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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文史资料29期(二)

发布时间:2016年03月29日来源:

追忆人民公社时期的群众文化工作

吴启泉

 

作为一名老文化工作者,我亲历了黄岩群众文化的发展。回顾黄岩人民公社时期的群众文化发展情况,我觉得很有必要。下面,我就谈谈这方面的情况。

在人民公社期间,黄岩的群众文化工作始终按照党中央和上级党委的要求积极开展。

黄岩文化馆对农村文化的辅导主要突出了六个重点:一是突出抓文化站基础设施的建设。馆里组织人员上山下乡,帮助各区、各公社先后建起了文化综合楼。二是突出抓文化站干部队伍的培训、辅导。馆里先后在院桥等地举办摄影、文物保护培训班,并组织他们参加市里举办的业务培训和省里举办的美术、书法、摄影三项业务大赛。三是突出抓文化下乡。如在1975年至1979年间,文化馆在春节前后都组织文艺小分队下乡巡回演出,共演出88场,足迹遍布黄岩的山山水水,尤其是贫困山区和革命老区,给广大农民带去了党的温暖和精神食粮。四是突出抓文化活动的辅导,特别是全县性重大文化活动中节目的组织与辅导。如庆祝建国30周年《金曲颂祖国》歌咏比赛和国庆广场文体表演前的下乡辅导。五是突出抓文艺队伍与企业文化、村落文化、校园文化的示范点建设。在每个公社抓5支队伍与3个示范点,开展一年一度的文化站组织活动奖评比。六是坚持行之有效的分片辅导办法。馆领导与业务干部分片与文化站挂钩,并建立和实行分片例会制度,先后在19个公社主持召开了29次文化站工作例会。通过加强辅导,文化队伍的凝聚力增强了,群众文化活动活跃了,文化设施建设也出现了好的势头。

组织文艺宣传队。文艺宣传队是当时农村主要的宣传方式,全县各人民公社生产大队都纷纷成立宣传队,开展红红火火的宣传活动。如澄江区于196912月经区革组研究决定,成立一支“澄江区文艺宣传队”(社会上称为“澄江区样板团”),主要宣传毛泽东思想、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文艺方针。该宣传队由该区30余名文艺骨干组成,他们的报酬采取大队记工分与政府发补贴相结合的办法解决。19704月,这批队员到区公所报到后就集中在一起,日排练、夜演出,奔波于澄江区各公社,活跃在乡村舞台上。当时,文艺宣传队演出的节目有“革命样板戏”《红灯记》、《沙家浜》选场,还有表演唱、三句半、道情等。到1976年后,澄江区的农村业余剧团就像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据统计,全区148个生产大队,有业余剧团的就有108个,占全区生产大队总数的73%,成为黄岩之最,也是台州之最。

创办农村俱乐部。20世纪60年代初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委和政府都提出:要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指出“无产阶级不去占领资产阶级就会去占领”。农村俱乐部是生产大队一级基层广大群众开展各种文化体育活动的综合性组织,必然成为占领农村思想文化阵地的主力军。当时《人民日报》还专门发表了题为《大力发展农村俱乐部》的社论。1963年县文化局发出《关于积极办好农村俱乐部的意见》的文件,召开农村俱乐部工作会议,总结、推广、交流办好农村俱乐部的经验。据统计,当时全县1092个生产大队中有720个生产大队办起了俱乐部。此外,县文化局还强调文化馆、站工作要辅导好农村俱乐部,并前后多次举办了全县农村俱乐部先进集体和文艺会演大会,会演的优秀节目还参加了地、省文艺观摩演出。

那段时期参加省、地、县农村俱乐部文艺会演的节目有:说唱《唱龙灯》;道情《鲍长三身世》、《晚婚节育好》、《想过去比现在》;乱弹演唱《劝娘》;曲艺《一人吹箫一人纳孔》;相声《计划生育好处多》;黄岩白搭《赌博害处大》;快板《东海渔民传捷报》、《我格家乡大变样》、《晚婚节育好处多》;对口快板《送红记》;三句半《同是被蛇咬》;花鼓《高举三面红旗》;方言快板《十塘养猪》;板话《大寨红花开五塘》;对口词《贫下中农赞》、《纲要是明灯》;路桥莲花《黄岩十二枝花》、《高唱妙儿桥》;快板《积肥迷看戏》、《三夸主任》、《参观俱乐部》、《要把沙滩变良田》、《多种经营发展猛》;苏滩《一心为革命》;扫地佬《铁扫帚》;相声《沙滩新面貌》;乱弹说唱《三分八厘田闹革命》;鼓词《晒场新风》;路桥莲花《联群五业放光彩》、《大寨红花开桔乡》、《大寨花开下洋顾》;鼓词《歌唱刘英俊》、《虎岗红灯》;词调说唱《妹妹送粮》;评弹演唱《批林批孔奏凯歌》;鼓词《合秀峰下两姐妹》;快板《养萍好》;故事《秋到桔子湾》、《新的起点》、《掏粪姑娘》、《诸葛亮治军》、《钓鱼》;朗诵演唱《炉火通红》;路桥莲花《山区女兽医》;上海说唱《难忘的飞行》;相声《丑行记》;莲花《下洋顾人民斗志昂》;路桥莲花《光辉的榜样》;快板剧《选代表》、《补缸》;时调说唱《虾狗弹娶亲》;独脚戏《拾蛋、打蛋》;鼓词《小老鼠咬掉大肥猪》;乱弹说唱《闯王斩弟》;路桥莲花《十月桔乡闹洋洋》、《欢歌一曲月团圆》;顺口溜儿《黄岩换新貌》;道情《勤劳致富带头人》;说唱《种田状元周礼行》;鼓词《烈火真金》等。

成立九峰文学社。19788月,城关文化站创办了双月刊《九峰》。由于具有一定的质量与特色,刊物发出后引起了文化界的广泛关注。在当年12月全省群众文艺调演期间,省文化厅还特地把《九峰》的样本放在调演会场——杭州胜利剧院门口展出。经过一年多的办刊实践,文艺创作骨干已经重新聚集在文化站、聚集在《九峰》周围。为了更紧密地团结业余文艺骨干,发挥创作群体的作用,城关文化站在镇委的支持与县文化局创作干部梁雄、县文化馆创作干部胡元福和夏矛的指导和共同策划下,发起组织九峰文学社。倡议得到了广大业余作者的热烈响应。九峰文学社在19799月正式成立。首批会员24人,且有完整的机构与章程。经推选,理事会由王怀佐和王军、王中河、金仁贵、夏矛、梁雄、蔡平洋7名理事组成。王怀佐担任了首任社长,夏矛担任副社长。九峰文学社的成立引起了省文联的注意。文学社成立的次月,省文联领导唐向青专程来黄与九峰文学社社员座谈。当年11月,在台州地区群众文化工作经验交流现场,王怀佐被安排作《抓好业余创作,更好地为“四化”服务》的经验介绍。更为难得的是1980年初,九峰文学社被县委、县政府授予1979年度先进单位称号。这是全县唯一受表彰的文学团体。当年,王怀佐作为九峰文学社的代表,与文学社社员梁雄、夏矛、章甫秋出席了浙江省文代会。198111月,县委宣传部印发的《县文艺座谈会纪要》将九峰文学社作为文艺队伍建设的典型事例在全县推广。1982122日的《文学报》还在头版刊登了《“九峰文学社”扎根橘乡》的报道。期间,九峰文学社的队伍也如滚雪球似地不断扩大,从首届社员24人发展到二届31人,后来达到50多人,成为省内颇有影响的业余文学社团。在九峰文学社的带动下,站里相继组织成立了九峰音乐社、九峰书画社,最大限度地集聚了各种门类的群众文艺人才。

设立故事辅导组。讲故事活动灵活简便,不受时间、地点、条件限制,不要服装道具,不用锣鼓音乐,“一人能演一台戏”,加上群众有听故事的习惯,群众中也有讲故事的人才,只要文化馆把他们集中起来加以辅导培训,提供故事资料,讲故事活动就会蓬勃开展起来。基于这个认识,县文化馆当时聘用了黄岩县曲艺协会评书演员吴雁、徐洲组成了故事辅导组,在全县各地巡回讲故事,培训故事员,开展群众性讲故事活动。1973年至1978年故事辅导组先后在县、区、人民公社举办各种类型的故事员培训班共25期,先后培训故事员1000多人。在培训期间,学员们白天培训,晚上讲故事,共讲了1800多场,听众超十万人次。之后,故事组就普遍建立起来了,如黄岩中学、东方红学校的很多班级都建起了故事组。为了让每个故事员手中都有讲不完的故事,县故事辅导组就把故事资料集中起来印成《故事员》小册子发到故事员手中,先后共印发了十四期,同时还向故事员提供了《怎样讲故事》的辅导资料。故事辅导组还利用广播讲故事,让那些家务比较重的妇女和上了年纪的老人在家里都能听到故事。当时可以说讲故事、听故事成风,讲故事、听故事成了群众业余生活中的一朵“花”。

    故事辅导组配合党的中心工作讲故事,更把讲故事活动推向高潮。县里召开工作会议时,也要讲故事。党的中心是什么,我们的故事就讲什么。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我们就印了《江青与吕后》的故事,在全县举办故事员培训班。党中央号召学雷锋,我们就铅印出版了《雷锋传》,举办雷锋故事培训班。党中央推广革命样板戏,我们就提供样板戏故事,举办样板戏故事培训班。当时,县委书记吕众义等领导都曾亲临现场听故事。

那时的故事辅导组还积极搜集、整理民间故事。文化馆故事辅导组从1979年开始,在台州地区比较早地抓了民间故事的搜集、整理工作,每月刊出一期《民间故事选》。《民间故事选》从19792月创刊至19808月共刊出15期,搜集、整理民间故事141篇。

故事辅导组用徐雁洲(徐达材、吴雁、徐洲、徐先学)笔名,在台州《括苍》、上海《故事会》、浙江《山海经》上发表民间故事5篇。其中,《分嫁岭》还荣获19831984年度鲁迅文学基金奖、省民间文学优秀作品奖。

橘花书场应运而生。1979年,那时地方上还没有文联的组织,文化馆肩负着引领群众文化活动(包括文学艺术创作)的使命,文化局也放手让业务人员去干。于是,《橘花》这个小小的文艺园地,应运而生。时任黄岩县文化馆馆长的符正渭(金雨),一位至今值得我们怀念的长者,有胆有识,果断地布置了任务,决定由夏矛具体负责文字编辑,画家蒋文兵负责美编。而当时在黄岩文化局工作的诗人梁雄,更是大力支持,使《橘花》能够顺利刊出。《橘花》是街头板报,刊登着故事、民间传说、曲艺、小散文,间或发些短诗、民谣,令人耳目一新。20世纪80年代初期,每当《橘花》在桥亭头的报栏刊出时,马上就有很多人围上来阅览。

20世纪80年代中期,王怀佐担任文化馆馆长时,将街头的板报改成印刷的四版小报,二个月一期,期印数2000份,寄往全省各地群众艺术馆和文化馆等。

19797月,在一无场所、二无设备、三无人员、四无经费的情况下,文化馆借用报纸阅览室(原老剧院),白手起家办起书场,日里阅览,夜里进行曲艺演出。黄岩书场的开办,带动海门文化馆、路桥文化站、金清文化站相继办起书场,接待曲艺演员巡回演出。

    黄岩书场从开办伊始就艰苦创业,以文补文、以场养场,用演出分成所得的收入发工资,添置演出设备,几年后就使书场旧貌换新颜。书场大门口两块广告牌贴出的演出广告既美观又醒目,吸引了不少听众;书场还在大街小巷设置广告牌张贴演出广告,使演出的节目家喻户晓;供演员演出用的桌椅、屏风、条幕一应俱全;书场提供的宿舍能够满足演员的需求;音响设备是名牌产品,让听众悦耳听书。

    书场工作以演员满意、听众满意为目标。演员到书场演出,像迎贵宾一样来去接送,演员高兴而来,满意而去。演员在书场演出成功,听众们会自告奋勇为演员送锦旗喝彩。演员、听众相敬如宾、书场成了演员之家、听众之家。

    办书场的一番艰辛历程,赢得了声誉。19806月,台州地区文化局在黄岩书场召开书场工作座谈会,文化馆干部徐达材在会上介绍了黄岩书场艰苦创业,以文补文,以场养场,创名牌接待曲艺界名流演出的经验。

    1979年至1982年,黄岩书场共演出1147场,听众305540人次,书场拆账收入14729元。

    黄岩书场因条件好、上座高、听众文明在省内外负有盛名,上海、杭州、宁波、余杭、镇海、鄞县、余姚等地区曲艺名流纷至沓来。

   19847月,黄岩书场拆毁,建黄岩大厦。从此黄岩没有了曲艺团队演出的场所,真是有些可惜。

 

作者简介

吴启泉,黄岩区文广新局退休干部。

 

 

 

 

公社化年代的黄岩电影

毛太鹏

 

