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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文史资料29期(三)

发布时间:2016年03月29日来源:

七年如一日 红专在畜场

黄岩县头陀区潮济公社联群大队

党支部副书记兼畜牧场负责人

徐荷英

 

我是黄岩县十女养猪全能手中的大姐徐荷英。我工作成绩很不够,可是党却给了我很高的荣誉,六○年评我为全国“三八”红旗手,同年出国旅行参观。今天我能出席这次大会,更感到是党对我的培养,也是姐妹们对我的信任。从五七年八月到现在的七年长时间里,我都在大队畜牧场养猪。我越养越爱自己的养猪事业,我觉得养好猪很重要。去年我们畜牧场生产了六百五十头小猪,

帮助社员发展养猪生产。由于养猪多、积肥多,大队粮食生产稳步上升,去年全大队粮食亩产1117斤。每亩施肥达43担,比解放前增加了5倍。

我们畜牧场以养母猪为主,大队党支部让我去当饲养员,开始我没有经验,没养好。将近一年时间,母猪没产几头小猪,瘦得过不了冬。我很难过。偏偏又有人讲“好花插在牛粪上,当饲养员没出息!”依靠党的教育,在思想斗争中我非但没有因此不干了,反而打起精神来决心和困难作斗争,决不退却。五九年九月四日的下午,忽然下了400毫米的倾盆暴雨,山洪暴发。洪水淹满了田野,牧场在水浴之中。这时我正发高烧病倒在床,昏睡中只听外面人声嘈杂,急忙起来,一看情形,也顾不得自己身体有病,马上跳入水中,直奔猪舍,与社员一起抢猪。社员劝我回家休息,我说:“多一人,增加一份力量,救猪要紧哪!”猪终于全部脱险了,我又冒着大风,来来回回涉过半身深的大水,弄来了许多稻草给猪保暖,等一切都弄好了,我才放心。

爱场如家 爱猪如宝

猪要养好,其中大有学问。为了把集体猪养好,我与其他饲养员一起,不知付出了多少心血。我家里没有老人照料,丈夫是生产队长,工作很忙,带孩子、烧饭、洗衣也都落在我身上。但我没有因此原谅自己,放松工作。为了夜里也听得见猪叫声,照顾牧场安全,我带着孩子,动员丈夫睡在牧场里。临睡前都要到栏头检查一遍,看看猪睡得好不好,有没有生病的,发现稻草少,就给猪只添些稻草,都是猪睡好了自己再睡。

猪脾气各不相同,食量也各有大小。掌握住每头猪的性格,才能把猪喂好。有一次在喂好饲料后,其它猪都躺下休息了,有一头叫“老大”的母猪还是“呶呶”的讨吃,为什么“老大”还不躺下呢?我试着在食槽里加一畚斗饲料,它吃下后便安静地躺倒休息了。以后,我知道这头母猪体大,饲料更多喂一些。

小猪缺乳或没有奶吃最危险,有时就要葬送新生命。怎么办呢?我千方百计想办法克服困难。听人说母猪吃活食产奶多,我就带领饲养员打蛇,捉麻雀,摸泥鳅。母猪吃了果真奶多得多了。大家一起精心管理,小猪成活率不断提高,六三年平均每胎小猪成活7.8头。卖给社员的515头中死亡仅23头,占4%,降低了牧场损失。

坚持劳动 又红又专

我自从进场到现在,七年从没离开过饲养劳动。最近几年担任了大队副书记,经常开会,工作确实忙的,我尽量做到不减少劳动时间,我不愿要干部补贴工分。六三年除病了一个月,实做一百四十七工。在劳动中我虚心向群众学习,不断累积经验。几年来推广和学会了种猪选育法、人工受精法、预防注射、双重交配……等养猪技术。

平时在工作中我很注意发现问题、寻找规律,和大家一起研究解决问题的办法。如在去年我注意到场里母猪3-5月份容易受胎,产仔也多,用的精饲料并不多,仔猪生长倒很快;而8-11月母猪不容易配种受胎,产仔低,加了精料也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什么原因呢?我向饲养员们提出来后,大家一起动脑筋。原来这两段时间内,畜场饲料不一样。前者母猪多吃了春包心菜、南瓜、红花草等新鲜的青绿瓜果饲料,而后者缺少这方面饲料,大多吃青贮饲料,虽有精饲料增加,还不如前者猪长得好,繁殖率高。我们觉得,今后就要考虑到如何合理安排饲料的综合利用问题。小猪白痢病是最容易引起死亡的病,传染又快,我就注意试验,设法防治。发现7-8月的小猪可增加拌和稻草灰的豆类饲料,便能杜绝白痢病。有一次,一只母猪一窝生了十五头小猪,我马上给母猪喂小苏打和绿矾,也没有发生过白痢病。

随着生产发展,社员对牧场要求也越来越高了,要求牧场养出生长快、肉质好的仔猪来。我就与饲养员进行了对十四种不同类型仔猪的试验观察,并经社员饲养鉴定,现在已有三类能耐粗、生长快、脂肪多的杂交猪,为社员所喜爱。

 

编后话:

徐荷英生前是北洋镇联群大队的一名女社员,担任过大队党支部副书记。人民公社时期,联群大队是当时全县畜牧业生产基地,徐荷英作为畜牧场负责人,事业心非常强,她带领畜牧场妇女不断革新饲养技术,提高饲养管理水平,增加人均饲养量,该场每人平均饲养15头母猪。因此成为全县有名的“十女全能养猪手”(畜牧战线上的先进标兵)。1959年被评为省劳动模范,1962年被评为省农业系统劳动模范和全国“三八”红旗手,被群众尊称为“养猪状元”,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接见,出访过前苏联、蒙古。

