进行比赛;还有挖荷花塘等等。

解放初,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很多。在那时,参加社会活动和生产劳动的情况是考察学生思想政治表现的重要条件,学习成绩反而不怎么重要。新中国成立不久,教师大多是旧社会过来的,难以适应新社会的要求。1952年夏,全省的教师都集中到杭州,在浙江省革命大学进行“思想改造”学习,还派了学生代表参加。那时候黄岩中学、海门中学、路桥中学等规模比较大的学校分别派了2名学生参加,我是路桥中学的代表之一。我们的任务就是在教师“思想改造”的学习过程中,揭发批判他们的旧思想意识。在学习中,老师们要向党交代自己过去做的不好的事情和旧思想,因为有我们在,他们觉得如果在学生面前交代问题,以后就难以进课堂,上讲台,所以许多教师在“思想改造”学习中不啃声,不敢暴露问题。看到这个情况,省委决定把我们这些学生与教师分开,单独组织,自行学习。这样,大多数教师也就愿意把自身存在的问题都交代清楚了。

1952年国务院发出了《中学暂行规程和小学暂行规程》,要实施智育德育体育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把智育放在首位。团中央领导也提出,学生要把学习当作重要的任务。《中学暂行规程和小学暂行规程》颁布以后,学生参加社会活动的任务大大减少,这样就有更多的时间专心学习,也开始重视学习。

到了1955年,国务院提出以社会主义思想教育学生,培养他们成为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成员。接着,毛主席发出“三好”号召,要求学生“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工作好”,不是让学生去干社会工作,而是要求学生思想政治表现要好。1957年,毛主席又提出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从这时开始才把德育放在智育前面,这是一个关键的转折点。到了1958年,中央明确提出“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之后,又提出教育要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但另一方面又提出突出政治,强调阶级斗争,反映出“左”的倾向。接着,又高举“三面红旗”,即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当时,各项事业都要“大办”。工业要“大办”,农业要“大办”,教育也要“大办”。黄岩办了好多学校,除各个区都办有中小学外,还办了许多专业学校,如水利电力学校、化工学校、水产学校、农业中学等。我就曾在水利电力学校担任过党支部书记,结果才办一年就办不下去了,因为软硬件都跟不上。大炼钢铁的时候,学校也轰轰烈烈地在操场上建小高炉炼铁。许多学校还建立小农场,积极搞农业,教师要定期带着学生去田里劳动。同时,学校办工厂也是搞得轰轰烈烈。

1966516,文化大革命运动全面开展,学校停课闹革命。学校的党政工团组织及其负责人如同全国各地各部门一样,受冲击,挨批判,遭瘫痪。1971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期间提出“两个估计”。第一个估计是,教育部门的领导权不在无产阶级手中,推行了一条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基本上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第二个估计是,原有教师队伍中大多世界观是资产阶级的,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这两条“估计”,把解放以来到文化革命前的教育事业全盘否定掉,学校都被搞垮了。这“两个估计”提出时,我刚好在杭州参加全省教育工作会议。会议期间传达了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听到了“两个估计”,大家都了,难道我们辛辛苦苦搞了17年的教育都错了?我们都推行了反动的修正主义路线了?在会上针对这“两个估计”发言时,好多人都吓得不敢讲。此后,全国大中小学校全部停课,搞大串联、造反,所有领导都得靠边站。在路桥中学,有一个晚上开大会,学生要批判冲击资产阶级统治学校这个现象,一下子把学校领导和教师十多名推到台上,当作“牛鬼蛇神”批斗。当时有人提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读书越读越蠢”。学校领导被打成“走资派“,骨干教师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认真学习的学生被批判为“走白专道路”……