建国初期十五年间:黄岩电影业落地生根

    19503月,台州地委宣传部35毫米电影放映队携新影纪录片《民主东北》到黄岩放映,时任县长曹子决亲自带领干部一行到北门利涉浮桥迎接电影队进城,盛况空前。同年11月至1951年,本邑柯保元租用16毫米电影放映机、影片等,在桥亭头灵济庙(现黄岩大厦基址)内开办私营“黄岩人民电影院”,放映第一场电影为苏联故事片《难忘的1919年》。放映84场电影后,终因片源、资金、场地等原因停业。19518月,省人民政府文教厅文化局电影放映队16毫米电影小队曾巡回到黄岩农村放映电影。同年台州35毫米电影放映队到黄岩放映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为主题的影片。19531月,省电影第二流动队16毫米电影放映队择黄岩城关定点放映电影,同时也兼顾到路桥、温岭等地流动放映。同年11月初,省电影教育工作队郭跃庭、杨培山、徐世龙三人到黄岩组成604小队,由郭跃庭任队长,开展电影放映活动。1113日,604队在黄岩师范学校(现孔庙内)大操场放映建队的第一场电影,影片为中苏合拍的纪录片《解放了的中国》。604小队放映活动持续了大约一年左右。1954年另由省派人员组成510520电影放映队,杨培山任510放映队队长,队员有李鸿兴、傅祖学;蔡惠斌任520放映队队长,队员有朱正、庞振衡。同年6月,台州专区撤销,黄岩电影放映划归温州专区电影中队管理。根据文化部通知要求,在黄岩的原电影放映队按温州专区编号建队改为503504两个队,负责黄岩农村流动放映。是年10月,省文化局决定将省属电影队下放到各专区、县,以固定地区放映。11月,省电影公司下派徐文章、周克竸(放映)、华湖翠(女、放映)、陈道栓(售票、场务、宣传)、余荫本(发电)、张顺富(手摇发电)携带35毫米提包机到黄岩,组成放映队,徐文章任队长。下派杨雪英(女)、胡梅芬(女)、程运泽、龙寿春到海门,与之前已到位的童元长一起开展电影放映工作。黄岩城关放映地点选在天长街邑祖庙内或寺后巷明因寺内售票放映,同时兼顾流动到路桥、泽国、温岭等地。当时电影放映配合中心一大任务就是多放电影以支持解放大陈岛。至此,黄岩电影放映首次开始同时覆盖到城乡,也开始形成了电影事业的基础队伍。年间(上半年),台州专区直属电影中队到黄岩放映电影。1954年下半年开始为建海门电影院筹划社会股资,确定选址在镇中山东路桥东侧地块,于1955年初动工,同年9月中旬建成开业。初为公私合营性质,1957年改为国营。影院房屋为砖木结构,观众厅设885个木长条椅座位,置用35毫米移动式放映机。童元长出任第一任经理。1955年初,在黄岩县政府及省政府文化事业管理局的共同努力下,作出了建造黄岩固定电影放映场所的决定。4月份开始筹建,省文化局在当时就表示建成后将配置35毫米提包机,以利随时开展流动放映。至此,原省派电影放映队人员就此留了下来,一边仍是坚持在城关放映,一边抽调人员开始筹划建院前期工作。县政府委托县工商联筹集建院资金。在县工商联的协调和动员下,施佩文关闭“佩文颜料店”,折算出4000元大洋入股;陈宝圭析出“新建商行”股资1900元大洋入股。再经全体会员合力募集到一定数量的资金。接着县政府有关部门抽调徐文章负责影院基建工作。影院选址在今司厅巷原王德泰当铺、染坊旧址及周边民宅基址,於5月底动工兴建,同年10月建成,定名“黄岩电影院”,最初由省文化局配置35毫米提包放映机,观众厅设长条木椅座位800个,影片由省电影公司直接排映。影院第一任经理为徐文章,成员有周家骧、周克竸、华湖翠(女)、陈道栓、施佩文、陈宝圭、叶明达。同年111日首次对外营业放映,上映第一部新片为评剧《秦香莲》,票价一角五分。之后,影院除了固定放映外,还安排带上放映机、发电机、银幕、影片流动到路桥、泽国、温岭、部队驻地放映电影。黄岩电影院始建至1993年拆除,历近38年的放映历史,一直是黄岩城区文化、娱乐活动的中心,其最大特点为影院门厅内外张挂当时中国电影界公认的十大男女电影明星巨照,给那个时代的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电影院在这38年间也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和改造条件。观众厅经过1964年、1972年和1983年几次大的翻建修整,顶上人字梁加固并安装上吸音顶棚,座位换成铁脚翻板椅,座位数最后调整到1089个。观众休息室从最初的简陋小披棚到1972年改扩建成较大的、设备条件较完善的观众待休区。多次更换放映设备说明电影的放映质量也在不断提高,从最初更换成日本罗拉35毫米移动式放映机到1957年更换成天极牌35毫米固定式放映机,1966年又更换成松花江5501型全套放映设备,1983年再次更换成松花江5502型放映机。黄岩电影院的宣传工作一向以质量好,影响大着称。美工周祖诜1957年开始自制图文并茂的幻灯片配合放映,1959年开始坚持每月绘制五、六幅大型电影海报张挂在城内主要街道及影院大门前,19799月起编印《每月电影》小报分发给观众及学校和社会各阶层。版面开辟“影坛轶事”、“拍摄短讯”、“橘乡影评”、“本月上映影片介绍”等栏目,为观众导读。是年,长春电影制片厂《怒海轻骑》摄制组导演汤晓丹、王滨,演员高博、于洋、郭永泰等一行到驻黄岩海门的海军舰艇上体验生活并拍摄外景。又有上海电影制片厂在黄岩拍摄《闽江橘子红》影片。年间,黄岩电影院、海门电影院为配合全省“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宣传活动,放映纪录片《解放一江山岛》、《一定要解放台湾》。1956年年中,黄岩根据省文化局《关于全省电影放映队、电影院实行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的通知》精神,将黄岩电影院与510520电影放映队划归县文教局管理。随后又成立县电影中心队,县委文教部任命杨培山为队长,同时兼任县文教局电影专职管理干部。是年,黄岩电影院获省文化局评定的上半年度先进单位。省电影第七期轮训班学员分派到黄岩各区镇电影放映队的人员有阮孟邻、张季国、杨显荣、李铭、王天寅、蔡松庭(从温州转入),杨杏春、陶招娥(女)。19574月筹建了“黄岩县女子电影放映队”,队长由梁锋暂任,队员由陶招娥(女)、刘湘君(女)、朱松兰(女)三人组成,她们和男同志一样,带着电影放映机、发电机、银幕等,活动在黄岩乡村,成为当时浙江省为数不多的县级女子电影放映队之一。至此,黄岩有四个放映队活动在广大农村、集镇,除了放映电影外,几年间利用幻灯映前宣传,紧密配合当时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宣传《全国农业发展纲要(草案)》和当地新风尚、新气象。是年年底,根据上级要求,开始筹建黄岩县电影管理站,最初由县文教局派张方怡操办筹建事项,并兼财务会计。至19586月,租用城内草巷章高堂宅,正式挂牌成立“黄岩县电影事业管理站”,任命杨培山为站长,站内组成人员有电影机技术修理袁全发;发电机技术修理傅祖学;出纳陶招娥(女);会计张方怡(后即调离,由施佩文接任)。管理站当时管辖全县澄江、路桥、新桥、西山区四个放映队。自此,黄岩县级电影放映,管理开始走上自主、有序、有规划的发展道路。县管理站针对当时城乡放映、转换尚无规划,放映设备、影片拷贝犹显珍贵,但安全意识淡薄的问题,十分明确地提出业务要一手抓城镇,一手抓农村,重点抓安全放映。1958年春耕时节,新建立的省新闻摄影站为拍摄《浙江新闻简报》第一号内容之一,派摄制组到黄岩农村现场拍摄早稻机器插秧的实况画面(附工作照)。同年51日黄岩与杭州等地同步上映。9月间,针对台海两岸局势,根据上级安排,黄岩海门电影院及各电影院、队免费放映《拥护周总理声明》、《一定要解放台湾》等纪录片。10月,路桥电影院开建,择址原社办放映地镇北街邮亭庙,1959年初建成开业,第一任经理为李铭。始为公私合营性质,1963年转为国营。影院初备一套5435型移动式放映机,1964年改装天极牌固定式放映机,并进行翻修后,建筑面积达到794平方米,观众厅432平方米,座位780个,1979年安装松花江牌固定式放映机,座位增至1046个,建筑面积扩至1440平方米。1965年初,特函请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为影院题写院名。路桥电影院建成,黄岩真正在全省率先实现社社有电影队,镇有电影院的县。195910月间,省文化局电影处组织全省市、县电影代表参加温州专署文教科在黄岩召开的电影配合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现场会议。会议以黄岩县头陀人民公社电影队和海门电影院为典型例子重点介绍黄岩县电影工作依靠党的领导,坚持政治挂帅,紧密配合中心任务,重点放在普及放映上,促使黄岩电影事业在薄弱基础上较快、较好、较健全地发展,并且在全省率先实现县级社社办电影队的目标。会议倡导全省电影开展学习黄岩“一院一队”先进事迹。之后海门电影院与头陀公社电影队均获1959年度省文教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集体。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至“文革”前夕,一院一队继续受到外界电影同行的关注和上级的嘉奖。196012月,文化部在北京召开全国电影发行放映工作会议,总结大跃进以来发行放映工作的成绩和经验。会上印发了黄岩县第二电影放映队普及放映活动材料。同年6月份,黄岩县头陀人民公社电影放映队荣获全国教育和文化、卫生、体育、新闻方面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汪显德代表电影队到北京出席会议,并受到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宋庆龄、董必武、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黄岩电影放映仍然深深扎根城乡大地。特别是在农村、山区、海岛放映的电影队,为普及放映,作了不少努力,如联合有条件的几个放映队,开展“跳点轮放”。这样的放映方式,虽然自己辛苦点,但能使偏远地方的群众也能看到电影。如遇群众喜闻乐见的影片时,采用“联放”的手法,使一部影片利用一定的时间差实现一夜多地点放映,让群众尽量提早看到电影。19621963年在放映《李双双》、《槐树庄》影片时,就是选用这种方式放映。在放映过程中,常常有观众反映看不懂电影内容,听不懂电影里的洋话,为此,队员们利用幻灯机、扩音设备,映前作了充分准备,放映时画面、说唱、道白一齐上。要么解说影片故事梗概,要么介绍影片的主要人物或时代背景,要么结合当地的风俗习惯加以异同说明,等等。1964年,黄岩电影队卢汝谋随省电影公司代表参加在吉林省延吉市召开的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电影宣传工作现场会议,受到启发,返回后介绍了用“涂磁录还音”的方法,以录方言解决农民听不懂普通话的问题。他与同志们一起研究,借鉴这一方法,效果显着,立即受到广大山区、农村观众的欢迎。放映结束,常常是深夜,所有放映队员不但不叫一声苦,反而为自己这份工作乐此不疲。等待他们的,又将是明天器材的搬运和具体放映的策划,那个放映点上空、远远就会听到当时电影里流行的插曲。电影队流行的顺口溜,形象地反映了当时的情景:“涉过溪,越过岭,东奔西走放电影。吃过农村千家饭,睡过庙堂桌椅凳。赤日炎炎忙转点,雪花飘飘不了情。戴月亮、披星星,放映跑片过橘林。乘小舟,剪浪行,拥军上岛慰亲人……有问为啥苦当乐,其实我们还年轻!”

 “文革”期间:黄岩电影业历经沧桑

1966年初,大型彩色音乐舞蹈史诗影片《东方红》排映到黄岩,映出盛况空前。之后,国产影片一批批被点名批判,能公映的电影越来越少。下半年在黄岩陆续上映的纪录片有《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毛主席接见红卫兵和革命师生》等。同年国庆日,“黄岩县电影宣传放映队” 组成,并在黄岩电影院大门前举行开拔仪式后,全体合影,然后抬着毛主席像,高举标有“毛主席和百万文化革命大军在一起”影片名和电影宣传放映队队名的大红横幅,背上自备的挂有毛主席语录牌的背包,敲锣打鼓、高呼口号,经黄岩大街出城,上山下乡,奔赴西部山区宁溪、富山、屿头及全县其他地方,一边放映电影、一边开展文娱表演宣传活动。年底,黄岩电影院与海门、路桥电影院均停映,搞大串联。

随着文革运动如火如荼地往高潮发展,全国几乎所有公开发行的影片都被封存,电影制片厂也停止拍摄新片。此时所有电影队已基本无片可映,相继关门停业,人员集中到黄岩城关,开始搞大批判,造反闹革命。

    1967年至1969年,针对社会对电影的批判需要,就出现了上级开放一些“批判放映”的影片,对轮到的所谓“批判放映”某些影片,规定到某一级(最低限为县一级电影院)放映,不售门票、不宣传,电影票一律凭单位介绍信分配,观后组织讨论。其间黄岩被安排批判上映的影片有《两家人》、《兵临城下》、《清宫秘史》、《红日》、《怒潮》等,片中均已删除演职员表。复映老片有《南征北战》、《平原游击队》、《半夜鸡叫》、《地道战》、《鸡毛信》等,即时上映新片《钢琴伴唱(红灯记)》。

    1969年,全县开始对各单位领导干部实行大调整,杨培山被县革委会任命为县电影事业管理站革委会主任兼书记。下半年隆重上映纪录片《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及《珍宝岛不容侵犯》、《新沙皇的罪行》。年底,上映彩色纪录片《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二十周年》。

    是年前后,由于能公映的电影稀少,黄岩电影队卢汝谋趁着外出参加电影宣传会议的机会,特意留心体会、见证了外地推行的幻灯机三镜头放映使画面动起来的生动效果,回来后即与队友孙申国、袁全法、余方能、杨万荷、李铭等着手研究、改制、组装、加工幻灯机、绘制幻灯片组,试验操作放映,配合录音表演,通过反复实践,终于能互相配合成功,顺利放映、道白及表演。1970年间,大陈岛电影队孙申国就带着这台三镜头幻灯机和幻灯片,在岛上创下一人集操作、控音响、执话筒表演于一身的三镜头幻灯大演映的佳话,完成放映一部幻灯片映在银幕上能显示动态特殊效果的京剧《红灯记》全场,当地居民对此感到十分新奇和兴趣,都拍手叫绝。

1970年,彩色影片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在全省上映,首开电影革命“样板戏”上映之头。10月份,黄岩县由电影管理站委派杨雪英赴北京电影制片厂直接取回《智取威虎山》电影拷贝,乘车回到黄岩时,当时的黄岩县革命委员会军代表何宝泉等一行到大桥头接手后,一路打着横额、展示电影《智取威虎山》的海报画幅,敲锣打鼓,放着鞭炮送到黄岩电影院隆重上映,观者如潮涌,此事也成黄城佳话。是年上映的老片还有《英雄儿女》、《打击侵略者》等。

七十年代开始至文革结束,黄岩电影放映活动主要有三方面:

    一、历时五年前后排片放映完成七部电影现代京剧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70年)、《红灯记》(71年)、《沙家浜》(71年)、《龙江颂》(72年)、《奇袭白虎团》(72年)、《海港》(73年)、《杜鹃山》(74年)。同时上映电影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71年)、《白毛女》(72年)、《沂蒙颂》(75年)。还有电影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交响音乐《沙家浜》(7273)。

    二、文革后期(指1974年开始),根据当时政治形势发展变化要求,有关电影制片厂被受意创作、拍摄一些故事片,发行上映。1974年上映《艳阳天》、《青松岭》、《火红的年代》、《闪闪的红星》、1975年上映《创业》、《海霞》、《青苗》、《决裂》、《金光大道(上集)》、1976年上映《难忘的战斗》、《战洪图》。此时买票看电影的观众,既可接受路线教育,又可享受电影艺术带来的基本精神需求。这几年间,为配合各种路线教育和开展各类运动,还上映了《批林批孔特辑》、《大庆红旗》、《大寨红旗》、《红旗渠》、《昔阳盛开大寨花》、《东海渔村》、《大寨花开万里香》等影片。

    19739月,经上级批准安排在黄岩电影院内部放映参考片日本的《山本五十六》电影,实行三不,即不售门票,不登广告,不接待外宾。由县委宣传部统一安排观看。

    197610月,“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被粉碎,全省在清理、挖掘库中影片片源,以满足广大观众看电影的需求。一些老影片有望重映指日可待。12月底黄岩上映《全省军民沉痛悼念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永垂不朽》等最新纪录片,这是十年文革时期最后在黄岩上映的电影。

    三、1972年下半年,经各方努力争取安排到黄岩放映朝鲜彩色故事片《卖花姑娘》。由于之前各地报导上映此片的热烈情景及故事情节的生活化、通俗化、情感化,打动了千千万万当时老百姓饥渴的、几乎枯萎的心灵,人们奔走相告,从四面八方赶来观看这部电影,一时成万人空巷,十几年未见此景。

改革开放初期:黄岩电影业重见辉煌

1977年之后,文革阴霾离社会渐行渐远,人们逐渐醒悟。这时的中国电影业发生了剧烈震荡,“反思”电影、“伤痕”电影、“批判”电影、“新意识流”电影等等流派的影片源源不断创作出来,走上银幕。大量饥不择食的观众,此时也不论什么电影,不论新片、老片,反正对一切影片都来者不拒,这就给黄岩这个偏隅小县城的电影业打了个措手不及。无论电影的放映场地、放映设备、影片拷贝量等硬件,还是从业人员的业务水准、服务质量、宣传队伍建设以及岗位职责制度等软件都远远落在后面。19783月,及时召开“黄岩县电影工作会议”,与会者达200多人。会议作出尽一切人力物力支持、开拓、发展电影事业的需要,尽一切力量满足城乡观众对电影的需求;加强电影机构内部调整,充实专业人员岗位;严格执行各项电影放映操作规程;尝试推行各电影院(场)实施敞门入场方式;改革票务制度;重视提高,发挥电影宣传的两个效益;尽力发展、壮大农村社办电影队等决定。号召各放映单位以务实精神经常开展调查研究,互相交流经验与体会,保质保量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向国庆三十周年献礼。