201565上午,区政协文史学习委工作人员前往该村,从她的女儿处得到了她在1960年出席浙江省第四次妇女代表大会时的发言材料,现予以刊印,作为对这位人民公社早期养猪事业探索者的纪念。

 

 

 

 

 

 

 

 

 

 

 

 

 

 

 

 

路桥公社洋里生产大队食堂散伙后

情况调查

中共黄岩县委调研组

 

“食堂散伙自己烧,勿用淘气勿用吵,安生吃饭省又饱,猪多灰多种大稻”。这是路桥公社洋里生产大队社员对食堂散伙后的一个共同反映。这个大队186户,617人,原办有一个食堂,去年11月间,趁着贯彻“十二条”指示,食堂分小之机,自行散伙到户。自烧的5个月来,干部社员一致反映有六个大好处:

一、节省粮食,吃好吃饱。社员普遍反映:“吃食堂粮食开销大,炊事员‘开肚制’,猫老鼠(指干部)日夜偷,东柏西柏(浪费意思)七折八扣,一斤米顶多吃到十五两(编注:过去曾以十六两为一市斤);冬天吃冷,夏天吃馊,三橱(餐)清打清,没味道,吃不饱。粮食到户自己烧,一斤是一斤,粒粒都到嘴,菜夹夹,粉和和,要软要硬由自中意,橱橱(餐餐)鲜,吃得又省又饱又好过(舒服)。”他们算过账,仅去年办了八个食堂,七个食堂人员‘开肚制’,八个干部吃点心和明补暗偷等多占就达5209斤。食堂散伙,粮食到户,全大队除四户社员先吃后空外,户户都做到计划用粮,瓜菜代。虽然每人每天平均只有12两原粮,却吃得很“调太”(意思舒服),并且还有24%的社员节约了粮食218斤。贫农社员陈名周说:“我一家五口,自己烧饭口粮吃六成时,一日掺进十四五斤菜,农忙时口粮吃八成时,一日掺进六七斤菜,一稀、一干、一菜饭,隔四五日还做一橱(餐)糕或糊头块。畅机(现在)麦熟用菜干、草干、豆玉过麦糕、麦条,吃得很味道,五个月来,节余了十多斤粮食。”最后他高兴地说:“体(这样意思)吃法,低标准也变高标准了,春耕我的脚肚子也硬挣挣起来(意思是有劲)。”随着生活的改善,社员的体质也普遍开始好转了,吃食堂时有56个患浮肿病,现在除七人外,其余都已痊愈,投入春耕生产。

二、节省柴草,增加灰料。社员说:“过去食堂烧粥、户烧菜,两个锅孔烧柴浪费,灰又少。现在户里烧,饭菜随锅热,柴省灰又多。”据全大队统计,过去食堂每天仅烧粥就需柴草375斤,平均每户2斤,社员每户烧菜烧汤,每天平均又要6.5斤。现在户里一头烧,平均每户每天只要7斤就够,比办食堂时节省1.5斤。散伙五个月来,就节省柴草4185斤。不但烧柴节省,而且灰肥相对增加。过去食堂里每烧百斤稻草,只积20斤,户里每烧百斤稻草,可积30斤,比食堂增加50%,这五个月自烧就多积灰肥4180斤。

三、家畜家禽增加。社员陈方银说:“自己烧饭,洗锅水有,糠也多,猪好养。去年晚稻熟前,我向畜牧场拿来一头猪,40斤重,当时吃食堂,洗锅水少,糠料没有,养了三个月反而倒退30斤,后来又死了。食堂散伙后,畜牧场下放给我一只猪娘,原来瘦的像‘虾公’,现在不到二个月,养得很壮(胖),已经怀胎了。”全大队去年办食堂时,户里只养了6只猪。现在增加到51只,即增加七倍半,其中23只母猪已有18只满怀,预计在夏收前可产仔猪126只。家禽由210只发展到427只,增加了一倍多。

四、节省劳动力。社员陈二妹说:“办食堂劳力四个(浪费),食堂人员、干部、社员买饭排队、打米领米。”去年一年全大队为食堂浪费了1万多个劳动工,占全大队所做总劳动工的14.5%。现在这些工都可以节约了。

五、家庭和睦,人客便当。社员陈方臣的妻说:“上先办食堂,户里长日吵,男人(指丈夫)未上垟,小鬼(指孩子)把粥滴里答答在路上吃了,男人一到又要吵,道道(时常)做着小鬼打,碗盏乓(丢),自己忖忖眼泪像滴谷子。畅机(现在)自烧,算得牢,一块吃饭讲讲笑笑,我户里四五个月来一次也没有吵过。”她还把自己生产队12户人家排了排,除了一户单身汉没人吵和两户俩夫妻的较好外,其余九户老小较多,去年争吵过二三十次的有五户,四五十次的有四户,现在除了一户吵过三次外,其余都和睦起来了。不仅社员家庭和睦,而且亲友来往也多了。社员乔文和说:“过去户里像水洗,食堂无情断六亲。去年我生病,我外婆从狗山头(三里路)来望我,我女人(妻)向食堂买一斤粥也要勿得,家里又没有东西好烧,她只好饿着肚皮回去。畅机(现在)我叫她宿几天也没告(没有问题)。”全大队据最近5个月来的统计,来往的亲友达315人次之多,比去年同时期增加267人次。