在一次高考中,有一个东北考生实在考不出来,就在卷子上写了几个字,内容大约是:在某某年参加劳动,没有认真读书,实在写不出来。结果,他被捧为敢于同反动的修正主义路线作斗争的好汉,被称为“白卷英雄”。那时,在学校里,凡是敢于“造反”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都是“革命造反派”,凡是主持公正的,都是“保皇派”。“造反派”可以对“走资派”、“牛鬼蛇神”任意关押,无情批斗,拳打脚踢。那时我在一所初中工作,那里的学生造反意识还没有这么强烈,我只是站在台上被批判了几次,还有就是在街上挂着牌子站在凳子上示众。后来,我被调到厨房里去劳动,还好,我跟厨师关系处得挺好,他们同情我,没让我干重活。

文化革命搞了几年以后,开始复课。复课之后实行“开门办学”。所谓“学工”,就是大量时间在工厂里劳动;所谓“学农”,就是去农村进行劳动;所谓“学军”,就是到部队里军训或者请军队里的人来学校军训。课程全部重新编写。物理课学农机;化学课学农药化肥;政治课学法家批儒家。还经常组织学生“拉练”。由老师带着学生出去,去练脚,目的是“练好铁脚板,打击帝修反。”记得有一次,我领队带着几个老师和一批学生去雁荡山“拉练”。由于背着行李,路又远,到后来很多学生都走不动了。有老师就跑来跟我商量,是否能够找辆拖拉机来运学生的行李,减轻他们的负担。按照规定是不能这么做的,但是看到学生们疲惫的样子实在不忍心,我也就默许了。由于山路不好走,下山时,拖拉机出了事故,险些冲下半山腰。当时有个女学生随行,还好她比较机灵,及时从车上跳下,否则就酿成大祸,我们这些老师也要遭难。那时,有的学校还搞所谓的“教改”试验,让学生上课,教师听课。这种荒唐事还当成好经验进行宣传推广!

1976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终止了内乱,终止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全国劫后重生,学校也恢复正常,开始复课。

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提出要把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作为党的教育方针。之后邓小平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教育事业呈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那时我在路桥中学工作,提出了要扎实抓好学生“双基”。那个时候提出的“双基”与现在教育部门提出的“双基”在内涵上不一样。当时的“双基”指的是“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基础知识”要扎实,又融会贯通。“基本技能”要熟练,要触类旁通。同时,要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特别强调要重视45分钟的课堂教学。要在有限的时间内,既要很好地完成教师授业解惑的任务,又要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达到教学相长的目的。

后来,我离开了路桥中学,到教育局工作,工作的时间也不长,就两年左右。之后,我调到了其他部门,教育方面的事情就不清楚了。

 

作者简介

陈理尧,曾任黄岩县教育局局长。

杨艳洁、官文凤,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学生。

赵雪莲,台州科技职业学院老师。

 

 

 

 

 

 

 

 

 

 

人民公社时期的群众文艺创作

王怀佐

 

1958 9 月,黄岩县第一个人民公社——西江人民公社成立,到19843月,人民公社改社为乡结束,历时26年。期间,笔者先是以业余作者身份参与了黄岩的群众文艺创作活动,后又调到文化部门工作,成为群众文艺创作的组织者、辅导者,亲历了大跃进、国民经济调整、文化大革命、改革开放初期四个不同的历史阶段。下面,笔者就人民公社时期群众文艺创作分阶段作简要回顾。