    会议之后,海门电影院就率先试行敞门入场和改革票务制度,并针对敞门入场制订了一系列跟进措施,并把分岗出来的人员重点充实到场内的服务工作中,取得了显着的效果。为此,省电影公司于同年12月底在黄岩海门镇召开全省电影院经理现场会,交流和推广改革经验。

    全县电影管理工作也没有放松,多次组织人员分头下到各区(镇)、社放映点,了解放映计划落实情况,组织解决观众碰到的问题,宣传橱窗设计布置效果,映前幻灯现场放映宣传效果,并进场与观众一起观影,以了解电影放映质量和观众的反映。另一方面约请社办电影队人员座谈,听取他们对租片、排映节目、放映形式探讨等问题的意见和要求,以便做好和改进对他们的服务工作。之后,县电影站广开渠道,为农村各放映单位筹划、调配来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影片,如《红楼梦》、《碧玉簪》、《追鱼》、《天仙配》等分批上映、既促进了电影队的放映积极性,也为农村电影活动的复兴添了助燃剂。社办电影队也趁机插放科教片和美术动画片,受到农民的广泛欢迎。

1978年下半年,久违了的越剧戏曲艺术片《红楼梦》在黄岩电影院上映,由于红楼梦文字故事的知名度和越剧明星演员的知名度,引起整个社会轰动,出现一票难求的状况,电影院一边向有关部门要求延长排映期,一边日夜增开场次予以应对。据当年老县域统计资料,197916月份放映电影16313场次,占全年计划的89%;观众16230060人次,占全年计划的87%   

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就对电影行业实施体制改革。年初,黄岩依照省对县级电影管理站改制要求,挂牌成立“黄岩县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业务隶属台州电影公司。8月,公司由司厅巷27号迁往天长南路前巷24号新大楼内。公司第一任经理阮孟邻,支部书记沈明楚。至此,县电影管理站完成了22年的一段创业历程。公司化后电影的财务体制实行省、地、县三级发行分成,盈亏结算,利润提留。公司面对的将是国办电影放映单位和农村社办电影队的发展和生存问题。危机感明显占据了电影界上下,于是尝试“以影为主,多种经营,以副促影”的新想法、新路子。同时大胆践行新举措:

一、公开向社会招考,择优录取十名美工。1980年初,省劳动人事部门核批给黄岩县电影公司十名编制,并同意用作电影美工招收。同年九月县劳动人事部门委托县电影公司进行专业考试,择优录取了十名黄岩籍美工,同年12月底到位。经培训后即分配至全县各国办放映单位。几年下来,无论在本单位的电影宣传上,还是在参加省、地组织的宣传橱窗、幻灯调映评比和电影宣传画创作展览评比中,都获得过令人瞩目的成绩,如何宁宁创作的《八女投江》在1989年“浙江省第二届电影宣传画展”中,获得一等奖。这十年间,分配在各乡、镇电影院的美工,同时担当了院管队宣传员的职责,帮助、拉动和提高了管辖社办电影队的宣传水平。

二、重点抓电影放映基础设施建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公司就将重点放在提升全县国办35毫米放映单位放映场所的改造方面。最初五年在金清、院桥、峰江、宁溪、头陀和新桥实施,1980年新建红旗电影院,填补了城关郊区附近35毫米定点放映的空白。198312月在城关双桂路百花宫巷动工兴建黄岩“百花电影院”,198621日竣工并对外营业。影院建筑面积2660平方米,钢筋混泥土框架结构。观众厅置954个桥梁式塑面翻板椅,置松花江35毫米氙灯固定式放映机。1989年又进行技术改造,改装软座786席,建成四声道光学立体声系统和冷气空调工程,大大提升了黄岩城关电影放映的档次。至此,全县35毫米放映单位电影观众座位达到11000席(不含椒江)。黄岩城乡电影放映单位(包括35毫米、16毫米、8.75毫米)达到75个。

三、利用各类电影资源,拓宽经营路子。1981年春节期间,县电影公司内部试映小厅开始对外开放,上映新片或“特供影片”,试行浮动票价,观者如潮涌。之后还与城郊红旗电影院联手“跑片”放映特供片,以分流四方观众。由于城内看电影观众不断增加,为缓解这种现状,满足城乡群众文化生活需求,县电影公司着手与县府有关部门协商,利用平时闲置的大会堂,稍作改装,即于同年下半年起对外售票放映,从而大大减轻了黄岩电影院的压力。19828月上映中、港合拍片《少林寺》,城乡争看一部片,两家共同承担了场次就是最好的例子。1985年起,在全县各35毫米放映单位逐步推出“电影夜市”、“新片联映”、“戏曲片联映”、“香港片联映”等活动,影院为此着重做好四方面工作:一是着力做好电影预告宣传工作;二是开展票务预约预售服务,可电话订票,上门送票进村点、企业、学校等;三是强调安全放映,机器随放映员检查,严格执行映前检片制度;四是做好场内服务工作,如免费供应开水、常用药品,开辟饮料、食品点心、休闲小吃供应点等。放映中途择时停映片刻,让观众自由休息,打开观众厅门窗,通风透气,尽力让观众感到心情舒畅。1986年底,百花电影院“大银幕歌舞厅”开业,黄城又添娱乐业一大亮点。

随着电影在社会上的影响越来越大,县公司宣传股除了坚持自己定期编印《橘乡影讯》,突击刊印重点影片宣传专刊外,还组织开展影评队伍开展活动,为全县各厂矿、企业、学校、驻黄部队电影队,各俱乐部、基层工会等提供必要的电影宣传资料,各类画报、宣传画及《橘乡影讯》、《电影说明书》等,帮助开辟电影宣传橱窗,举办电影知识讲座等。紧密配合主旋律影片和爱国主义教育影片如《焦裕禄》、《喜盈门》、《少年犯》等的上映,举办工作看片、座谈会,策划影片宣传方案,举办首映式,组织观后影评文章的撰稿,组织学校学生观后讨论并倡导以此写作文。收集映后的社会反映动态。

四、以县电影公司为主导,开展有效的农村“院管队” 工作方式。19813月之后,应对中影提出的尽快实现改善农民看电影的条件,实现农村电影“三过渡”的战略目标,公司带动区、镇35毫米电影院(队)人员,深入社队,搞调研,首先着手解决的是如何从包场放映转变到售票放映场地落实问题,然后是布局问题。几年间有条件的乡镇社队先后建起了简易的影剧场。当时较正常放映的有“桐屿影剧院”、“江口电影场”、“蓬街电影院”、“鉴湖大会堂放映场”、“长潭电影场”、“焦坑电影场”、“鼓屿电影场”、“上垟电影场”、“螺洋电影场”“石曲电影场”、“屿头电影场”、“铅锌矿大会堂”等。区35毫米的电影院(队)与县公司一道,组织他们不断开展各种电影活动,调配影片,学习35毫米影院组织经验,开展“电影夜市”、“新片联映”活动,一时间电影活动搞得红红火火。随着时代的发展大多数农村集体经济被弱化,以个人包场的方式仍被农村社会接受,社办电影队不忘抓住这个机会,决不放弃像婚典、寿庆、乔迁之喜,高考录取、孩子满月、孝敬长辈等等有可能以家庭、个人出面包场的机会,宣传新风尚,推行文明贺庆活动,取得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一时期黄岩电影迎来了空前的繁荣。

    后来,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类文化活动项目的增多,电影在文化市场中的地位逐步萎缩。目前,基本形成与各类文化产业相互并存的常态化格局。

 

    作者简介

毛太鹏,黄岩区电影公司退休干部,三级美术师。

 

 

 

 

 

 

 

我的曲艺生涯

吴雁口述 周慧整理 戴奕指导

 

人民公社期间,我是黄岩文化馆的干部,具体负责曲艺辅导工作。

黄岩县曲艺协会成立于1958年,当时有会员48人。曲种有评话、道情、花鼓、说唱。评话艺人有20多人,道情有4组,每组23人,花鼓有3组,每组34人,说唱有4组,每组34人。1964年,黄岩评弹队成立,开始是4人,以后发展为6人。最初的曲协主席是林发顺同志,后来由我担任并兼评弹队队长。当时演出的形式为评话评弹,演出内容是古今书目,我说书的内容有《春秋》、《列国》、《三国演义》、《隋唐演义》、《岳飞传》、《大明英烈》等等。他们弹琴、说唱都是戏曲小故事。演出的方式一般是两种,一种是城乡巡回演出,一种是坐书场,坐书场一般是几个星期到几个月,时间比较长。说书的主要内容以1954年为界,此前是古典小说,以后是革命故事。

我初中毕业后去了生产队,1958年应征入伍。在当兵的那几年,我是部队的广播员,这可是份“闲差”,改改各连队通讯员写上来的稿子,通过广播播报。我通常不出操,所以有很多时间用来看书,一般几个星期就能读完一本书。广播室的隔壁就是图书馆,藏书挺多的,我爱读书,所以常常往那里跑。由于书读得多,书中的故事也就积攒下来了。我看的书很杂,“什么都看,从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古典文学作品到《隋唐演义》、《东周列国志》等历史演义小说。还有《马列主义理论》、《资本论》、《相对论》、《进化论》这些在部队的时候都看过。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则读过很多遍了。”我于1963年开始说书,1973年去文化馆,想想说书的阅历也有十多年了。

人民公社时期印象最深的是曲艺协会。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一个人去乡下讲故事,什么事都需要自己联系,那时县文教局开给我们一张介绍信,让我们到台州各地讲故事,联系工作非常困难,我现在回忆起来也非常心酸。当时我拿着介绍信到县里,找宣传委员给我批两个字,我自己到各个公社去联系,到了公社,找那时候的大队长和书记,他们问我:“你会讲什么故事啊?《三国演义》会不会讲?《水浒传》会不会讲?”我回答说:“会讲的,但现在不允许讲,上级要求讲革命故事。”他们就不屑地说:“你不会讲找什么理由啊!”到另外一个县里,说:“讲两句听听看,讲得好,我们请你讲,讲得不好,我们不要。”当时像这样的情况很多。那时条件艰苦,没有电灯,需要自己带气灯进去,加上当地的煤油灯,解决照明问题,然后摆放椅子,方可开讲。时间一般讲三个小时,全村的男女老少都会来,有六七百人,小孩吵闹,又没有话筒,全靠一张嘴讲,非常吃力。正因为那时吃了苦,参加工作早,后来到文化馆工作,我的工资为月薪四十五元,算中上水平了。我开心得不得了,感觉自己当干部拿工资了,总算苦尽甘来。

黄岩、椒江、路桥、金清等地都有书场,最大的是我们黄岩书场,场址在老剧院,现成为黄岩百货公司。黄岩书场的开场由我说了三个月的《三国演义》,比较有名的蔡啸在我开场以后也上去说,随后陆续有来自上海、杭州、宁波等外地的曲艺团队来书场演出。那时书场很兴旺,老剧院黄岩书场的座位有1200多个,上座率有百分之七八十。

黄岩广播电视书场开始的时候是黄岩广播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广播站说了三年书,每次播出半小时,当时观众对于我的印象只有声音而看不到形象。九十年代以后黄岩电视台开设书场,我的形象在这个时候就出来了。我在黄岩广播电视书场前后说了六年,说了很多古典小说,比如《东周列国志》、《西汉》、《三国演义》、《隋唐演义》等。此外,我编了大量的民间故事,现在已汇编成书籍,有《方国珍》、《黄岩市故事卷》、《台州故事》、《路桥史话》,都已在电视上讲过。大概是四五年以前,我还在台州电视台讲了半年民间古籍中的故事和台州名人。相比起广播那时期,我在电视上讲的比较正规,备课时间比较多,准备得更充分,讲得更严谨,也更受观(听)众欢迎。

1974年,文化馆实施故事员培训计划,具体由黄岩文化馆的故事组人员下去分区实施。我们故事组的干部都下到各个区,从每个大队(村)选拔一两个故事员,一个区大概有七八十人,集中到区大礼堂进行为期一个礼拜的培训。讲课的内容不仅有理论,还有示范表演,培训的最后两天让参训人员参加对外演出,给他们锻炼机会。培训班结束后,他们就分散到各个村讲故事,那些故事员现在很多已成了干部,他们当中的一部分因为会讲故事而成为文化员。可想而知,讲故事在当时也是一项热门的行业。这些业余故事员回到各自生产队后,配合中心工作,开展了讲故事的活动,群众争相聚听,“黄岩评书”得到全面的推广、普及。那时故事培训搞得最好的是杭州萧山、绍兴等地区。

如今的讲故事活动演出都已经衰落了,不单黄岩是这样的,全国各地都差不多。因为电视的兴起,许多民间艺术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以前的年代缺少文化活动,人们坐着听听书也是乐趣,特别是在文化革命时期,文艺特别萧条,演来演去就是样板戏,所以曲艺演出就非常受欢迎,人们喜闻乐见。现在电视节目丰富,很多人已不愿意听说书,过去的广播电视书场也没有了,我们老一辈的文艺干部也退休多年。如今台州地区进行演出的曲艺汇演都是市里举办,只有蔡啸同志还常年在文化礼堂坚持演出,一个礼拜两次,礼拜四在椒江,礼拜五在路桥,此外还有胡颂德同志到学校里去讲故事。除了他们,现在讲故事的人已寥寥无几了。

 

作者简介

吴雁,黄岩文化馆退休干部

周慧,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学生。

戴奕,台州科技职业学院老师。

 

 

 

我亲历的那个时期的卫生防疫工作

黄普元口述 周莉莉整理 戴奕指导

 

1956年,我初中毕业,同年7月到杭州卫生学校学习三年。毕业后分配到黄岩县防疫站工作了33年,期间我参加过很多传染病的防治,而在人民公社期间,我主要参加了血丝虫病、血吸虫病、疟疾等的防治工作。

初入工作岗位不久,我就参加了血丝虫病的防治工作。血丝虫病在解放前就已经存在,发病时,病人的腿会肿得很大,所以在我们当地,血丝虫病也被称为“大脚疯”。当时黄岩县有70多万人,凡是8岁以上的都要进行采血排查,需要排查的就有60多万人。那时,我们防疫站只有9个人,而负责化验的只有我一个。60多万份的血样要化验,不光人手不够,连化验的器材都不足。防疫站当时就向社会招收了60多名化验员,由我负责培训,同时还购买了60多万张的玻璃片和60多台显微镜。排查工作十分辛苦,因为血丝虫的幼虫“微丝蚴”是在夜间9点之后才出现在血液中,所以负责采血的同志都是在晚上九点之后,由各村的生产队队长提着灯笼,带到各家去采血。那60多名化验员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后,就能独立化验了。他们跟我一起对采回来的血样进行化验。那时,每天的工作量都很大,平均每人每天要化验上百份的血样。化验结束后,经过统计,我们发现路桥的马铺和院桥的鉴湖情况最为严重。我们采取的治疗措施是服用药物海群生,效果不错,过了一段时间后,病情控制住了。到1984年,黄岩的血丝虫病就完全消灭了,还通过了国家卫生部的验收。