六、转变了干部作风,密切了干部关系。支部书记陈万云说:“办食堂少东缺西,干部魂落柴米,社员勿心愿,上面逼得又紧,我没有好办法,想出许多死计。那个讲食堂不好,我整那个,就戴帽子、扣饭碗、辩论、斗争。有一次我叔发食堂牢骚,我说他破坏食堂,还把他吊起来;食堂没柴烧,就拿社员的板(木)料和稻草;社员开会到勿齐,就开饭前会,时常装得天黑卖饭,老小呀呀叫(哭叫),碗乓、粥倒,罪孽不少;生产勿出勤,就把菜饭挑到田头,不来没得吃,吃了都赶下田,全大队去年还扣过饭碗114户(占总户数的60%)。由于我们干部强迫命令,加上在食堂吃喝多占,不到田里劳动,社员望到我们眼弹出来像冤家(仇人)一样。现在自烧,人都新鲜了,劳动多,吃喝无,副业收入归还社员,社员望到干部客客气气,干部望到社员有说有笑,工作都好做无数,错误也少犯了。”的确,原来他因贪吃,不劳动,被社员讽刺为“度雾书记”,现在他不但没有贪吃了,而且积极领导生产,与社员同甘共苦,仅目前春耕生产中,就做了28工,比去年全年工数还多8工。一次,社员陈名周碰到他说:“过去望着你眼红,畅机你真像个共产党干部。”

食堂散伙以后有哪些具体问题要处理?如何处理?经过社员讨论,主要有以下七方面的问题:

一、粮食分配。社员口粮因这个生产大队本身没有储备,依靠国家周转,食堂散伙时,由生产大队每十天,按照定粮比例算到户,发给周转证,由户里直接向国家粮店购买。现在根据社员意见,到早稻熟的二个半月时间,除了春花部分外,其余口粮一次算到户,使社员心中有数,便于安排。至于对好吃懒做,用粮无计划,先吃后空的五户社员,仍然由生产大队十天发给一次口粮数。此外,社员日常所需用的油、盐也发供应卡,由户里直接向供销部购买。

二、食堂蔬菜基地。全大队按2%留下的蔬菜基地共有17.1亩,每人平均3.3厘土地。开始有三种处理意见:第一种是主张作为粮食面积,包给各生产队耕种;第二种主张作为生产队所有;第三种是分配到户,他们的理由是:蔬菜基地分给户种连原有自留地与高级社比较起来也差不多,同时,可增加户里收入,日子更好过些。经过讨论,最后一致同意第三种意见,并决定在春耕生产结束后,按人口分到户,已种下的小白菜、刺瓜等瓜菜,也全部随土地分到户,生产队收回肥料、种籽、劳力等工本。

三、房屋。原来食堂占用的灶房、储藏室、事务处共有三间房子,其中一间灶房是生产大队的公房,其余二间是向社员租用的,已付清租费,一间退还原主,另一间因原主住上海不需用,经过托管人的同意,照原租价转租给第三生产队为储藏室。

四、炊具、用具。经过清查,全食堂共有大、小炊具、用具134件,其中向户里租用、借用的有水桶、豆腐桶、风车等15件;集体购置的锅、桶、缸、秤、碗等119件。这些炊、用具已分别作了处理:向户里租用的水桶、风车、稻桶等5件用具原物归还,付给折旧费5元;借用的饭锹、畚箕、大盆、蒲篮等10件用具,因损坏、失落与户里协商议价赔偿12元。至于集体购买,实物存在的,根据需要和合理议价的精神,分别用三种办法处理:(1)卖给生产队的由木龙(做米用)、水桶、茶桶等8件;(2)卖给户里的由岙斗、小饭桶、火钗、饭铣、布栏、小秤等55件,现金随时付清;(3)对比较大型的或者生产队户里不需要的炊、用具,如二尺四大锅、大饭桶、蒸汽管、饭火、灶铁塞等32件,由生产队统一保管,以后再作处理。此外,原由集体购置的实物已经损坏或失落的,如碗、扫帚、岙斗等24件,账目向社员公布,作为报废处理。

五、账目清理。食堂向社员公布粮食收支、经济收支、社员上交食堂柴草等三笔账。粮食、经济收支账目已在三月份向社员公布,同时兑现了社员节约大米620斤和扣罚饭碗195斤,以及干部兑现了贪污多占的粮食11.5斤,副食品等价值168元。对于柴草账现在还没有清理。经过查对,60年全大队5个生产队应交未交的稻草有3592斤,四个生产队多交2994斤,按百斤计算进行找补,多余部分照顾困难户。

六、锅灶。社员讨论决定不拆。理由是:灶房是生产大队的公房,原来打这处锅灶花了200多元,拆掉可惜,留着下半年让社员炊糕、炊麻面。

七、食堂人员安排:6个炊事员,一个食堂会计都回到生产队参加劳动,从食堂停办这一日起,食堂不再给予报酬。停办前的报酬,由生产大队评给工分,609-11月份,计补贴了303工,作为非包工处理,参加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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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翻簧情缘

罗启松供稿 周建灿整理

 

图为罗启松先生。

193510月的早晨,我出生在一个家境贫寒的农民家庭,13岁丧父,家里靠母亲与姐姐纺纱、织帽维持生计。生活的困窘与艰辛,却造就了我顽强好学的性格。因为祖辈、父母、姐姐连名字都不认识,他们希望年幼的我能识几个字,我才得以上了几年小学,但又因家境贫寒而中途辍学。仁风小学校长黄崇道先生同情我这因家贫而失学的孩子,就给予了特大的照顾,趁放暑假的时候,把我临时安排在文具店当小营业员,解决

了学费问题,我才勉强读完了小学。随着家庭负担的日益沉重,14岁的我不得不放弃学业,下地干活,跟姐姐扛水车,背犁耙,耕种桑田。

建国后,刚从小学毕业的我当上了扫盲教师,在业余夜校里边教边学,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知识水平。