大跃进期间(1958-1960

1958年,在全国公社化运动的推动下,全县10个区公所也被撤销,全部挂上了人民公社的牌子。由于当时的人民公社没有建立文化站,群众文艺创作由县政府文化部门主管,县文化馆直接组织辅导。这年上半年,县文教局的宋仁华与县文化馆的钱才松参加了省文化局召开的文化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议题是要大力宣传“大跃进”,大搞“诗画村”。他们回来以后就派县文化馆干部王志良去鼓屿公社方山下大队试点,建立了本县第一个“诗画村”。关于这个诗画村的具体情况,笔者曾想采访当时的村干部与农民诗人、画家,搜集当时村民创作的诗画,但遗憾的是毕竟时隔57年,当时的村干部和农民诗人大多已经作古,少数健在的也因高龄而记忆不清,文字资料流失。幸好在区档案馆的帮助下,笔者找到了1958年、1959年《黄岩报》上的两篇文章。一篇是喻友根、张文超写的《新春佳节访诗村》,它形象地描写了方山下村墙前屋后写满诗句画满图画的情景。有两首墙头诗为证:“书记队长来挂帅,连夜粉墙把诗添,检查好比春雷发,一夜东风万花开。”“地不空一寸,人不闲一刻,读书当休息,题诗满墙壁。”还有一首诗更充满了农民自豪感:“既是农民又工人,农民要做大诗人,自己作诗自己读,李白不如种田人。”据这篇报道记载,在短短不到两年内,这个村的农民写出了5867首诗。另一篇则是《童桥里工农诗画选》(童桥里是一个自然村,是方山下村村部所在地)选登了村民创作的5幅诗配画和4首诗。如《公社养大猪》:“人民公社真正好,队队都把畜牧搞;养起肉猪重万斤,一辆汽车装不了。”诗边配着一幅画,画的是一辆大卡车,载着一头大肥猪。又如该村俱乐部主任邱连均的《麦穗当天梯》:“稀奇稀奇真稀奇,种起麦穗当天梯,一粒麦子装一车,神农拜服当徒弟。”画着一支巨大的麦穗像天梯直插云霄。他的另一首诗《肥山高方山》:“人民诗村童桥里,男女老小忙积肥;方山顶,不算高,肥山把它压脚底。”描绘了积肥运动,旁边配画着一座高入云霄的肥山,压在底下是当地的方山和积肥的人。这些诗作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但也可以看出浮夸风的影响。

继方山下村之后,全县各公社出现许多诗画村。如当时还属于黄岩县的海门提出“诗画卫星放满天“,在街街巷巷的墙壁上题诗画画。海门水门、岩屿的诗画曾吸引附近不少人来参观。海门郊区联谊大队的诗歌创作在当时相当突出,有十分之七的干部能写诗,全村写诗近千首。当然用现在的眼光审视,这些诗大部分是粗劣之作,但也出现一些民间文化气息浓厚的民歌。如村民周位君写的《灌溉》:“过去灌溉用水车,踏得双脚酸又麻;清早车到田头落,汗水要比车水多;如今车水用机器,电钮一开飞快马,管你大旱一百天,秧苗照旧笑嘻嘻。”当时的《台州报》还特意发表了一期《联谊诗辑》。

随着诗画村运动的推进,在全县各个公社涌现出数以千计的诗歌创作者,创作出数以万计的诗歌。这些诗歌以歌颂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为主旋律,以新民歌为主要体裁,成为当时群众文化创作的主流。除了各地墙头及墙报登载诗作的作者难以统计外,仅在《黄岩报》上发表诗的作者就有数百名之多,其诗作有几千首。其中东山公社农民陈仁财是当时有名的“农民诗人”。他创作的《春耕谣》、《农业纲要到田头》、《大地回春万象新》等诗歌有一百多首在县、地、省各级报刊上发表。他还出席了省文教战线先进表彰会。八一通用机械厂的青年工人金仁贵也创作了《绿化歌》、《江边晨景》、《泥花凝成稻花香》等大量新民歌,发表在各级报刊的就有数十首。笔者在档案馆翻阅公社化头两年的群众文艺作品,发现全县各个公社当年涌现出一大批诗歌作者,在《黄岩报》经常见到的就有叶廷玉、夏祥霖、任周楷、江战南、解正铭、徐葆初、孙显档、张文森、蒋造森、郑开型、王禄鑫、何鸣、王康积、阮我才、晓蕾、雅妮、禾苗、鲍振声、詹智田、高小美、吴希茂、梅鹤等数十人。当时,还有一批领导干部如县委书记吴书福、路桥公社书记卢宝法等也带头写诗。