1960年的农历除夕,我们防疫站接到报告说,长潭水库修筑工地发现两例脑膜炎死亡病例。于是,防疫站立即派出由李修信、郑祖铭、狄存夫和我组成的4人医疗队到长潭水库工地开展防疫工作。我们到达后,经检查,确定是脑膜炎死亡。当时,长潭水库工地有2万多人在参加劳动,水库大坝已经筑到了38米,很快就要合拢了,正是工程的关键时刻。我们马上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立即采取了措施。首先就是建立隔离病房。病房建在哪里呢?建在工棚里显然不合适,因为当时长潭工地有十个民工团,分住在十大工棚里,每个工棚有上千人,如果安排在工棚里,病情传播得更快。于是我们就在长潭当地一个无人的冷岙里搭建了三间茅屋,把疑似脑膜炎的病人都集中在那里进行隔离。其次就是进行积极的预防。我们每天吃饭时间站在食堂门口,对全体民工进行消毒,采用的是喉头喷雾的方法;要求全部工棚开窗通风,保持空气流通;对密切接触过病人的民工要求口服预防药物。面对如此繁重的工作,我们4人医疗队显然是力不从心的,好在工地上每个民工团都有自己的随团医生,民工团里的防治工作就由他们负责,我们只要从旁指导就可以了。除此之外,我们还要负责机关、食堂、广播站等地人员的防治。过了一个月左右,长潭工地的脑膜炎疫情才得以平息。

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防治浮肿病是我们防疫站的主要工作任务之一。浮肿病是因为食物匮乏,长期饥饿,单纯性营养不良而形成浑身浮肿,其治疗的药物就是粮食本身。当时,我们防疫站为了给患病群众增加营养,配了一种含米皮糠粉、维生素C、葡萄糖等成分的营养粉。同时,还要办好食堂,让患病群众吃饱。后来,生活条件慢慢改善了,群众开始能够吃饱饭了,浮肿病自然也就消失了。

1962年的时候,黄岩发现了副霍乱。那年温州首先发生副霍乱疫情。在黄岩还没有该病时,为了做好防治工作,防疫站就派我和几个同事到温州的乐清、柳市去学习,看看副霍乱到底是个什么病,怎么防治?我们刚从温州学习回来,黄岩人民医院就报告发现了一例疑似副霍乱的病例。于是,防疫站就对该病人进行了采样,并由我负责化验。通过细菌培养,在显微镜下仔细分辨,我发现跟我在温州看到的副霍乱弧菌完全一致。通过标准血清确诊之后,我们对病人进行了隔离治疗。甚至是只要从温州方向来黄岩的车都被隔离到一个固定的旅馆。但后来黄岩的副霍乱疫情还是全面爆发了。好在该病只在夏季流行,经过严密的防治,一段时间后也就平息了。

1964年,浙江省开展消灭血吸虫病突击运动,我被抽调到嘉善参与该项工作。由于身体原因,我于当年的春节前回到黄岩。196510月,省卫生厅告知黄岩防疫站,说黄岩是血吸虫病的流行区。因为,当时宁溪横街一个叫王慧敏的七岁女孩在省儿童医院被诊断为血吸虫病。经调查,该小女孩之前从未离开过黄岩。省卫生厅要求黄岩防疫站在全县进行调查。随即,县委就成立了血防领导小组办公室,并组织了近20个人到宁溪进行调查。结果,在下周田里的一条小水沟里,当时温州卫校的实习生姜美女发现了钉螺。我们把钉螺拿到浙江省寄生虫病研究所进行鉴定。鉴定的结果是,该钉螺属山区型钉螺,是血吸虫的中间宿主。我们马上组织了80多人,在全县开展了大规模的普查行动,主要力量集中在宁溪、头陀、澄江、院桥四个山区或者半山区。当时,我是县血防队的负责人之一。宁溪和头陀分别有个分队。由于排查任务重,工作开始时,我们在每个生产队抽调了2个年轻的查螺员,帮助我们查螺。那段时间,我们每天都趴在地上找钉螺,凡是湿地、沟渠、草滩、溪滩、河边、坑边等潮湿的地方都要检查,一天下来往往是腰酸背痛、头昏眼花。通过半年多的排查,最后,我们在宁溪、联丰、幸福、屿头、上垟、小坑、长潭、潮济、平田、北洋、市下、新前12个乡镇,62个大队都发现了钉螺。中间宿主查清楚了,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查病人。第一步是进行皮内试验。如果皮内试验呈阳性,我们就再做大便虫卵孵化试验,连续做三天。该试验若再呈阳性,就能确诊为血吸虫病。当时确诊的病人有2000多人。对于血吸虫的防治工作,主要采取了四项措施。一是灭螺。主要采用土埋和药物的方法。土埋就是把发现钉螺的旧沟渠等填平,重新开辟新的沟渠。药物主要是用五氯酚钠灭螺。二是治疗。一方面是对人的治疗。确诊后的病人要马上进行治疗。症状比较轻的病人一般是用酒石酸锑钾进行静脉注射治疗。疗程为一个星期左右。症状严重腹水的就只能动手术,切除脾脏。另一方面是治疗耕牛等动物的血吸虫病,这个由农业部门负责。三是粪便的无害化处理。凡是排查发现有血吸虫病的地方每家每户都要建立三格式无害化粪池。这种粪池分为三格,每格之间都有一个小口相通。第一格用来储粪,能储6天的量。第二格用来沉淀。第一格的粪便到第二格后要沉淀半个月,沉淀之后到第三格就是可以直接用肥的清水了。四是人下水做好防护。在没有必要的前提下,我们建议群众不要下水。如果要下水,必须穿上高筒雨靴等防水用具。到1992年,黄岩的血吸虫病被消灭。

人民公社期间,为了防治疟疾,我还做过蚊虫调查。调查后发现,当时黄岩的蚊虫种类有13种。为了调查蚊虫,我从宁溪上郑乡到大陈岛几乎跑遍了所有的乡镇。白天我在水沟、稻田里捞孑孓,晚上就用各种办法捉蚊子。除了到猪栏、牛栏里捉蚊子外,在7点到9点之间,我是坐在院子里,卷起裤腿,用自己的小腿吸引蚊子;9点之后,用的是双套帐,我躺在里面的一个蚊帐里,拉上蚊帐的门,在吸引到足够的蚊子后,让同伴把外面的蚊帐门再拉上,这样蚊子就跑不出去了。这个办法一般是1个小时重复1次。抓到蚊子后,我把它们养起来,然后再研究分析它们,最后根据麦克唐纳公式换算成系数来判定疟疾的流行趋势。

这么多年过去了,血吸虫病、血丝虫病等都已被我们消灭了。想想那时,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我们能够战胜各种疫情,真是不容易啊!

 

作者简介

黄普元,黄岩卫生局退休干部

周莉莉,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学生。

戴奕,台州科技职业学院老师。

 

 

 

 

创建初期的黄岩农村信用社

蔡明耿口述 钟佳露等整理 赵雪莲指导

                      

图为蔡明耿先生。

1949529,黄岩和平解放。解放后的土地改革运动使广大农民分得土地,从而激发了他们发展农业生产的积极性,但由于当时大多数农民仍相当贫困,无钱购买农具、化肥、种子等生产资料,资金的短缺使农民的生产积极性难以付诸实践。这一年,黄岩水稻的平均产量仅为201公斤。为了农民脱贫致

富,党中央采取措施,在农村推行三个方面“合作化”:即农业、供销和信用合作化,农村信用社应运而生。

我是1953年到银行工作的。当时工作人员只有10个左右,主任、会计、出纳和办事员(人民公社化之后,人员增加到20多个)。那时,国家针对农村出现的一些问题,制定了兴建农村,帮助农民的方针:“深入农村,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发展生产”。采取的措施有很多,譬如银行发放贷款,贷款对象是农村贫困户,主要解决他们在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上碰到的物资困难。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也尝试通过养猪来帮助他们发展经济,改善生活。

同时,国家鼓励发展信用社,并发动广大人民群众来建农村信用社。信用社建立初始的资金来源主要由银行来发放(有一个发放的额度),股份也是其组成的一部分。在黄岩,我记得当时每户出资两元,总计约九千元,仅仅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就建好了信用社。信用社盈利之后,每年年终进行分红,红利不是现金,而是生活用品,比如火柴、肥皂等。当时的银行贷款针对的是信用社发放生产费借款,也委托信用社发放设备贷款,设备主要解决农具问题。从这可以看出,银行在用途上起了变化,以生产费贷款、设备贷款为主,一般的个人贷款则有一定指标,为他们解决住房问题。发放的贷款有时收不回来,工作人员的工资又要给,就造成了资金短缺现象。在这样的情况下,银行会给一些贫困社提供补助,一些贷款就由银行承担(无息贷款)。好的信用社就不需要这些,会自给自足。整体条件不平衡,信用社也有贫困、一般和富裕之分

由于人员不足,当时我一个人管理四个小乡,每月要到乡村里去放贷款、收贷款。我也没有自行车,只能用脚走,鞋子一般一个月就坏了。放贷之前要进行调查访问。这项工作也是比较辛苦的,需要挨家挨户的问,进而选出比较贫困的家庭。那时,农民白天都要下地干活,所以我们只能选择晚上和村干部商量去哪家访问,工作量之大可想而知。

还有一点不得不提,信用社在合作化之后,出现了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我大概的总结了一下,信用社发放贷款一般可以分四种类型:一是可以担当生产费、设备费贷款;二是对于经济条件还过得去的地方,只能担当生产费问题(买些肥料);三是对于比较困难的地方,如上辇信用社担当个人贷款。生产费和设备费都是银行委托贷款,角度和方式不同。四是对于特别困难的地方,连个人贷款都贷不了。只能先由银行贷给信用社,然后再由信用社发放贷款。

通过信用借贷活动解决了农民生产、生活上的困难,促使农村经济发展。1954年下半年,黄岩建立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专门解决农民土地问题,规定按百分比来分配,土地占30%,劳动力占70%,不同的地区,土地、劳动力等所占百分比不同。后来发展到高级社,帮助农民解决了许多问题,带动了农村经济的发展。但是,有些农民的贫困生活还是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解决。到了1955年下半年,按劳分配制度对“三无”人员实施“五包”,所谓的“三无”,其实说白了就是无劳动力、无经济来源、无人赡养的人群。至于“五包”就是指包衣、包食、包住、包行,个别贫困户家里若有小孩还包读书。这就体现了合作化的优越性,两极分化问题得到缓解。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下设一个信用部门,由信用部管理下方的数个信用社。

人民公社化时期,人民银行作了具体规定,银行营业所和农村信用社合并,组成人民公社信用部,所以当时没有了“银行营业所”一说,统一称为“信用部”。

信用部下放给人民公社领导,取消农村信用社原有的社员代表大会、理事会、监事会;信用部的存款、放款利率,执行国家统一规定。

19595月,中国人民银行总行召开了全国分行行长会议,会议决定把下放给人民公社的营业所收回,把原来的信用社从人民公社信用部里分离出来下放给公社管理区,变回信用社。信用社的职工由银行营业所和公社管理区管理,盈亏单独核算,业务经营由银行营业所和公社管理区双重领导。

农村信用社由公社管理区接管后,信用分部就成了公社管理区的组成部分。由于生产大队对信用分部具有领导权,不少基层干部随意调动信用分部的职工。把信用社下放给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彻底破坏了农村信用社的合作性。

19621968年,农村信用社管理权收归国家银行后。信用社下放给人民公社时期随意调动信用社职工的问题有所解决,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农村信用社的民主管理制度和业务规章制度,但并没有完全恢复信用社的合作性。

由于农村经济水平不平衡,余额不稳定,经济比较困难的家庭无法得到贷款,因此出现了贷富不贷贫的现象,既造成了一些家庭的生活困难,也加剧了农村社会的两极分化。

“文革”时期,新中国成立以来农村信用合作工作所取得的成就更是被彻底否定,农村信用合作事业受到极大破坏。

1980年之后的农村信用社改革围绕着恢复“三性”展开,即农村信用社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目的在于把农村信用社建成真正的合作金融组织。后来,信用联社的成立,是信用社走向完全自主管理和发展的重要标志。

 

作者简介

蔡明耿,曾任黄岩县农业银行澄江营业所主任、黄岩县财政局局长。

钟佳露,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学生。

赵雪莲,台州科技职业学院老师。

 

 

 

 

 

 

 

 

 

 

 

 

 

人民公社时期气象工作的点滴记忆

牟重行口述 程美林等整理 赵雪莲指导

 

1965年,刚从黄岩中学毕业的我积极响应国家“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号召,到黄岩县院桥区鉴湖公社中岙大队插队落户。那时上大学很困难,主要是公社根据个人表现进行推荐,就是所谓的“工农兵上大学”。到了1973年,我有了上大学的机会。当时我在村校当过三年老师,表现还不错,因此那一年公社的推荐名额中有我。公社里被推荐的大约有十五六个,但上大学的名额只有两个。最后不知什么原因,只有我一人考上了杭州大学。当时的大学生基本上是学校给分配专业,我被分到了地理专业。其实当初读书只是为了读个户口,因为我原本是城市户口,但下乡之后户口就落户在鉴湖公社,成为了农村户口。想要翻身做城里人,只有读书这条路。1976年我从杭州大学毕业,工作是统一分配的。因为学的是地理专业,在那时没有对口的工作单位,我就被分配到了海门气象台,初始工作是观测员。所以对我来说,从事气象工作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我到气象台工作比较晚,人民公社时期的气象工作没有经历太多,但还是知道一些。

初到气象台,我对工作一窍不通,什么都得从头学起。那时年少气盛,干劲足,很想在自己的业务上取得成绩,所以花了很多时间学习有关方面的知识。观测员的工作是最基层的,不光要进行观测,还要24小时值班。那时,我们分成日班与夜班。观测人员每隔6小时要到观测场观察温度、湿度、气压、天空状况、风向、风速等,这些数据都要记录下来。为了气象数据的可比性,全世界需要在同一时间进行观测,所以每个项目都有规定的观测时间。我所在的海门气象站规格比较高,观测后2­­­3分钟之内就要把所观察到的气象数据编成特级电报,通过邮电局发往气象中心。那个时候电报是用电码的,每一个数字在每一个轴上都具体指代某一种气象现象,是规定好的。一般搞气象的人组织性和纪律性都比较强,如果不强就不能从事这项工作,观测工作容不得半点误差。即使是在打雷下雨的恶劣天气里,到了该观察的时间,我们也要到观测场去。作为气象观察者,越是恶劣的天气则越要往外跑。海门气象站的气象数据是国家的基本气象数据之一,是非常宝贵的,这些数据都经技术人员的再三校对、抄录、审核,然后存入档案。如今都是用电脑自动化观测,数据显示在电脑上,直接传输给有关部门。

后来,我从事过农业气象工作。农业气象是生物气象的一个分支,专门研究农作物和气象条件的关系。比如水稻,在清明之前要播种,它播种的温度要在10摄氏度以上,要是不符合这个条件播下的种子就会烂掉,这个就是一个农业气象指标。水稻的发芽也有一定的温度指标,而它插到田里长大又要有一定的温度、光照、雨量条件,才能夺取高产。这几个条件都要具备,少了一个条件,或者条件比较苛刻,农作物就长不好。任何植物的生长都离不开气象条件,研究它们与气象条件的关系,很多时候可以提高产量,提升品质。还有就是农作物的引进。有些农作物我们这里本身没有,而是从世界各地引入的。农作物引种要考虑当地的气象适应性。经过研究商讨,我们做品种推广。很多农作物的布局都是由气象条件限定的,一些农作物只能在特定的环境中生长。而分析它们是否适合我们当地的气候条件,就是我们需要做的工作。