1954年黄岩县文化馆举办了职工美术培训班。出于对美术的爱好,听到这个消息后,我欣喜若狂,于是就兴致勃勃地到文化馆报名。可是,因为是农家的孩子而被拒之门外,我当时就急得泪如雨下,哽咽得说不出话来。后经各方努力和老师的帮助,我才作为特殊学生被接纳。第二年县文化馆要举办首届美术展览会,我踊跃报名,但搞创作对我来说很生疏,也不知道怎么搞法,一时间思绪万千。后来在文化馆美术老师的导和帮助下,我决定找日常生活中最熟悉、最有感触的人与事物进行提炼加工,最后创作完成了《兔食柳叶》、《梅花八哥》等作品。这次经历对于我来说是一次极好的锻炼,也是我搞创作的开始。虽然作品画得不够理想,但是这次的实践让我体会到了绘画的乐趣与成就感。因此,之后我就把更多的时间投入到了绘画的创作中去。

1956年对我来说是不平常的一年,对绘画炽热的爱,让我胡思乱想,心绪不宁,什么报考啊,找职业啊,许多念头,于是我去了镇政府要求他们帮助解决。但那时候,政策不允许农民进单位改行,我又被拒绝了,只得垂头丧气地返家。回家后母亲见我这般模样,轻轻地对我说:“儿啊!你无亲无故的,有谁给你办?还是安心在家种田。”过了几天,激动的情绪渐渐平复,但内心依然苦闷,对于邻居亲友的慰劝,我也无动于衷。然而有一句话我却铭记在心,“学画不能半途而废,俗话说:有志者事竟成。”这激励着我对绘画孜孜不倦的追求。

1957年,黄岩翻簧社缺少绘画人才,要招收学徒。听到这个消息,我就拿着平时的习作又到镇里找书记要求进翻簧社。书记是个山东人,见我对绘画如此挚爱,遂将画作收下,并与翻簧社取得联系。就这样我被破格录用了,走进了翻簧社学艺的大门,拜陈方俊为师,并被安排在刻花车间。当时社里已有五六个人学习刻花,她们都是小姑娘,唯独我是男的。因为当时的观点认为,刻花这项工作既轻松,又需

图为罗启松先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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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耐心,适合女的

来做。到社后的第一天,师傅要求我们用铅笔临《芥子园画谱》的岩石,他教怎么临摹的要点,我们一点一点地画,画来画去足足用了一两个星期。因为我早就临摹过《芥子园画谱》,而且画得也比较熟了,于是我就用毛笔将芥子园的全幅山水一气呵成临了下来。当时其他学员都觉得不可理解,对我说,师傅要求用铅笔,你用毛笔画全幅山水,岂不是自讨苦吃?陈师傅知道后,不但不批评,还鼓励我说,书本上的山水是死的,以后要到山上去写生,对山川作进一步研究。这番话,我是第一次听到,直到现在,我还记忆犹新。

绘画有了能临摹照搬的基础后,我就迫不及待地想要学习雕刻。于是我仔细观看师傅怎么磨刀、操刀,怎么刻山的轮廓、岩石的皴法等动作,然后认真学习。我早上班、迟下班,午休、星期天都不放过。然而学习雕刻并非易事,学了一个月,雕板刻了半麻袋,山水雕刻技法却没有掌握好,这让我心里万分焦急,只得带着一连串的问题,去向师傅求教,比如对山石轮廓、皴法感到不自然,难以表达自如。师傅告诉我:“首先刀在手上把握住深浅的同时,要考虑山石阴阳向背凹凸起伏等因素,在这个基础上,刀靠手受腕的力度产生效果,这里用刀和绘画的修养是分不开的。造成滑刀又是另外问题,要检查刀口是否均匀、有无生缺,两端的斜度是否一致,太斜或太直都不能用,因为它要转折,形成一定的倾斜,不然刀锋的气势和力度达不到效果。”陈师傅的一番话,让我茅塞顿开,原来用刀的熟练程度和对山石的了解程度以及刀具的磨法等环节都很重要。他还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待到熟练时会熟能生巧,学习不能急于求成,要耐心,持刀是靠手指练出来的,这并不是神秘的东西而是苦工。”这番语重心长的教导,让我悟出一个道理,俗话说:“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用刀太少了,还要多雕、勤刻。在这个车间里,云集了众多的雕刻高手,他们比起自己要强得多。在跟他们熟悉了解之后,我们相互切磋技艺,探讨新路子,这对我帮助很大。之后不久,我开始刻初级的翻簧作品,私章盒、照架、邮票盒、香烟盒之类,以雕刻山水花鸟题材为主。而对于人物则很少雕刻,因为刻人物需要人物画的基础,否则无从刻起。为了能够雕刻人物,我进行了大量的速写练习,可以说天天画,经过七八年的艰苦努力,对人物造型能掌握自如了。在此基础上,我把现代题材《小》搬上翻簧台屏中,以线描的方法进行尝试,并在浙江省雕塑竹编观摩会上崭露头角,被评为二等优秀作品。1965年进省工艺美术研究所进修,我下决心要好好学习、认真听省里老师的课,以取得更大的成绩。就这样,我的学习劲头更足了,速写也有了明显的进步,在一系列的活动中,表现突出,并得到省工艺研究所领导的好评。经过进修,我创作的《填海》、《学毛选》等一件件作品脱颖而出,被送到喀麦隆、摩洛哥、日本、智利等国家展出,有的被国家工艺美术馆及海内外藏家收藏。后来,郭沫若先生慕名前来黄岩,参观了解黄岩翻

图为罗启松先生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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簧制作的全过程,给予高度的评价:“竹子能制成象牙一样确是罕见,是国家的珍宝。”接着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节目介绍黄岩翻簧工艺,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展示。