1958年至1960年期间,县文化馆在全县组织了文艺创作组40多个,开办了文艺创作学校,培养了一批文艺骨干。同时,举办了各种展、演、赛活动,如举办黄岩县农村俱乐部汇演大会、黄岩县美术作品展览;编印《建国十周年征文选》;组织歌舞团到长潭水库工地搞文艺宣传,搜集工地好人好事,创作快板、说唱,为民工演出。这些举措都推动了各种体裁的群众文艺创作,在全县涌现出一批优秀作品。

国民经济调整期间(1961-1966.4

“大跃进”在执行过程中,由于片面强调多、快,忽视好、省,导致出现了严重违反经济发展规律的失误。19611月,中共中央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提出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改变了“大跃进”以来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等许多错误做法。此后,国民经济进入调整阶段。19625月,因国家经济困难,精简机构,撤销了在“大跃进”时期办起的澄江、宁溪、头陀、院桥、新桥、三甲、洪家、城关等8个公社(区)文化馆,保留路桥、海门、金清、大陈4个文化馆。但随着“三年困难时期”的结束,在党提出“巩固充实、发展提高”的大环境下,群众文化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而逐渐得到恢复。

196311月,副省长冯白驹在全省文化会议上提出“建立农村俱乐部是党的宣传工作和文教卫生工作的一项重要组织建设。”之后,黄岩各公社积极响应,农村俱乐部建设加快。各个俱乐部还根据上级要求,建立起文艺创作队伍,使农村的文艺创作人才得到发掘,其中的佼佼者还被推荐充实到公社创作组和县级创作队伍。因而群众文艺创作队伍也逐渐扩大。1962年,县文化馆登记在册的重点业余作者仅有徐先学、梁祚殿、项祖光等13人;到19641月,县文化馆登记在册的重点业余作者就增加到55人。随着该年11月,县文教局先后恢复宁溪、头陀、澄江、院桥、洪家、三甲、城关的民办公助文化站,群众文艺创作辅导力量不断加强,并进一步推动了创作队伍的发展。1965年国庆后,县召开业余创作会议,来自全县各公社的200名业余作者参加,其中农民业余作者就有150名。196511月,县分水公社的业余作者梁通行出席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受到周恩来总理,周扬部长的接见。同年12月,县业余作者王曰文、徐贤东、解正铭、滕忻正、虞敏行、符建荣、郭增昌、林香莲、王仙庆出席浙江省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会议。

在此期间,县级文化部门特别是县文化馆开展了丰富多彩的群众文艺创作和创作成果的展示活动。如举办社会主义宣传教育文艺比巧大会、黄岩、乐清、临海三县群众美术作品展览、业余剧团调演、农村俱乐部文艺观摩演出大会等。与此同时,县文化馆为了扶持业余创作,培养业余作者,创办了各种刊物,编印了各种资料。如编印《文艺资料》、《文艺比巧大会得奖节目专辑》、《文艺宣传演唱资料》;编发《文艺演唱资料》、《业余作者园地》等。至今记忆犹新的是,笔者的第一篇群众文艺作品《雨夜救耕牛》就是于1964年发表在文化馆的《俱乐部》上,并从此与群众文化结下不解之缘。

群众性创作活动的活跃促进了群众文艺创作的繁荣。在此时期,黄岩涌现了一批优秀创作人才及群众文艺作品。

文革期间(1966.5-1976.9

“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是黄岩群众文化停滞与倒退的时期。在破除“文艺黑线”的旗号下,黄岩文化馆许多长期从事群众文化工作的老同志和业务骨干被冠以“黑帮”、“黑线人物”等莫须有的罪名,遭到疯狂迫害。有的被批斗、有的被关进牛棚。随着全国绝大部分报刊的停止发行,我县原有的《园地》、《俱乐部》等群众文艺刊物全部停刊。1967年,以县群文战线革命造反总部的名义编印《革命文化战报》、《革命文艺传单》、《革命歌曲》和以工农兵战斗队的名义编绘漫画《打倒刘少奇》,举办《红卫兵战果展览》、《牛鬼蛇神展览》等等。1968年,文化馆一切业务工作停止。文化馆站被冠以“庙小妖风大,池浅王八多”先后被砸烂。1969年,全馆人员还被统统送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