我花在预报上的功夫不少。那时气象通讯还不发达,眼睛就是我们的仪器。那时接收的天气图十分简陋,在这些简陋的图纸上作简单的位推。预报员的经验占了主要分量。比如冷空气今天在哪里,明天它会到哪里,一步一步进行推测。那个时候预报会商都靠手摇电话机,信息量也很少,观测站布局稀疏,通信都是通过打电话,不像现在互联网这么发达。那个时候自己分析,自己画图,效率很低,速度很慢。现在通讯便捷,还有气象卫星,每一个角落的气象变化我们都能看到,速度跟效率都是以前没法比的。比如现在根据卫星就可以观测到大片农田里农作物的生长状况,预测它是增产还是减产。这些在我们那个时代都是无法想象的。

60年代开始,气象站就有农业气象的观测任务。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这项任务被迫停止。1978年重新开始这项工作,没有什么大变化,就是技术要求更加完善,仪器更加先进,那时可以在农田里用小型风速仪和测温仪。现在,比起我那个时候,测量仪器改善得更加好了,但是基本的仪器并没有什么差别。只是测试站从以前每县都有到现在每个市都只有选择性和代表性的几个,比如台州就只有椒江和仙居两地有。农业气象对我们的农业发展至关重要,我希望各级政府能够继续重视这项工作。

现在,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的日益发展,气象方面的设备越来越先进,气象预报的准确性也越来越高,跟以前完全不同了。所以说现代化建设是至关重要的。从目前来讲,不管是国家的发展水平,还是人民的生活状况都是最好的,我们应该珍惜今天的幸福生活。当然,我也相信,日益发展的气象事业将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便利。

 

作者简介

牟重行,曾任台州市气象台总工,高级工程师。

程美林,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学生。

赵雪莲,台州科技职业学院老师。

 

 

 

 
东魁杨梅的身世与公社化时期的研究
陈方永
 
东魁杨梅(Myrica Rubra cv.Dongkui)现在是世界上最大果形的杨梅。对于
它的发现与来源至今社会上众所纷纭,笔者经过多年的调查走访,并对各种
原始材料进行甄别,试图将真相公之于众。
东魁母树的历任主人
东魁母树至今约有160多年的历史,先后六易其主。
第一任主人是浙江省黄岩县江口乡东岙村的解大毛,权属时间1952年前。
由于他家境贫穷,1949年前带着儿子解小梅离家到宁波给地主种田做长工,
1952年由解小梅回家变卖土地和杨梅树。
第二任主人不详。据此,作者多次调查研考相关的鉴定材料与资料,
走访不少相关人员,对此有不同说法。资料说,解小梅离家前把家里所
有财产都作变卖,并将山地连同杨梅树卖给山头金村人,买主不详。另
一种说法是,2011329日作者在东魁杨梅母树边观察树势时遇到前
来母树边上清明上坟的江口村冯继春。据他介绍,1952年作为祖坟用
地,他家向解同寿(非解小梅)购买包括母树在内的山地面积约3分用作坟
地扩大,因冯家先前有7坑祖坟在边上,为此连成一片。但这个说法无从考证。
对此,从宁波回来已入赘西岙村的解小梅2011年在向作者介绍此情时否认出卖
给江口村人,但买主已忘。
第三任主人是东岙村的解梅弟。资料介绍说山头金人由于来东岙管理不便,
不久委托东岙村村民解梅弟管理。此时,解梅弟成为东魁杨梅的第三任主人。
第四任主人是东岙村第3生产队,权属时间1958-1981年。
第五任主人是解梅弟等3人,权属时间19822005年。他们3人分别为解梅弟
及其女婿蒋桂生,蒋桂生哥蒋小生。时间为1982年国家实行家庭联产承包
责任制开始到2006年解梅弟病逝。当时,生产队土地首轮承包时,果树各株
均分别估算产量,然后按各户劳力与人口的综合计算预先核定分配系数,
最后以抓阉方式分配承包树。第3队给东魁母树估产为115kg,其中1组分得
蒋小生的产量为50kg、蒋桂生31kg、解梅弟30.5kg,还有3.5公斤产量划转为
同队第3组所有,为方便日后管理,当时生产队以0.40/公斤的价格以现金
方式补偿给第3组。后又出于综合考虑,生产队对于该组在东魁母树边补种一
株小杨梅树以作新的补偿。这样,这株东魁母树的实际计算产量为111.5公斤,
户主为上述3人。第六任主人是解加仁(解梅弟儿子)、蒋桂生、蒋小生所有。
权属时间2006年至今。
东魁杨梅的历史称谓
大贫种。1949年前,由于解小梅家境贫寒,当地人称讨饭者与捕蛇者为“大贫”,
故大贫的杨梅为“大贫种”。
野杨梅。由于这株树是实生繁殖未经嫁接,当地村民习惯凡未经嫁接的杨梅都
称之为“野杨梅”。该树大叶大果,肉柱粗尖且硬,果实酸性强,综合性状
特别,不合大众口味,故当地人一直称之为野杨梅。
巨梅。黄岩县澄江区柑橘站依照果实大小判断起名。

青蒂头大梅。浙江省黄岩县江口乡东岙村第3生产队解梅弟户的那株100多年的大杨梅由于果蒂色泽为青绿色的,故当地人称之为青蒂头大梅。19609月内部印刷,署名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园艺所、黄岩柑橘试验站的《浙南杨梅调查.初稿》中记载:“青蒂头大梅,晚熟品种在黄岩镇东、东岙及洪家西山方桥生产队都有种植(洪湘汉说,实际洪家西山没有此类树)。自然圆头形,上层树枝密厚,枝叶节间短,形成密集如早酸梅状,叶长12.5cm,宽3.28cm,叶柄0.84cm,边缘波状缩皱成齿状、果实不整球形,果形较大,每个平均20克左右,纵横径3.3×3.3cm,果顶凹形,四面有条沟,蒂头凸起较高,较大绿色,故名青蒂头。果表紫红色,内部红色或稍白色,肉柱较粗,味甜酸,含糖量13.4%,品质尚好,核大椭圆形,长1.76cm,宽1.2cm,厚0.91cm,可食部分达到94%,果实成熟期在7月初旬,果实大,抗风力较强,不易落果,颇有推广价值。”调查人为郭枢、陈其峰、查永成、李三玉、谢贵元、张真斌。这个调查结果涵盖了同类品种的生长情况,经李三玉、郭枢两人讨论后认为,同一黄岩县出现类似的种质应该给予统一的名称。这样,他们2人合议把它称为青蒂头大梅,并作为一个种的形式予以暂定名。后经李三玉整理后,全省杨梅资源调查共调查记载到64个品种,并提出了各重点产区适栽的优良品种和对栽培技术改进的几点意见,于19636月由浙江省科学技术委员会情报处,以资源调查之三,《浙江果树---杨梅调查资料》印刷成册(密级·内部)。其中第2425页的“青蒂头大杨梅”,是将“东岙大杨梅”和“西山大杨梅”合并为一个品种,取名为“青蒂头大杨梅”进行编写(李三玉执笔)。

东岙大杨梅。青蒂头大梅的又一称谓。以浙江省黄岩县江口乡东岙村村名为称谓。称谓的时间约从197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1983年正式在学术界定名为东魁杨梅。

东魁杨梅。该名由浙江农业大学一级教授吴耕民命名。当时,李三玉等人将“东魁”计划定名给果实最大的“杨平梅”,当吴耕民等人看到鲜摘的黄岩东岙大杨梅和白酒浸泡的东岙大杨梅后立即把它定名为“东魁杨梅”。有鉴于此,197912月“东魁杨梅”的名字首次正式出现在浙江农业大学编写的《果树栽培学各论》的大学教材中。此后19825月在浙江省农业厅召开的全省名果座谈会上东魁杨梅被列为名果推广,同时结束“东岙大杨梅”称谓的历史。1983629日,经浙江省科委批准在黄岩县农业局培训基地组织专家鉴定将“东岙大杨梅”正式定名为“东魁杨梅”。对于“东魁”的由来,综合起来有这样的说法。东,既有取东岙村,更有包涵东方的蕴意。吴耕民教授把“东”的含义提升到“东方”的全球区域理念。因此,与会专家都认同。至于“魁”的含义,则理解为“大”。这样“东魁杨梅”的整个意义就理解为东方最大的杨梅。在当日的鉴定会上,也有专家提出为全球最大的杨梅,应该改为其它名字。虽有争议,最后大家认同还是“东魁”名字比较客观,于是,“东魁杨梅”的名字至今国内外普遍知晓,由于果形最大、品质较好、经济价值很高,从而成为杨梅品种中栽培面积最大、知名度很高的品种。

 

东魁杨梅的选育研究

20世纪50年代,时为树龄约100多年的一株野大杨梅树生长在浙江省黄岩县江口乡东岙村大虫坑山脚边上,原主人为家境贫寒的解大毛。二易其主后,由解梅弟管理。当时主人和不少村民均知道,它与其它杨梅树明显不同,具有大叶大果,肉柱尖、果汁酸的特点。由于果形特大,本村村民和白龙岙村村民自主嫁接成活了16株杨梅。这些树树龄均为80年左右,正值生长期的嫁接植株比母树矮1/3左右,其它各项指标比母树还更有优势。为此,东岙村干部先后多次向黄岩县各级领导和业务部门反映本村有大杨梅的情况。由于当时全国上下“以粮为纲”重视粮食生产,当地呼声没有引起各级重视。只有洪湘汉对此予以关注,自1950年代中期开始长期观察该树生长特性,直到1993年退休。此间,黄岩有大杨梅的消息先后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浙江农业大学、浙江省柑橘研究所等单位,引起李三玉、郭枢等人的关注。1959-1960年全省果树资源普查时他们都先后调查记录树况(略)。1950-1959,在东岙村已有第一代营养系植株16株,树高6.1米,冠径5.6/6.0,呈圆头形;第二代营养系110株。1958年被澄江区评为区选良种。1959年春,洪湘汉以选育柑橘新品种的名义增拨化肥给东岙村3队以换取接穗,接着他把东魁杨梅的接穗分别嫁接在澄江区屿下乡剑山苗圃、鼓屿乡药山村百果园,其中剑山苗圃2株剌梅上高接成功。1964年嫁接苗定植200多株,1979500多株,1980年嫁接5000多株,其中3000多株种植在澄江区的4个乡5个村,它们分别是:江口乡唐家岙村、白龙岙村、镇东乡红四村、焦坑乡吉村、鼓屿乡药山村,种植面积约为200多亩。至1982年,全县育苗10万多株,成年树700株,年产量50吨,引种至福建和省内10个县市。东魁杨梅的发展势头看好,此事有引起县内同行知识产权纠纷的可能,因此,虽然推广面积有限,洪湘汉经与浙江农业大学李三玉商量决定组织成果鉴定,以保护知识产权。经各方多次商议确定成果鉴定的具体事项。项目完成单位:黄岩县澄江区柑橘站、浙江农业大学园艺系、黄岩县林特局。协作单位:黄岩县江口公社东岙大队。主要完成人:洪湘汉、李三玉。省科委审批同意,1983629日指派科研处张长年副处长亲赴黄岩主持“东魁”杨梅品种选育鉴定会。鉴定会在黄岩农业局培训基地召开。鉴定委员会由陈潜、王秩丁、蔡志英、郭枢、宋孜光、赵兴泉、梁景才、李兆林、徐阿德、狄德忠、章金福、林太法、王沛霖、施书星、院宝生15人组成,台州农校副教授陈潜任组长,台州地区林特局科长、农艺师王秩丁任副组长。参加鉴定的专家、领导来自浙江省科委、浙江省农业厅、浙江农业大学、台州地区科委、台州地区林特局、台州农校、浙江省科学院柑橘研究所、舟山农业局、黄岩县科委等14个单位。鉴定意见为:“东魁”杨梅是我国目前杨梅中果实最大、丰产、稳产、抗性较强、品质较优的大果形杨梅品种。该品种后代遗传性稳定,经济价值较高。黄岩县澄江区柑橘站的洪湘汉同志、浙江农业大学园艺系的李三玉同志,黄岩县林特局等在该品种的发掘、利用中做了大量的考察研究和繁育推广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与会者一致认为:“东魁”杨梅可在全省各地引种、区试和推广发展。并建议有关单位和部门做好良种繁育工作,严格掌握育苗质量,尽快进行制罐鉴定。

 

 

随后,东魁杨梅先后荣获“浙江省优质农产品金奖”和“(北京)国际农博会名牌产品”,成为黄岩品牌农业的主导产业。

为了使“东魁杨梅”这个知识产权获得保护,1980年开始黄岩县林特局与江口乡东岙村先后进行不同程度的保护。前期用铁丝网水泥桩围树,保护东魁杨梅母树枝条不被人偷。由于营养系繁殖枝条保护难,因而当地政府转向植株保护及原产地证明商标保护。1988年,黄岩县特产局拨款 400元支持东岙村保护东魁母树。200512月台州市黄岩区政府在东魁杨梅母树边上立碑纪念。2010年被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注册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作者简介
陈方永,浙江黄岩人,果树学博士,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浙江省柑橘
究所常绿果树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杨梅枇杷的遗传育种与抗逆栽培,
先后主持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3项,主持获得国家植物新品种权保护
与发明专利8项,5年来在国家一级学报发表论文12篇,其中SCI论文3篇。

 

人民公社时的方山下林场

刘阿六  彭新增  王梅岭等口述  卢震整理

 

人民公社作为一个时代的象征已经成为过去,而这个时期发生在方山下林场的人和事,虽然时过境迁,但在退休职工心里却留下了不泯的记忆。

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

退休职工刘阿六还能记得当时的歌——“人民公社好呀,红旗升上了天。工农商学兵呀,样样都齐全。托儿所、敬老院、公共食堂供销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共产主义早实现。”彭新增是19515月进场的老职工。他回忆,他进场时黄岩方山下林场名为黄岩县农林场。1952年下半年,泽国农校搬到九峰路黄岩县农林场场部,改名黄岩农校。黄岩县农林场分拆为农场和苗圃,农场搬到路桥马铺,成立马铺农场,苗圃于1954年初搬到方山下麻车里,成立黄岩县苗圃。

退休职工章祖森清楚地记得,黄岩县农林场场部办公室原设在九峰路东岳庙内,泽国农校搬到黄岩城关后,县委决定将九峰路黄岩县农林场场部房屋和九峰路的田地全部划拨给黄岩农校。黄岩农校原校园面积大部分是从黄岩县农林场划拨取得,其中小部分是征用生产队的土地。查阅方山下林场保存的档案,划拨给黄岩农校的土地面积,其中场部办公区面积15.5亩,其他的土地是原农场土地,因1952年、1953年资料空缺,划拨给黄岩农校这部分土地面积难以确定。

1958人民公社化开始后,黄岩县苗圃根据黄岩县委关于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指示精神,其经营范围和规模突然扩大,人员剧增,并改名为黄岩县林牧场。

林业 黄岩方山下林场源于850年前南宋时黄岩知县下令设立的漏泽园,有位于城东方山脚下官产78.401亩,至民国初年成立黄岩县方山漏泽园春植林场。民国17年(1928年)312日,为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3周年,黄岩县政府暨各界开始在方山下一带营造中山纪念林。民国31年(1942年)312日,将方山漏泽园春植林场中山纪念林、党部山合并,成立黄岩县县有林管理委员会。民国38年(1949)年71日,黄岩县县有林管理委员会将资产移交给三五支队。当时移交山林面积2200余亩,1949年末普查山林面积实际3000余亩(19507月黄岩县农林场呈报县长曹子决的报告),1954年普查面积为3030亩(1954年黄岩县苗圃春季造林工作总结),林地分布在澄江、路桥、院桥、头陀四个区七个乡的43个行政村。1950年初,县有林管理委员会和县农场合并成立黄岩县农林场。根据19501月《薪级人员登记表》记载,黄岩县农林场正式员工2人,是陈端揆和叶季雅,陈端揆分管林地,林地的管理委托所在乡村看护,叶季雅分管农场。根据当时报销发票显示,场行政首长由县农林科科长兼任。