由于刻苦努力,肯动脑筋,我很快从一个门外汉成为内行人。1973年我被厂部任命为技术科科长,期间负责新产品的开发和整体设计、雕刻等方面的研究。同时我也注重理论与实践的联系,在厂内举办多次培训班,培养年轻一代的技术骨干。19828月,我还参加了全省工艺美术创新座谈会。

然而,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订单的下降,翻簧厂被迫转产,改名为黄申工艺礼品联营总厂,专门生产木制圣诞礼品。翻簧竹雕艺人们纷纷转行,从事别的工作。但这没有让我放弃对翻簧的热情,仍单枪匹马一人在家悄悄地搞实验。19955月,我从工艺礼品厂退休,作为厂里的技术骨干,有着精湛的技艺与丰富的经营设计经验,于是,许多企业闻讯前来邀请我,而且条件非常优厚,给予高工资,甚至可以拼股与合办等等。特别是原翻簧厂厂长也来邀请我到上海工作,但都被我拒绝了。

为什么会选择推辞呢?其原因很简单,我满脑子都是传统工艺翻簧而不是西方圣诞礼品,即便有再好的经济效益,也改变不了我重拾翻簧、复兴翻簧的决心。

我将自己的家作为工作室,全身心地投入到翻簧竹雕技艺的探索与研究中。在那个翻簧无人问津的年代,这也就意味着孤独与清贫。

为了更好地传承与发扬翻簧竹雕技艺,1997年我成立了“黄岩启松翻簧研究所”。以翻簧研究所为依托,我刻苦钻研翻簧竹雕技艺,在学习与继承前代名家竹雕技法基础上不断拓展、完善自身,逐渐形成风格细腻、线条流畅、题材丰富、形象生动等独特的艺术面貌。

1998年,黄岩区人民政府和区经贸委、区文广新局为了扶持黄岩翻簧,专门拨款三万元启动资金,让翻簧研究所运转了起来。此后十来年,政府部门一直对黄岩翻簧予以关注与扶持,这给了我坚强的后盾,并让我深受鼓舞。

研究所生产的各类翻簧工艺品,如茶叶罐、穿花笔筒、台灯、掌扇、照相架等,投放市场后,受到社会各界爱好者的欢迎。

这一年我参加了首届中国浙江省民间工艺美术展览会,作品《石龙滴水浮雕仕女图》获得金奖。同年,我创作的两幅壁挂《游春图》、《孔雀开屏》还送往省里评审,得到专家的一致认可。年底,被浙江省政府授予“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称号。

20096月,文化部授予我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竹刻——黄岩翻簧竹雕)代表性传承人。我这个长期从事翻簧制作的手艺人,终于得到国家和社会的认可,这对我来说是一种前进的动力。我坚信,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翻簧竹雕艺术必将得到更大的弘扬。

这是我与翻簧结缘半个世纪,所造就的翻簧人生,她承载着我的付出与收获,艰辛与幸福,荣誉与梦想。

下面以我几年前所写的一首律诗作为我的写照:

老夫忙碌亦痴狂,无枕通宵睡板床。

起早爬山炼筋骨,持刀代笔制翻簧。

植根绘画勤耕作,得心应手喜非常。

多亏视手相呼应,栩栩如生入殿堂。

 

    作者简介

罗启松,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竹刻——黄岩翻簧竹雕)代表性传承人。

 

 

 

 

我的翻簧春秋

顾启望

 

“竹簧工艺”亦称翻簧,有着300年左右的历史,属于两度加工艺术。黄岩是目前国内保存该工艺流程最为完整的地区之一。

翻簧的制作工艺繁复,分为造型和雕刻两个制作阶段。所谓“翻簧造型”,就是把毛竹去节去青,仅保留最内层约2毫米厚的竹簧,经煮、翻、刨,晾干后胶合在木胎上做成花瓶、笔筒、盒子等各式竹簧器。所谓“翻簧雕刻”,就是在竹簧器表面赋以浮雕、线刻、彩绘、镶嵌、火烙等装饰手法,以雕刻为主,题材大都为人物、山水、花鸟、图案、文字等。翻簧产品色泽光润