文革的前五年,群众文艺唯一的辅导机构县文化馆与各地的文化站都处于名存实亡的状态。文艺创作队伍七零八落,群众文艺创作奄奄一息。到1971年,县革委会才以“毛泽东思想宣传站”代替了文化馆。原文化馆大部分干部职工到宣传站上班。

但宣传站所搞的活动,也不外乎诸如“红海洋文化”、普及革命样板戏之类。具体说,如举行革命文艺演出、以样板戏选段为内容的文艺会演、全县业余文艺创作节目汇演大会,创办《工农兵文艺》,编印刊出《文艺资料》等。在这一系列活动中,都强调在创作、演出时要学习“革命样板戏”的创作经验,必须遵守“三突出”(突出先进人物、英雄人物、主要英雄人物)原则,并要求反对资产阶级名利主义,在作品发表、展演时往往署名某某创作小组,即使是个人创作的文艺作品也不能署真实姓名。因此这阶段参加文艺会演的有些节目难免带有浓厚的”文革”色彩。

19751月以后,黄岩的群众文艺创作重新活跃起来。当年,县宣传站除了编印《春节演唱资料专辑》、《创作歌曲36首》外,还在洪家区举办了为期半个月的革命故事创作学习班。

改革开放初期(1976.10-1983.10

197610月,“四人帮”粉碎,文艺得解放。为庆祝这一事件,史斌创作组创作了对口词《坚决同四人帮斗到底》,先在《浙江日报》发表,后又入选农村读物出版社《欢腾的洪流》说唱集。县宣传站各业务组都分头到各单位,组织与辅导业余文艺工作者创作、排练、演出各种形式的文艺节目,还创作编印了一组《砸烂四人帮》的漫画、《工农兵文艺》(专辑)等。19781月,县里举行了“四人帮”粉碎后的第一次全县群众业余文艺调演。部分作品还代表台州地区参加了浙江省业余文艺创作节目调演,并获奖。此外,城关文化站于1978年创办的《九峰》杂志和1979年成立的九峰文学社在当时都比较有名,它们在团结业余文艺骨干,发挥创作群体的作用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在其的带动下,全县各公社的文艺创作也出现了生机勃勃的新局面。无论创作组织辅导机构与文艺创作队伍的建设,还是创作活动的开展,创作成果的数量质量都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就。

1978年,县委发文,撤销县宣传站,恢复县文化馆。1979年,县委宣传部批准建立富山、市头、长潭等22个公社的民办公助文化站;继而在1980年批准恢复宁溪、店头、大陈3个公社的民办公助文化站,批准建立小坑、北洋、潮济等26个公社的民办公助文化站。1982年,县委宣传部又批准建立下梁、民主、长浦等7个公社的民办公助文化站。这样,我县公社文化站达到58个,连同10个恢复工作的区文化站,创作辅导机构形成从上到下的完整体系,都配备了专职干部,创作辅导力量得到空前的加强。随着1980年橘花舞蹈社等文艺社团的成立,文艺创作队伍也迅速发展。与此同时,县文化馆及各公社文化站开展了丰富多彩的创作活动。

创作活动的活跃带动了各类文艺创作的全面丰收。我县一大批业余作者在1978年至1983年期间在全国、省、地报刊及展演赛活动中获奖或发表。从此,黄岩的群众文艺创作迎来了新一轮的春天。

 

    作者简介

    王华佐,曾任黄岩区文化馆馆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