1954年初,在3030余亩山林土地面积的基础上成立了黄岩县苗圃。黄岩县苗圃原有林地3030亩,1954年至1958年县政府划给县苗圃绿化荒山509.633亩,分散在各乡村,场部安排陈端揆、章祖森、马忠芳3人管理,日常山林管理委托所在村管护,并签订山林管护责任书。黄岩县苗圃还担负着全县40.77万亩山林绿化苗木的供应任务。为此还设立了育苗队,有正式工10人,临时工30多人。在1959年以前,只要持有当地大队一级的介绍信,就可以到苗圃免费领取苗木,方山下林场现在还保存着各公社、生产队、机关事业单位领取苗木的收条一本。到1960年,苗木由县政府统一无偿调拨,1961年开始收费。到1966年,苗木需求量减少,文革开始后育苗队撤销。

1958年下半年后,县政府将方山顶林区荒山1604亩、方山吉滕蓬林区荒山310,县内插花山580余亩划给黄岩县林牧场绿化,经营管护。1959年九峰公园建园,桃花潭中山纪念林26.251亩,卧虎山林地6.54亩划给九峰公园。1962年院桥秀岭水库1699亩水源涵养林划入黄岩县林牧场管护。

农业  1958年下半年,县政府将外岸机动田98亩划拨给方山下林牧场,成立林场农业队,招收正式工30人,临时工80多人。

1958年底至1959年初,县政府将方山下林场场部驻地的方山下大队789三个小队陆续并入林场,带入土地141.966,人口209人。到1959年末,农牧场农业总人口有400余人,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为230多人,经营土地220多亩,农产品以水稻为主。

畜牧业 方山下林牧场下设畜牧队,成立不久,官岙畜牧场并入畜牧队。畜牧队下面又分组:养牛组8人,临时工6人,牛存栏数60头;养猪组18人,有种猪200多头,肉猪60头,肉猪全部由县食品公司收购,林场自己无权分配;养鸡组4人,放养地点在现九峰寺下,计划养万只鸡实际只有900多只,现地名谓“万鸡山”因此得名;养鸭组4人,鸭400只,放养在药山;养兔组2人,上报养500只实际只有100只,两年间都死亡; 养羊组有3人,当时有湖羊100只,一年后只剩60只,山羊100只,放养在大寺基;养蜂组3人,有蜂60多箱,大部分时间放养在洪家,两年不到,蜂采了有毒花粉全部死亡,养蜂组撤消;畜牧队还有马4只,驴2只。畜牧队还专门设有饲料组,有工人6人,主要负责采集、购买、加工饲料。

畜牧队只有养牛组有利润,其他各组都亏损,养牛组主要是牛的租费收入,年利润近万元。到了1960年后,由于粮食短缺,如番薯等一些粗粮都成了人的口粮,饲料不足,牲畜的存栏数减少,到了1964年畜牧队解散。

副业 方山下林场场部所在地方山下麻车里从民国初年开始就是牛市,故又名方山下牛场头。在农耕时代牛市非常繁荣,到了人民公社化时租牛的业务特别活跃。1958年下半年,为发展副业,林场吸收了12个牛贩成立了经营组。经县商业局批准,经营组管理经营牛市,业务归商业局指导。当时牛市非常繁荣,高峰时每天牛买卖、租用交易量上万头。由于牛场头是场部所在地,人多,一段时间移到樊川岗头,因牛市对樊川岗头中山纪念林损坏严重,后又搬迁回牛场头。1961年末,牛市划归商业局管理,经营组解散。

渔业 为凑齐农、林、牧、副、渔,1959年下半年林场还在麻车里花圃旁挖了3.1亩鱼池,计划养鱼,但是鱼没有养成就被废弃。 

人员情况 1954年,县人民政府批复〔1954年府农第〈2694〉号〕核准1950 年以来招收的员工共5人,加上留用1人,合计6人。而1954年黄岩县苗圃《机构人数统计表》上报职工总人数24人,其中18人可能是场招临时工,19577月,黄岩县苗圃原固定职工10人。1958年,黄岩县林牧场成立,人民公社化、大跃进期间林牧场招收工人自主性大,据有关资料显示,至1959年末,在林牧场工作9个月以上职工有370人,其中下放干部、工商业主、右派有100多人,季节性职工250人左右,并入林场非劳动人口180多人,林场总人数超900人。

办林牧场大食堂

黄岩县林牧场大食堂是在原有职工食堂的基础上建立,林牧场大食堂有两个,一个是在方山下麻车里的场部大食堂,炊事班长是潘小怀,吃饭的人最多达到500人;另一个是在方山五峙的五峙大食堂,炊事班长是杨小风,吃饭人平时有50多人,多时200多人。

“公社是棵常青藤,社员都是藤上的瓜。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藤儿越肥瓜越甜,藤儿越壮瓜越大。”老职工项昌雨讲,他们都是听着《社员都是向阳花》的歌,踏着歌声的节拍到林场大食堂吃饭。在他的记忆里,当时食堂吃饭的热闹场面就像《水浒传》里梁山好汉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的情景,有不同的是,食堂里有大碗的酒喝,却没有大块的肉吃。全场职工及家属子女数百人聚在一起,其乐融融,仿佛是人们所理想的大同社会的生活场景。退休职工刘阿六还记得,当时有句口号是:只有“放开肚皮吃饭”,才能“鼓足干劲生产”。 

开始的时候大家免费吃饭,不限量,蔬菜都是林场自产的,肉却是由县商业局分配的,虽然方山下林场自己养了许多猪,但不能自已食用,要统一卖给县食品公司,所以食堂一个月最多只能吃到一次肉,并且要限量。退休职工刘阿六回忆,那时不但林场职工及家属可以到大食堂免费吃饭,其他人也可以来吃,如路桥、金清来县政府办事经过,到了中午吃饭时间,也可到方山下林场大食堂免费吃饭,甚至一些在方山下牛市交易的牛贩子也来食堂吃饭。

大家放开肚皮吃了5个月后,到了1959年春大食堂已经寅吃卯粮了,场部开始发菜饭票。当年春夏后,场部决定在方山外路殿种植蔬菜,种了20亩冬瓜、芋头、白菜头、黄豆。职工王梅岭说,当时由于油水少,他总感到吃不饱,好在蔬菜不限,不够再打一碗。

三年困难时期方山下林场没有发生饿死人的事情。1960年至1964年,林场的出生率达到高潮,1980年前后进场工作的职工子女都是这一时段出生的。

掀“大跃进”浮夸风

彭新增回忆,1958年夏天,“大跃进”运动进入高潮,黄岩县林牧场开始宣传大跃进、人民公社,他陪着县机关部门下放到林牧场的干部一起,白天劳动,晚上提着桅灯,打着竹扎篾照和松明,在山岩上、田埂上、住房的墙壁上、写标语。退休老职工彭新增、项昌雨,刘阿六记得当时的标语有:“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奋战半年,明年进入共产主义”等等。

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后,方山下林场的第一个目标是绿化方山。1958年下半年,方山下林场开始绿化方山的工作。在大跃进火红年代,年轻的林场人热血沸腾,工作干劲甚为高涨,吃住在山上,开山、植树造林,白天8小时上班,晚上还点上灯笼劳动,工作夜以继日。

退休老职工彭新增回忆,当时为了营造成一种“热气腾腾”和“干劲冲天”的气氛,晚上劳动,下放干部领头打吆喝——放开喉咙喊“口号”。劳动到深夜,回到宿舍后,默无声息,摸到床,倒头便睡。没有节假日,大家立下“头可断血可流,不灭荒山死不休”的誓言。到1960年末,他们提前二年完成了方山林区的绿化任务。

为了发动职工投身到“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来,场里召开了大小会议学文件、听报告,开展劳动竞赛、评比先进,开展月月评、季度奖,奖励以精神奖励为主,也有物质奖励,如笔、笔记本、碗、面盆等等。

职工刘阿六回忆,1959年,县委驻场工作组召开了“现场放卫星”大会,又叫作“比武大会”,也叫作“打擂台”。参加大会的有场里职工,下放干部和下放工商业主。会议一开始,从县里赶来参加会议的领导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号召大家打破右倾保守思想,敢想敢说敢干。领导讲话后,各队“打擂台”。一时间,大家就打起了口水大战。开始大家讲的还有底,农业队报亩产稻谷1000斤,方山队报亩产番薯2000斤,畜牧队报养牛100头、猪100头、鸡1000只,还报了鸭、蜂、羊等指标。对于这些指标,县里领导不满意,说大家保守,大家只好再重新上报指标,县里领导还不满意。这时下放干部政治敏感性强,带头表态说,要解放思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工商业主只怕落后,也纷纷表态,提高指标。后来越报越多越离谱。会议结束,县里领导总结时给予表扬。说来也奇怪,这些超乎常理的大话谎话,居然无人提出质疑,还都严肃认真地以假作真。刘阿六记得,会上职工项昌雨曾和他商量要报个番薯5000斤,而他认为,番薯5000斤是不可能的,项昌雨认为他保守,于是鼓足勇气报了个番薯5000斤,最后打擂结果是番薯亩产30万斤夺得魁冠。

调结构减人员分担国家困难

到了1960年春,一些职工主动要求回乡。接着,当时并入林场的方山下大队78两队整体要求离开,带走原划入土地。

196261日,国务院颁布《关于精减职工安置办法的若干规定》。19628月,省林业厅核定黄岩县林牧场编制60人。随后方山下林牧场开始了精减下放工作。精减的对象是19581月后开始参加工作的人员,1960年末固定人员减到176人,19618月固定人员减到114人。1966416日,县人民委员会下发〔〈66〉黄特字095号〕文件,将县林牧场附属农业队即原9小队1673人划归方山下大队,至此精减下放工作划上句号。在此期间,1958年下放到方山下林牧场的干部、劳动改造的私营工商业主和右派也相继离去。1969黄岩县林牧场更名为黄岩方山下林场。

1952年开始,黄岩方山下林场由省农业厅林业局(后升格为省林业厅)和地方双重管理,生产计划由省林业厅直接下达,财务预算、财产和物资列入省林业厅计划,人员编制由省林业厅指标控制,干部任免和具体人员进出属地方管理。到1965年后,大部分职责权力下放给了地方。1978年后,黄岩方山下林场全部下放地方管理,林场从统收统支的科级单位降格为定额拨款的股级单位,至此人民公社化运动在黄岩方山下林场宣告结束。

 

作者简介

卢震,区政协常委、方山下林场办公室主任。

    口述者为场退休职工。

 

 

 

黄岩重工企业的起步

——黄岩八一通用机械厂历史回顾

郑云飞王阿森 符士德 陈阿富口述 江有来整理

 

黄岩八一通用机械厂,最初的厂名叫黄岩新进联营铁工厂,由三个小铁器社联合组成。那是195110月,因生产的需要,位于黄岩城关小南门的兴隆铁器社、小北门的复兴铁器社和西门的宝元铁器社合并成黄岩新进联营铁工厂,负责人是戴克定。厂址设在城关小北门,即现在黄岩大桥的南岸,人员只有10多个。当时厂里的业务都是一些小修理,如维修农村的柴油机、打稻机和船里的机器等。由于厂里工人有较高的技术水平,在1954年时杭州的浙江铁工厂(现为杭州制氧器厂)曾慕名派专人来我厂选调了6名钳工师傅。

由于厂里生产经营管理得好,加上当时从机关和商业部门精简下放的人员,至1958年时职工人数增至50多人。随着工人的不断增加和生产发展的需要,原有的老厂房已无法适应生产的发展,因此,那年工厂搬迁至城关小梅梨巷几间平房中生产。厂名改为地方国营黄岩通用机械厂,同时厂里设立了金工和铸工两个车间。后因需要工厂又曾搬迁至城关柏树巷原国民党老法院所在地进行生产。当时工厂以修理为主并生产打稻机等,厂长是杨嘉兴,副厂长是郑秉坤和盛国法。

1958年左右,路桥机场部队一家支援地方工业生产的机械修配厂因生产需要与黄岩城关铁器社合并。合并后的厂名为八一机械修配厂。厂址总部设在司厅巷,分厂设在小北门和王道街。

    19599月在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八一机械修配厂又与黄岩通用机械厂合并,改厂名为黄岩八一通用机械厂,厂址设在城关外东浦。同时,厂里还新建了金工车间、铸工车间、仓库和办公大楼四幢厂房。以后随着形势的发展,在厂里工作的部队同志有些回部队,有些转业到地方留在了厂里。那时厂里的工人近900人,但后来因受三年自然灾害的影响,厂里好多工人为响应国家“精简下放”的号召,自动离厂回农村。当时厂里生产工业用水泵和农用水泵,并设立了专门维修农机和柴油机的修理车间,及时为农民修理手扶拖拉机、动力机和水泵。每年春耕、夏收夏种和秋收冬种“三忙”季节,我们厂都会派出支援农业生产巡回服务队,及时下乡为农业农民服务,深受群众欢迎。那时厂里的其它车间还制造柴油机配件。大跃进年代修建的长潭水库具有发电、灌溉、供水等功能,它造福了子孙后代。建水库时正是国家遭受自然灾害的困难时期,资金和设备十分匮乏。当时八一厂领导和工人挺身而出,积极参加修理机械设备并按时制造了水库大闸门,对修建水库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那个年代搞的是计划经济,生产原料的供应和产品的销售都是由国家计划调配的。当时厂里的书记是高秀泉,厂长是杨嘉兴。

1964年厂里曾制造军工设备配件。1965年抗美援越战争期间,厂里奉上级指令制造武器配件和水泵等设备支援前线。平时厂里也积极完成当地人武部交给的枪支修理任务。可以说,我们厂对国防事业的建设也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和厂里的技术人员、工人一起曾试制出两辆载重为两吨的柴油机汽车并往返南京试驶成功,但以后因特殊原因没有上马生产。

80年代,随着形势的发展,厂里有职工700多人,厂房在原有四幢的基础上增加了装配车间、机修车间两大幢和锻工、热处理等好多小车间的厂房,工厂的占地面积也由原来的40多亩扩建至60多亩。同时,工厂设立了生产、供应、销售、财务、行政、技术、质检和基建等科室,还设立了铸工、金工、专机、装配和机修等生产车间。我们厂从生产水泵向生产柴油机过渡,并制造车床、刨床、钻床、冲床和封罐机等机床,生产在不断地发展。我们职工在厂领导的带领下,社会主义建设热情高涨。

回顾黄岩八一通用机械厂的历史,真是感触良多。八一厂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设备简陋到生产设施完善,成为了具有一定规模,技术力量雄厚的中型企业。而且当时在全省农机行业来说,八一厂的生产规模仅次于省属的永康机械厂,堪称黄岩重工企业的龙头老大,是机械工业系统的排头兵。同时,厂领导十分重视职工技术的学习和产品质量的提高,因此厂里职工的技术水平都很过硬,调到其他单位后都成了“香饽饽”,好多同志担任了厂长和车间主任等领导职务,有的成为了企业的技术骨干,这有力地带动了当地制造业的发展。黄岩八一通用机械厂为全县机械行业技术人才的培养和输送做出了出色的成绩。