图为顾启望先生。

类似象牙。

黄岩翻簧的历史比较悠久。如果从方絜算起(根据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黄岩翻簧竹雕》一书记述),可以追溯到清道光年间;如果从陈夔典算起,虽然《黄岩县志》上有矛盾的同治九年(1870年)和光绪九年(1883年)的记载,但从陈老先生生卒年份(1853年—1941年)分析,分别是17岁和30岁,我认为是陈老先生30岁时首创黄岩翻簧的可信度较高。黄岩翻簧经历了从清晚期和民国年间的“师竹馆”、“郑益昌”、“陈宝通”,到解放后的“城关翻簧刻字生产合作社”、“澄江公社工艺美术翻簧厂”和“黄岩翻簧厂”的演变,1984年黄岩翻簧厂更名为“黄申工艺礼品联营总厂”时,黄岩翻簧的历史也告了一个段落。这期间有1929年首届杭州西湖博览会一等奖和1933年南京全国工艺美术展览会特等奖的荣誉,有1964年郭沫若副委员长慕名来黄岩翻簧厂视察和中央电视台专程来黄岩拍摄翻簧制作过程向全国播放的经历。然而,这些都成为了过去。上世纪80年代初,在西方木制工艺品的冲击以及背后强大经济利益的诱惑下,黄岩翻簧逐渐没落,黄岩翻簧厂也最终转产。陈列室样品和资料流失一空,专用机械和模具全部被当成废铜烂铁处理。更让人揪心的是,在随后的十多年时间里翻簧制作无人问津,百年工艺濒临失传。直到上个世纪末,在党和政府的关怀和扶持下,黄岩翻簧枯木逢春,在历史上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出身在翻簧、木工世家。祖父清末时与黄岩着名翻簧艺人王勋一起在杭州官办的“浙江省城手艺传习所”教学员制作翻簧。辛亥革命后,祖父回到黄岩。当时,黄岩已有两家翻簧店,且经营惨淡,祖父遂改行开了木器家具店。父亲从小就跟着祖父学艺。解放后的合作化高潮中,祖父的木器家具店并入了城关木器社。父亲也随之进入该社,并于1959年调入黄岩翻簧厂任造型工直至退休。1966年,我还在黄岩中学读初三,“文化革命”开始了,并逐渐演变为两派武斗。这样的环境使我没有书可读,也没有工可做。为了生计,父亲就在家里教我做木工。期间,我还断断续续在翻簧厂做过家属工、临时工。197210月,我进入翻簧厂做造型工,师承黄岩翻簧陈家第二代传人陈珊莲先生的高足王根友师傅;并于1979年进入厂创新组,开始制作一些翻簧出国展品和新产品。1982年厂里转产做木制工艺品后,我也放弃了翻簧制作,改行做木制工艺品。19872月,我自动离职,并与黄岩翻簧厂原厂长等4人以及黄岩二轻局所属的黄岩木雕厂、院桥木器社共12人合办股份制企业“黄岩红旗工艺厂”。1993年黄岩红旗工艺厂一分为四时,我自办“黄岩希望工艺厂”任法人代表至今。2000年是我人生历史上的一个节点,我决定放弃木制工艺品经营,重操旧业做翻簧。我遣散了厂里的员工,收

图为顾启望先生作品。

了五个

年轻工人为徒。在重拾翻簧的这段日子里,我首先做的事

是凭记忆做了原翻簧厂的老产品,使原来流失一空的翻簧产品又琳琅满目地再现。其次就是再设计制作新产品。时至今日,已有整整15个年头。现在,工厂陈列室里一百多件各种款式、各式装饰手法和题材的作品可以挑战国内民间竹簧器收藏之最。

值得一提的是,在翻簧的制作上,我打破了竹簧工艺必须去节的定义,保留竹节翻出竹簧,并利用该项新工艺做出大件翻簧作品,从而结束了竹簧工艺只能做小件作品的历史,这是竹簧工艺自诞生以来的首创和工艺上的突破。我的科研项目“竹簧延展性探索”也取得初步成果,制成了竹簧模压盆系列产品。其中的翻簧荷叶盆获国家“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我还制作了黄岩翻簧历史上第一件透雕作品翻簧帽筒“龙凤呈祥”和首件多层贴簧浮雕挂屏“孔雀屏”,增加了翻簧产品新的装饰手法。同时,我也借鉴我国竹簧工艺顶峰清乾隆年间的艺术成就,仿制了故宫藏品“文竹方胜式屉盒”和“如意”获好评。其中方胜盒两次被选送参加北京国家级展览,并由中国工艺美术馆收藏。此外,我的两件翻簧作品由浙江省博物馆收藏,两篇学术论文在《浙江工艺美术》杂志上发表。我的翻簧作品获得中国文联颁发的民间文艺“山花奖”工艺奖优秀奖,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颁发的特等奖,中国工艺美术协会和中国林业产业协会颁发的金奖,中国轻工联合会和中国工艺美术学会颁发的中国工艺美术“百花奖”银奖,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工艺美术馆颁发的铜奖,杭州西博会工美大师展银奖和三个铜奖,国际竹藤组织和中国竹产业协会颁发的优秀奖,还有浙江省经信委颁发的精品奖,浙江省文化厅颁发的“天工奖”两次,省文联和民协颁发的“映山红”奖工艺美术作品一等奖以及台州市委组织部颁发的文学艺术“曙光奖”等十多个国家级、省部级大奖。

为此,党和政府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我于1984年被评为县级先进工作者,1997年获中级职称,2009年获高级工艺美术师任职资格,并被评为第三届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第二批浙江省民间艺术家、第一批浙江省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首批浙江省优秀民间文艺人才和第五届台州市黄岩区拔尖人才。

还有值得庆幸的是,目前我的两个徒弟曾勇和吕志贤在翻簧制作技艺上已趋于成熟,独立经营翻簧两年了。他们个人的作品已经在国家级、省部级专业博览会上多次获奖。在今后的岁月里,除了继续带徒传艺,接下来我还想做两件事,第一,继续攀登竹簧工艺高峰,做精品、珍品、神品,为黄岩争光。第二,写一本书,站在制作者的角度,讲述如何做各式竹簧器,使后人能凭着我书中的指点做成当代人能做成的翻簧作品,以利于该行业的传承。

人生苦短,哪怕你活了一百岁在历史上也只是瞬间,一个人一辈子做不了多少事,能做好一件事就已经不错了,有翻簧为职业,我这一辈子很充实,也很知足。

 

    作者简介

    顾启望,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竹刻——黄岩翻簧竹雕)代表性传承人。

 

 

 

 

 

我的武术人生

徐昌文口述 陈雪纯整理 詹明欧指导

 

黄岩地处浙东南沿海,三面环山,一面濒海,地理位置比较特殊。一定的地理环境,形成一定的文化特质。自古以来,黄岩就是“民性强悍,人不畏死”,“其俗好剑而轻死”。据《黄岩县志·礼俗》记载:每年五月十三日,“少年争赴关帝庙焚香结义,村俑各罢役,举刀角力为戏。”素来,黄岩有“武术之乡”的称誉。我生长在这个尚武的环境之中,自小就爱武术,一生追求永恒不变。

立志学武

我于194966日出生在黄岩城关一个普通的工人家庭。孩提时,我家门前有一条小河,每到夏天的傍晚,就有很多人在小河边乘凉嬉戏。大人们喜欢谈天说地,交流彼此的信息,武术自然而然地成了谈资。听老人们讲,我们黄岩以前交通不便,要想外出只能走山路或水路,而山上有土匪,海上有海盗,所以很多黄岩人都会学点拳脚功夫防身。那时,每当他们津津有味地讲着这些与武术有关的事情时,我都会在一旁倾听。慢慢地,我知道了很多拳师的故事,也知道了一些武术的术语,并渐渐喜欢上了它。还没上小学的时候,我就按着听来的知识扎过马步,练过倒立,没有师傅教,我就自己摸索。

1958年,国家体委要在农村开展体育试点,新前乡七里王村被列为试点之一,并被省武术队重点扶持。那时七里王村的武术氛围很浓厚,并影响到周边各村。我有个表舅住在该村,虽说是表舅,但是跟我同龄。有一次家里清明扫墓,我碰到表舅一家,他们家人人都会打拳,当场打了好几套拳给我们看。这时我表舅也已经学了二年多的拳,打起来有模有样,我很羡慕,于是就开始跟他学拳。那时我还在上小学,但只要一有空,我就会到表舅家去学拳,这样断断续续,我从表舅那学了一套罗汉拳。

图为徐昌文先生在九峰公园教授武术。

 

14岁时,我小学毕业后就跟着做木工的哥哥在黄岩建筑公司当泥瓦匠。当泥瓦匠很辛苦,每天六点起床,吃完饭就得马上去做工,一天下来往往都是累得腰酸背痛。当时我就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的特长不在这里,要想出人头地,就必须走别的路子。经过反复思考,我想练武术也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一是因为我喜欢,二是因为有底子。再说,我也有这个条件,身体素质好,上小学时一直是班里的体育尖子。于是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父亲。父亲见我态度坚决,也就同意了。不久之后,他就带我去拜黄岩名拳师潘文森为师。行拜师礼后,我正式成为了潘师傅的徒弟。跟着潘师傅学武时,我每天三四点钟就起来跑步到九峰练武,练到六点钟左右再跑回家,然后去建筑公司上班。晚上睡觉前,我还要再练上一会儿。这段日子,比以前过得更加辛苦,但是我没有怯步,为了自己立下的志向咬牙坚持着。

寻求突破

经过几年的学习,我的武艺有了很大的提高。1973年,我代表台州参加了省武术比赛,夺得了传统套路一等奖和短兵器第一名,刷新了台州武术的历史。之后,我就被借用到黄岩县剧团担任武功演员,开始了我的武术职业生涯。三年后,我调入黄岩县体委担任专职武术教练。同时,随着武术学习的日渐深入,我觉得自己需要有所突破。要寻求突破,就必须博采众长。

1970年底,我跟三个徒弟在杭州半山钢铁厂帮助黄岩物资局搬运钢材,挣搬运费。利用这个机会,我慕名找到了当时杭州市武术队的总教练彭良明,跟他学习长拳类竞赛套路。之后,我还主动到有“江南武林宿将”之称的李元善师傅家里求教,并时不时地请他点拨一二。我们还经常一起参加各类比赛,在比赛中交流武艺。后来,我又结识了对太极内功有较深造诣的陈宝圭师傅。他的太极拳打得极好,擅长擒拿和推手。在跟他的学习中,我对太极拳有了进一步认识。1980年,我在参加全国武术观摩表演大会时遇到了当时被称为“武当最后传人”的爱新觉罗·溥环,两人一见如故,成为忘年之交,共同研究武学。19829月,我在他的推荐下参演了电影《武当》。在演出过程中,我又结识了很多武术界的知名人士,如全国武术冠军赵长军、赵秋荣等。求师不如访友,在跟他们的交流中,我对武术有了更多的感悟。此外,我还曾经跟随硬气功专家金一民学习,受过武林泰斗、“神拳大龙”蔡龙云以及我国首任武术博士生导师邱丕相等的点拨。

通过向武术界各方高手学习,我对武术的感悟越来越深,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武术风格,并编创了《南太极拳》。南太极拳是在台州南拳的基础上演练出来的。他具有台州南拳重心较低,步伐稳健;动作工整,功架开展;刚劲有力,气沉丹田,发气催力,进如利剑穿革,退则刚毅稳健,手法多变,利于短打的特点。更具有太极拳中舒展大方,柔和敦厚,技法突出,轻灵圆活,松柔慢匀,开合有序,刚柔相济,动如行云流水,连绵不断等特点。在强调身法和内劲的基础上,通过身法和步伐的变化,更能体现出太极拳的盘、缠、擒、打。因为他动作小,所以可以拳打卧牛之地,也更能体现出其锻炼价值与内家拳讲究爆发力的原理。

薪火相传

练武这些年,我也获得了不少的荣誉。如,1986年在全国武术观摩赛上独创的黑虎拳获银狮奖;198310月在第五届全运会上和学生齐杨峰(当年全国56公斤级散打冠军)作散打表演;19851月和19878月随中国武术代表团出访日本、澳大利亚,在当地表演台州南拳、硬气功,被誉为“中国民间武术家硬气功第一人”等。

图为徐昌文先生在非洲。

我始终觉得,武术的发展需要更多的人来参与。早在1973年第一次获得省比赛奖项开始,就有挺多人请我教授武术。到现在四十多年过去了,我的徒弟遍布四海。记得在黄岩县体委担任专职武术教练时,除了培养县