黄岩八一通用机械厂建厂的目的很明确,它是面向农村、服务农业,把农机生产和修理作为本职工作。几十年来,八一厂急农民所急,想农民所想,及时解决农民的困难,帮助发展农业机械化,深得广大农民好评,期间各地送来的感谢信和锦旗接连不断。因此,在人民公社时期困难艰苦的条件下,黄岩八一通用机械厂在全县农业、农村的生产与建设方面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随着国家经济制度的改革,作为长期处在计划经济模式运作下的国有企业的黄岩八一通用机械厂,在市场经济开始的初期并不适应这种经济模式的调整,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与阻力。但是这几年,厂里经过体制改革后,在厂领导和工人的共同努力下又焕发了生机,它正在改革大潮中搏浪前进。

 

作者简介

郑云飞,曾任黄岩八一通用机械厂厂长。

王阿森,曾任黄岩风机厂厂长。

符士德、陈阿富,黄岩八一通用机械厂退休职工。

江有来,台州市农行退休干部,曾在八一厂工作。

 

 

 

打好农业基础 开创工业先河

——我亲历的下洋顾集体经济三十年

顾世林口述 吴万弘整理

 

    图为顾世林先生。

1951年土改完成到1984年分田地,下洋顾从一个贫困村到先进村。我从1961年开始担任我们小队的小队长,1971年之后一直担任村里的党支部书记。村子还贫困的时候我想着怎么解决温饱问题,温饱解决之后就想着村子怎么能富起来。孙子兵法讲打仗取胜的关键是天时、地利、人和,我认为村庄的建设也是这样的。下洋顾村成功的关键是从实际出发,不盲信,不盲从,创新种植技术,发挥集

体的优势,把握时机,把土地资源和人的资源优势最好地发挥出来。

打好农业基础 摘掉贫困村的帽子

解放前,我们下洋顾非常穷,“有囡勿嫁下洋顾,日纺棉纱夜织布。四月糠菜四月粮,四月讨饭在异乡”的村谣讲的就是下洋顾。村里外出做长工的多,卖儿卖女的多,外出讨饭的多。

1951年,土改完成,分得田地,家家户户都比较开心,劳动生产积极性也比较高。但当时很多农民一开始没有土地,给地主家做长年或者帮工,家里非常穷,连农具都没有,有的因家中无田,种田的技术欠缺。这些没有农具的农民将田包给有农具的人来种,没有技术的叫人来指导,一些叔伯份或者是邻居就在农忙时互相帮忙,后来也有长年帮忙的,犁、稻桶、耕田的牛、水车等都共用。这就是早期的互助组,自发形成的邻里互相帮助,一般是就近原则,后来乡里来人帮忙分组。解放初,农业产量非常低,庄稼产量也比较低,一般亩产只有二三百斤,多的也只有三四百斤。原因一方面是病虫害较多,蝗灾严重,螟虫、稻飞虱等都有,而治虫的设备基本没有,长皮管的治虫设备和农药都不多。农具方面都是最传统的,连脚踏打稻机也没有,灌溉的渠道不完善,水车也少。再加上我们村人均0.28亩田,0.25亩橘园,根本无法解决温饱问题,村里还得依靠国家每年下拨的12万公斤粮食。

土地有限,提高产量是关键,不能老是做贫困村,接受接济。下洋顾位于永宁江、椒江、灵江三江汇合处,面临澄江,北靠谷堆山。那时还没有长潭水库,雨稍微下得大些,庄稼就会被淹,灾害大时,还会颗粒无收。减少天灾带来的损失,是粮食收获的关键。1951年冬天,我们村在互助组长顾美美的带领下开始了冬修水利的战斗。全村300多个劳力,顶风冒雨,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当年就修出了长300多米,宽8米的排灌长河。这条河上接后来修建的长潭水库,下通水闸,可以防旱灌溉,也可防潮排涝。这样,“靠天田”便成了“保收田”,保证了下洋顾早稻、晚稻的好收成,为下洋顾土地的高产打下了基础。

互助组形成之后没多久,各村的合作社也渐渐成立,1954年的下半年下洋顾也在上级政府的提议和帮助下办起了合作社。加入合作社时各社员的农具都折价入了社,土地和柑橘也入社,家中留有自留地,种一些蔬菜。土地和柑橘入社经评估之后按比例分红。耕畜也入了社,家禽不入社。地里产出的稻谷是按人口基分(按年龄大小确定)分配到户,经济作物分配是土地评级之后取得分租,劳力采取分红的形式,剩下一部分钱留作合作社里的公积金,超产部分比如说留下的一部分橘子按劳分配和按基分分配结合。初级社时上级要求农民自愿入社,一般二三十户一个社,高级社时则更多,高级社是报名入社,我们村一共三个社。我在三队,到了高级社,土地和柑橘分租都取消了,自留地也取消了,农具折价归了公。这个时候生产队里有了长皮带的喷雾器和脚踏打稻机。每个村有村长,每个社有社长和两个副社长。初级社的时候出现了出工乌龟蜕壳的现象,收工的时候快得不得了,劳动积极性受到了一些打击。但毕竟是穷苦出身,即使是懒也懒不到哪里去,总体来说大家一起做事情也想将事情做好。1957年开始放卫星、大跃进,那时候我们还和其他三个村一起大联合。炼钢铁时,我们把坟砖和铁栅栏都给拆了去,小高炉设在五里牌,但出不了铁。那时候还说要抓收入,我们村就做砖,砖做好了,一直没有烧,堆在那里。人民公社的时候办大食堂,大食堂一开始是因为农忙阶段抢收,可以节省人力,后来就是国家要求了。我们村因人均土地面积少,粮食不用上交,没有出现饿死人的现象。但是集体生活,浪费非常严重。到后来,大联合取消了,大锅饭也取消了,劳动和生产渐渐恢复了正常。

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因为肾脏出现问题,我当兵被退回。在部队的时间虽短,但是这段经历练出了我一身的闯劲和胆量。回来时正碰上放卫星,椒江有七姐妹因种了十株棉花产量高而出了名。我也不服输,琢磨着种了棵大白菜,结果被拿出去报道,出了点名,因此在生产队里有了点威望。后来我参加了黄坦水库的修建,因为干得好入了党。回到村里后我就当上了所在生产队的队长。那时候我也闲不住的。根据队里的实际情况,我就想着怎么提高粮食产量。当时粮食产量不高,好的亩产也才三四百斤。能否出产量,种子和土地是关键。我们选择了好的品种进行推广,并对土地进行改良。那时我们还办了个畜牧场,不仅能增加经济收入,而且还能广积有机肥料。要种好粮食,种植方法也很重要,记得当时有农业部门的干部来村指导,一定要我们进行三三密植,我就试了下,也尝试了其他方法,结果发现五五密植的产量相当高,我们就把五五密植推广开了。另外,水稻的施肥时间和减少病虫害也不能忽视,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植保队伍,那时候整个乡才一个植保人员,我们每个小队三个,每天去田里转,挑选最佳时机施肥,如果发现水稻有病虫害就适时打农药,这样产量就提高了很多。后来又在原来是两季水稻的基础上加了一季,在冬季种麦子,春季收成,别的地方种两季,我们下洋顾是三季。这样,我们村的粮食产量也得到了提高,1964年成了全省的四面红旗之一,上了《浙江日报》的头版头条,1966年的时候彻底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

我在1971年当选为大队党支部书记。就在这年,我们村的粮食实现了自给,上级还奖给我村一台手扶拖拉机。可是,虽然摘掉了贫困村的帽子,但是产出仍然非常有限,家底还很薄。人均只有0.27亩粮田,正常年景粮食也就刚刚够吃。我想,在靠田地吃饭的年代,下洋顾的人均耕地那么少,如果增加些耕地面积,村民的收入也就增加了。那如何增加耕地的面积呢?当时我从有关媒体的报道中看到过围海造田、围湖造田的事,心想永宁江滩涂面积那么大,能不能将滩涂填起来?我和班子一商量,对于这个办法,他们都举手赞成,并立即行动了起来。村班子首先进行实地踏看,制定了围涂300亩的计划,土方就采用村后谷堆山的泥土。我们将计划上报,得到了县里的批准和支持,并为我们提供了开山的炸药。填滩涂时,全村老少集体行动起来。经过一年多的奋斗,我们村里多出了300亩土地。这新增的土地面积,分类种上了粮食和柑橘,有一部分潮湿的地方种上了编草席用的蒲草。1972年,我们村粮食、柑橘获得大丰收,粮食亩产达到1253公斤,柑橘总产量达到63万公斤,成为全国农业12个红旗单位之一。

开创农村工业先河 闯出一条致富之路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粮食问题解决了之后,我又想,怎么能让村里富起来。都说勤劳致富,如何解决剩余劳动力问题也是关键,而解决劳动力的问题,必须办工厂。其实,村子里经济也是有的,畜牧场一直都在,在三年困难时期的时候做过砖,砖做好了都没有拿去烧,后来也有蒲草和蜜饯的加工和生产,这些基本上都是依靠土地产出的。传统农产品的简单加工对农业生产的依赖性非常大,而且季节性非常强。

1976年的时候,乡村工业还被视为禁区。但那时候的环境大家都是知道的,办厂承担的不仅仅是经济风险,还有政治风险。有些村干部也心存疑虑,想富怕富,怕亏本,怕挨斗,而我心中的致富念头却越来越强烈。那时,我发现打气筒和喷雾器都用皮碗,觉得生产皮碗销路应该不是问题,而我哥哥是在海门皮鞋厂工作的,技术上的问题可以请他帮助。于是我和村委班子商量,决定办一个皮碗厂。办厂首先要解决的是资金问题。我从亲戚那里借了1000元钱,剩余的钱找上级领导贷款。原料也是一个问题。皮碗厂的原料是皮革,我们沿海地区没有皮革,于是去兰州采购。我们和兰州那边的领导谈,他们说,可以提供给我们残次皮,而且是平价,但是我们沿海的必须帮他们解决鱼油问题。回来之后,我们找了当时的县委办公室主任帮忙,替他们解决好了鱼油问题。这样,我们的原料有了着落。机器新的我们买不起,就买了旧的来改装。技术方面,通过我哥哥从兰州聘请来退休工人,作为技术指导。厂房就借用之前柑橘加工厂的房子。当年,皮碗厂创造了6000元的产值,到了1978年,则是18000元,净利润3000元,接下来逐步上升,每年利润12万元。

万事开头难,有了第一次独立办厂的经验,后来办厂就容易多了。由于皮碗厂的产出有限,当时我们村里有人在针织厂上班,说利润比较好,又主动提出担任技术指导,所以在1979年的时候我们办起了针织厂,获利13万元。

皮碗厂和针织厂虽办得不错,但原料都是从外地进口,没有起到因地制宜的作用,工业发展的前景不很乐观。我们最后的思路又回到了农产品加工上,由于粗浅的加工赚不了多少钱,于是就把目光投向深加工,最后我们村党支部商议决定办一家以橘子为主要原料的罐头厂。这次办厂的资金是我们村里自己筹集的,村干部带头,村民响应,再加上以前办厂攒的钱,一共筹集了10多万。但要用这10多万资金办一个罐头厂谈何容易,我们只有能省则省。记得那时我们从大陈采购到一个旧锅炉,运到下洋顾安装时,没有请专业师傅,是村民们自己慢慢摸索安装起来的,就这样,整个工厂初级的建设安装费我们就省了1万元。通过对本地柑橘的深度加工,我们村的经济效益大大提高。后来,我们又在皮碗厂的基础上建立了皮鞋厂。此外,用办企业积累的钱,我们又带领大家先后办起了饮料厂、荞头加工厂、工艺制品厂、大祥化工厂、九洲化工厂等8家企业,全村基本上家家都有加工场。到1987年,我们村的工业年产值比例上升到76%,为500多万元,利润20余万元。办厂除了解决本村剩余劳动力外,还解决了邻村200多个劳动力。世世代代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中,竟然也出了很多办厂能人和技术工人。

富了,就要实实在在改善生活,居住条件和精神生活的条件都要得到改善,各方面的保障也得有。首先是改善居住条件,以前我们下洋顾人住的都是低矮破旧潮湿的房子。自从办起了工厂,有了些钱,改善村民住房条件的事就提上了村班子的议事日程,上级也有这个要求。从1980年开始,我带领村干部一起制定了全村统一建房规划,拆旧屋、退耕地、建新房。有些村民家钱不够,就由大队里借给他们。到1985年,我们村的336户人家全部住进了崭新、宽敞、明亮的新房,房前有晒场,屋后有猪圈,家家通自来水。村里还免费为几户“五保户”盖房子。后来,大概在1986年的时候,我们村还兴建了一所小学校舍,村里的孩子,从初中到高中,都可免费入学。另外,村里还实行养老金、公费医疗、丧葬费补贴等制度。

1979年开始,我们村连续20多年被评为省、地、市先进党支部。1985年被黄岩市委、市政府命名为文明村,我本人在1985年的时候被评为省劳动模范,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并连任了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最后,我想说的是,集体经济存在的问题很大,但是好好引导,提高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踏踏实实做事,让百姓实实在在得到好处,一些问题也是能克服的,有些事情依靠集体的力量反而更容易办成。

 

作者简介

顾世林,曾任下洋顾村党支部书记;1985年被评为省劳动模范;1989年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第六届、第七届、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

    吴万弘,黄岩区第一职业技术学校老师。

 

 

 

 

忆人民公社时期的繁荣村

郑则富 孙福增口述 冯雅整理

 

人民公社化运动已经过去几十年了,但对于我们这些亲历者来说,它似乎就在眼前。我们都是土生土长的繁荣村人,下面就来说说我们村的一些往事。

繁荣村位于院桥店头街旁,由三头里、里洋、岙里戴三个自然村组成。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繁荣村也跟其他地方一样,农户们分得了田地,自家种起了粮食,实行单干。因为土地都是自己的,种出来的粮食除了部分上交国家外,余下的都归自家所有,大家种粮的积极性都很高,干劲也足,生产发展较快,因此生活水平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由于农家底子薄,在实行单干时,有的缺少劳动力,有的缺少生产资金,还有的缺少畜力、农具和技术等,生产上经常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为了解决这些问题,村里按照上级要求组织互助组。在村干部的发动下,大家按照自愿互利的原则组合,七八户或十几户组成一个互助组。但是这种分组原则也存在一定问题,很多孤寡家庭、人际关系处理不好的家庭在这时就遇到了组合的困难,只有村干部们愿意跟他们合组。互助组成立后,大家自愿换工,整合使用农具、牲畜等(农具、牲畜、土地等仍私有),这不仅有效地解决了劳力、畜力不足以及耕作技术落后等问题,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农作物产量也有所提高。农户们尝到了甜头,互助组受到了欢迎。互助组搞了一段时间后,村里又根据上级要求开始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刚开始的是初级合作社,规模不大,一般二三十户为一社,实行自愿入社原则。农户把土地、耕畜、农具等入社,由社实行统一经营。入社后,社员参加集体劳动,劳动产品在扣除农业税、生产费、公积金、公益金等费用后,按照社员的劳动数量和质量及入社的土地等生产资料的多少进行分配。社员可以经营家庭副业。家庭副业生产工具、零星树木、畜禽和生活资料等归社员私有。后来发展到高级社,规模逐渐扩大,三头里、里洋、岙里戴三个自然村都合并成一个社。

高级社时,为了解放妇女劳动力,上级要求办食堂。村里在三头里、里洋、岙里戴分别办起了一个食堂。“吃饭不花钱”的宗旨得到空前发展,社员家里不能开火,一日三餐都必须到食堂吃。那时,大家一起劳动,实行工资制。只要是有劳动力的社员都参加工资评级,按劳动力大小评出三个等级,月工资分别为2元、3.2元、5元。后来,又实行评底分,按照底分来算工资,底分定为10个等级,最低1分,最高10分。为了调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当时的激励措施也很有意思。由于社员都在食堂吃饭,村里在食堂的墙壁上贴了一张竞赛表,分别画着火箭、飞机、火车和老木船。如果当天,你劳动表现突出,就让你“坐火箭”,把你的名字挂在火箭栏里;你若是劳动表现差,那就只有“坐老木船”了,名字也相应地挂在老木船的那一栏。同时,社员要是在出工时表现实在太差,还要给他写大字报,进行批评教育。就这样,村里每天都要对社员的劳动表现进行考评。虽然采取了考评激励措施,但是由于吃大锅饭,社员的劳动积极性普遍下降,生产力没能得到发展。当时,有些生活困难的家庭,为了换取菜饭票,就把自家的纺车、衣柜等用具砸碎了卖给食堂烧火。

为了大办钢铁,社员们把自家的铁锅、铁铲、锄头等只要是能跟铁扯上关系的生活用具都拿出来炼铁。由于粮食产量低,又碰上自然灾害,大家的生活都十分艰难。为了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一度出现过“倒米缸”的情况。山上能吃的能烧的都被老百姓挖光、砍光了,连老鼠也看不见,只剩下光秃秃的岩石。没有粮食,我们只能拿玉米饼、糠糕、野草等充饥,这些都是嚼不动、咽不下的食物。特别是玉米饼和糠糕,粗糙得很,难以下咽。当时,有些社员为了给家里年幼的孩子换些吃的,甚至把家里房顶上的椽都拆下来卖了,然后用换回来的粮票到城里给孩子买些八宝粥之类的食物。即便是这样,村里挨饿的人还是很多,吃不饱,营养不良,导致生浮肿病、青紫病,重则死人。那时候,社员们觉得缺衣服穿、住房条件差都没有关系,只要有饭吃就行。大家都被饿怕了,吃饭成了唯一的愿望。到1961年的时候,上级对农村政策作出了调整,村里开始搞食堂基地,社员每人能分到1厘左右的田,可以在上面种些作物,生活得到了一些改善。

到了1970年,村干部意识到村里要发展,村民要富裕,光靠农业生产是不够的,村里必须走兴办集体工业的道路。那办什么企业呢?看到家家户户都要用电灯,大家觉得办个灯泡厂应该不错,于是,经村两委班子讨论同意后,灯泡厂就办起来了。但是由于缺乏经验,灯泡厂办了三年,不但没有收益,反而亏损了。接着,村里又办起了石棉瓦厂。石棉瓦厂的效益也不好,年产值只有几万元,坚持了2年左右,也办不下去了。虽然两次失败,但我们致富的决心没有变。1975年,村里又办了调味厂,生产味精、姜茶等。这次,大家总结了前两次办厂失败的经验,积极营销,严把质量关,调味厂终于盈利了,村里赚了一些钱,村民们也都打心眼里高兴。到1979年,村里结束了调味厂的生意,办起了编织袋厂和工艺品厂。编织袋厂办了一段时间后,由于效益不好,就没有继续办下去。但是工艺品厂却办成功了,还搞得有声有色,后来成为了繁荣村经济发展的支柱。记得办厂之初,条件十分艰苦,村里的几名党员干部在一无资金、二无场地、三无技术的情况下,自筹了500元资金在5间破旧的蘑菇房里捣鼓起了画蛋工艺。虽然是小打小闹,但那时工艺品厂的年产值也有5万元左右。后来,随着厂子规模的扩大、技术的改善、人员素质的提高,经济效益越来越好。村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也因此获得了实惠。

在办厂的同时,村里也没有忽视农业生产。1980年,村里基本上还是集体化,出于自愿,三个自然村中只有岙里戴由两个小队分成了四个操作组,不再搞集体化。次年,里洋和山头里也分了操作组。到1982年时,全村都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了。那时,村里的水田总面积有900多亩,大麦面积有400多亩。粮食生产实行了“三熟制”,即麦子、早稻、晚稻。粮食产量也不断提高,杂交水稻的亩产已达到1360斤。此外,枇杷、杨梅、柑橘等经济作物也发展较好,各有100亩的种植基地。之后,我们村就先后被评为全省农业先进单位、省先进党总支、省级文明村、省级卫生村等等。

现在,经过几十年的发展,我们村的集体经济不断壮大,村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大家的愿望不再只是吃饱穿暖,而是如何满足精神需求。回想过去的艰难岁月,看看现在的幸福生活,我们见证了繁荣村的繁荣,但是我们更希望她的明天更繁荣。

 

作者简介

郑则富,曾任繁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

孙福增,曾任繁荣村会计。

 

 

我们栅浦“七仙女”

潘仙招

 

“七仙女”是葭芷街道(原黄岩县栅浦乡)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闻名全省,乃至全国的农业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集体,是当时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旗帜。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很骄傲,也很自豪。

1958年,全国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在农业生产中,要抓季节、抢时间、夺丰收,所以劳动力不足问题尤为突出。为了解决当年春耕的劳动力问题,海门公社栅浦乡党委决定借大跃进,大比武的东风,组织全乡妇女进行劳动竞赛,从而调动妇女积极性,让她们走出家门,与男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可是在当时,农村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女当男工,倒败门风。”乡里很多妇女思想不解放,不愿出来劳动、参加比赛。为此,在乡党委书记徐仁瑶的带领下,乡干部们反复上门做妇女的思想工作,全乡妇女掀起了劳动大比武的高潮。为了组织好插秧比赛,乡里专门安排了男社员插秧能手对妇女进行了插秧培训。比赛时先由各小队和各大队进行选拔,然后再到乡里参加决赛。在决赛中,选出了贺凤英、许梅香、王美云、杨领凤、何金凤、王仙凤,还有我,共7名插秧能手,年龄都在二十岁左右,最小的我16岁,当时还在念书。紧接着,我们还与男社员进行了插秧比赛。比赛时,我们七人都卯足了劲,拿出了自己最快的速度。参赛的男社员见状都慌了手脚,只得认输。站在田岸上观赛的社员们都大为惊叹,称赞我们“插秧好比鸡啄米,赛似天上‘七仙女’。”当时大家都觉得“七仙女”的形容很贴切,于是乡党委就把我们命名为“七

图为“七仙女”集体照(从左至右)后排:潘仙招、王美云、何金凤、王仙凤;前排:杨领凤、贺凤英、许梅香。

仙女”。之后,海

公社也组织了全公社

妇女的插秧比赛,我们七人在比赛中又夺冠。后来,在黄岩县三级大会上,县委书记吴书福曾称赞我们说:“栅浦‘七仙女’,插秧赛男人,不但女同志要向她们学习,男同志也要学习”。这样,我们“七仙女”的事迹很快在全县传开。那时,县里对我们很重视,把我们当做一个典型来宣传,县妇联主任王友华还带着一批县里的同志到栅浦跟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鼓励我们,培养我们。我们“七仙女”也是信心满满,积极参加生产劳动,以自己的实际行动感召广大妇女走出家门,同男社员一起参加劳动。当1958年春耕开始时,全县妇女就大干了起来,春耕劳动力紧缺问题也得到了缓解。

为了提高插秧技术,我们进行了艰苦训练。一开始,没有练习用的秧苗,我们就上山采松针代替;没有场地,我们就刨草化灰铺在地上,当作水田。后来,我们承包了乡里的20多亩试验田,有了训练场地。为了解决秧苗问题,我们又向有经验的老农学习催芽和温床育苗技术,育苗成功后就开始在水田里练习。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我们始终坚持。特别是在早春,清晨水田里还结着厚厚的一层冰,我们照样毫不含糊地下田练习。因为白天要跟其他社员一起劳动,只能把练习的时间安排在早晨。这样几天下来,我们个个都累得直不起腰,全身酸痛,但是没有一个退缩。练习插秧不仅要讲究速度,还要讲究质量。经过反复琢磨,我们苦练了一套快速插秧法。即插秧时,左手拇指和食指分苗,并靠近田面,右手接种。同时,两脚分开与肩同宽。当插左边的苗时,右脚向后退一步;当插右边的苗时,左脚向后退一步,这样左右脚来回交替,一横排插9株。经过反复练习,我们插出来的秧苗不管横排还是竖排都整齐划一。功夫不负有心人,在1958年“双夏”时,我们插秧的速度已经超过了男社员正常速度的一倍以上。

1958年“双夏”到1959年春耕,我们“七仙女”作为集体先后参加了全县、全地区、全省的插秧比赛。每次比赛我们都是团体第一。在地区比赛时,温州专区还为我们制作了有“七仙女”插秧图案的纪念章。而特别有意思的是,本来是要举行全国插秧比赛的,在全省比赛时,外省派来参观的插秧能手看到我们的比赛后,觉得他们的插秧速度和质量远远不如我们,于是就默认我们为全国第一了。我们“七仙女”成了当时的先进,名声也就越来越大。各地到我们栅浦参观学习的也很多,与我们实地比巧,向我们学习技术。那时,人人赶先进,个个争上游的风气十分浓厚,仅温州专

奖章从左至右依次为:1958年获浙江省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1958年获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1959年获中共黄岩县委、黄岩县人民委员会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

区就建立了4700多个学习小组。

1959年到1963年间,

我们“七仙女”作为一个

整体,栅浦乡政府专门为

我们提供了水稻试验田和棉花试验田,让我们有了开展生产试验活动的场所,在我们成为插秧能手的同时,又能够在棉花种植上大显身手。

19593月,我们开始种棉花,不仅在棉花田上种,而且把原来的水稻田也改种了棉花。当时,栅浦乡种棉花的人不多,我们“七仙女”中也只有大姐贺凤英种过,但知道的也不多。如何种棉对于我们来说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没有办法,我们只有找当地的老棉农学习。在他的指导下,我们首先深耕试验田、翻土,然后往地里施栏肥、河泥等基肥,再把棉粒种到地里。当时也不知道要做防冻保温措施,结果没多久,我们就发现棉粒都烂在了地里。那时我们的心里都挺不是滋味的,加上有些社员还在私底下议论纷纷,说我们女人种棉连籽都捞不着,就觉得更委屈了。但是,我们没有灰心,反而千方百计地想要提高植棉技术。后来得知慈溪有个种棉花的能手叫何巧娥,棉花种得极好,大家商量后就派六姐王仙凤去慈溪学习种棉技术。剩下我们6人在家夜以继日地赶制培育棉苗的营养钵。一开始不熟练,我们一天只能制作8千多个,后来慢慢熟练了,能制作10000多个,最多达到18000多个。制营养钵相当辛苦,我们把鞋底都磨破了,脚底心、手心都磨出了血泡。移植营养钵时,整天挑着100多斤的担子,大家又把肩皮给磨破了,但是谁都没有喊过苦,叫过累。移苗不久就遇到了干旱,棉苗都蔫了,我们心急如焚,马上采取措施,深夜2点起来给棉苗浇水,一直浇到太阳升起;下午从5点开始浇到天黑。经过几天的奋斗,棉苗终于慢慢恢复了,我们的心也放下了一大截。后来棉花出现了病虫害,也控制住了。到了78月间,我们采用从慈溪学来的种棉技术对棉花进行了打顶、整枝、去老叶,改善棉田小气候,搭好丰产苗架。真是好事多磨,等到棉花丰收的时候,又遇上了台风。虽然事先做好了准备,对棉花进行了固定,但是由于风雨太大,棉花还是被吹得东倒西歪。到了晚上,风雨更大,葭芷江边的堤岸决堤,严重威胁到了棉田和广大群众的生命安全。在大姐贺凤英的带领下,姐妹们和广大社员一起抢修堤岸,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大姐率先跳进了水中,用身体堵决口,大家见此情景也都纷纷跳入水中,把一袋袋草包填进决口,经过了一整夜的战斗,终于把决口堵住了。战胜了诸多困难后,当年的棉花终于迎来了丰收,亩产达到了620斤。辛勤的劳动换来了丰收的果实,我们七姐妹都很高兴。

另外,我们当时在栅浦东岸的河边高地上还种了10株大棉花。从栽种到采棉基本上都由我一个人负责。收获时,这10株大棉花平均每株结桃500多个,最多的有540多个,一株棉花收籽棉5斤半。在10株大棉花中,有3株分别送给了海门文化馆、黄岩“跃进馆”和省农业展览馆进行展览。

此后,我们针对前期棉花种植中存在的问题,多次到慈溪种棉能手何巧娥那里学习取经,改进种植技术,提高棉花亩产。并主动给当地棉花种植户介绍经验。这样,我们“七仙女”在棉花种植上的成功大大鼓舞了葭芷群众,学“七仙女”,赶“七仙女”,超“七仙女”的竞赛也随之兴起,群众的干劲越来越足。

我们在农业生产上的兢兢业业、埋头苦干、无私奉献得到了党和群众的认可,也赢得了诸多荣誉。1959年,贺凤英、王仙凤等分别代表“七仙女”到慈溪、余杭、上虞和金华等地介绍先进事迹。我还专程到省广播电台录制节目,介绍“七仙女”的事迹。许多报纸、杂志都对我们的事迹进行了报道。《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红旗》、《文汇报》、《浙江日报》等都曾多次刊登了“七仙女”参加生产、学习的照片和先进事迹。其中,仅1959年、1960年的《浙江日报》中介绍“七仙女”的文章就有上百篇,头版20多篇,头条8篇,头条专版4篇,社论中有“七仙女”事迹的6篇。特别是195937日的《浙江日报》用整个头版介绍了“七仙女”的先进事迹,并配上《向“七仙女”看齐》的社论。此后又一论再论,连登4次。1960210日《浙江日报》在头版题为《全省青年和妇女群英大会师——全省青年妇女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大会召开》的报道中指出:“在农村以黄岩‘七仙女’为榜样,全省出现了1569千多名的插秧能手,带动了400多万妇女下田插秧。还有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和浙江电影制片厂等也多次拍过关于“七仙女”活动的记录片,如《丰收红旗处处飘》。1958年至1963年间,我们“七仙女”集体和个人连年不断地以劳动模范、先进积极分子、全国“三八”红旗手等身份参加中央、省、地、县有关大会,并多次受到表彰。其中,贺凤英代表“七仙女”先后2次出席了全国劳模会议,还分别于1958年和1959年作为“七仙女”代表参加人民大会堂奠基典礼劳动和建国十周年观礼;许梅香曾代表“七仙女”出席195812月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代表大会。

当时,我们“七仙女”可谓是农业战线上的一个标杆、一面旗帜。这是时代造就,党培养的结果。到了60年代初期,我考上了台州农校,“七仙女”中的其他成员也都回到了各自岗位。在学习期间,我享受调干生的待遇,除伙食费由国家负担外,每月还有25元的工资。在学校里,我担任校团委组织委员、校民兵营营长、班级团支部书记等职,年年都被评为“三好生”、“五好团员”等。毕业后,我成为了一名人民教师。在校教学期间,我曾是台州地区中学生物教学研究会会员;于1987年被评为中学一级教师;于1988年荣获中学生物教学论文二等奖;于1994年被评为城关镇百名先进教师;于1993年荣获城关镇教学质量奖以及初中年级段过关考核奖,是省教育学院生物专业毕业生实践时的指导老师。直到1998年,我在黄岩城关中学退休。时间过得真快,当年的“七仙女”中已有2人离开了我们,连我这个年纪最小的成员也已白发苍苍,不过那段经历,对于我们“七仙女”来说,都是一生中最宝贵的记忆。

 

作者简介

潘仙招,“七仙女”中的小妹,城关中学退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