里的武术苗子外,我还经常利用业余时间到农村教授武术,一次授课的学生多时有几百人,少时也有五六十人。有时候晚上回不了家就吃住在学生家里。现在想起来,那时还真挺艰苦。后来我就琢磨着怎么能够让更多的人学武术,于是在1986年的5月,我个人投资成立了台州武术馆。尔后,又两次易地建校,建成了现有的占地102亩,建筑面积5万多平方米的台州国际文武学校。学校在培养武术人才上做了一些事,取得了一些成绩。如1992年在海南省琼海市举行的首届全国武术馆校比赛中获武术散打团体总分第一。为全国各大体育院校输送了大批武术人才,其中有学生周田芬曾获散打女子70公斤级全国锦标赛三届冠军,章乱获亚洲武术散打锦标赛女子轻量级冠军,赵光勇是散打男子65公斤级、70公斤级连续两届世界锦标赛冠军和东亚运动会冠军。国际武术交流比较频繁,培养了一批外籍学生。其中俄罗斯学生金亦思曾获1995年上海国际武术博览会大刀和对练金奖,是俄罗斯三任总统叶利钦、普京、梅德韦杰夫的中文首席翻译并且出任普京的随员。我本人也曾在美国、俄罗斯、澳大利亚、德国、古巴等20多个国家教授南太极拳。目前,全世界练习南太极拳的人数已上万。2008年,台州国际文武学校被省教育厅授予“浙江省外国留学生教育基地”,成为了国际武术爱好者的学习、培训基地。学校还曾荣获浙江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优秀民办学校”称号,被国家体育总局武术运动管理中心评为全国首批“先进武术馆(校)”。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弹指一挥间,50年的学武生涯让我和武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也使我真正领略了“武术”的真谛。在武术的道路上,我一直在前进,我想我的徒弟们也将会继续前进,让中华武术薪火相传。

 

作者简介

徐昌文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前武术”代表性传承人。

陈雪纯,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学生。

詹明欧,台州科技职业学院老师。

 

 

 

 

 

 

 

 

 

 

 

 

 

 

生命不息 练武不止

李元荣口述 肖圆媛整理 陈科指导

 

得一时闲,练武;玩一世乐,养心!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这样度过的: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耻。而我只能说我这一生无愧于天地,无愧于他人,也无愧于自己。

初生牛犊

图为李元荣先生。

我于1947年出生于新前七里的一个武术世家。父亲是当地的“七寡儿”之一,生活困苦,后来进了七里剧团演丑角。演丑角是要有武功的,因此父亲的武功还是不错的。另外,我的伯伯李良柱也是当地比较有名的气功师傅。七岁时,父亲就开始指导我苦练“一字腿”、“十字腿”等基本功。一方面是因为我比较活泼好动,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让我强身健体。也许是受到父辈们的影响,幼小的我特别喜欢练武,有空就在院子里练两下。就这样,我在年幼时就打下了基本功。

当时,虽然我十分喜欢武术,但是父亲却不愿我走上这条路。因为他在七里剧团扮演丑角时经常要与其他人物对打,有一次在对打过程中从舞台上摔下来,伤到了腰椎,从此影响了生活。为了不让我步他的后尘,他从来不敢放手让我练。然而十头牛也拉不回我要练武的决心。在那段日子里,我每天晚上和小伙伴们溜到拳坛练武。后来,父亲实在拿我没办法,便在12岁那年将我送到同村被称为“江南武林宿将”的堂兄李元善师傅那里学习南拳,这也是我真正踏上武术道路的第一步。

习武生涯

17岁以前,我都是跟着李元善师傅学艺。那时,因为白天师傅要下地干活,我要上学,所以都是晚上到他家学武。出于对武术的喜欢,加上有点底子,虽然师傅要求严格,但我还是学得挺快,动作也较规范,时常受到师傅的表扬,因此一开始日子过得挺开心。但生活的磨砺接踵而至。1960年正值我小学升初中,当时家里根本支付不起每学期12元钱的报名费,最困难的时候要靠吃树根填饱肚子。那年暑假为了赚取上学的费用,我和一个兄弟扛着比我们身高还高的锄头在山上帮国营林场除草十天,拿到了五元钱工资。后来,终于上了中学,吃饭又成了一大问题。那时寄宿生每月要交3元菜金,我们家根本拿不出来。实在没办法,母亲就给我弄了芝麻炒盐,每次上学带上一小罐,吃饭的时候就用筷子一蘸。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没有放弃习武,每天坚持跟着师傅练习。因为练武需要消耗很大体力,那时候我的饭量也格外大,没东西吃就吃米粉和糠粉混一起的米糊糊。生活的艰辛,没有经历过的人是无法体会的。

初中毕业后,我到了生产队劳动。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村里看到一个师傅在打拳,他的拳法腿法比较多,很舒展比我学的南拳打起来要好看很多。一打听,才知道那是长拳中的华拳,而这个师傅则是从上海回乡的,叫徐忠连,师从中国武林泰斗蔡龙云。于是我就找到他,拜他为师。在他那里学了两年的华拳之后,也就是在19岁时,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我选择了去参军,直到23岁复员回家。回家后,因为会打拳,我以民办教师的身份在七里小学当专职体育教师。1981年到新前乡政府担任了业余教育专干,并于1984年换届选举时被选为副乡长,分管教文卫工作。三年之后,我又回到了新前中心小学工作,并通过考试成为了正式的专职体育老师,直到2001年因病退休。

2001年,我因患心脏病在上海做了大手术,医生嘱咐我不能再练武,但那份热爱武术运动的热情并没有消失,我觉得虽然已无法进行相对激烈的武术运动,但不代表我就从此与武术绝缘,于是另辟蹊径,转学太极。2002年的一天,我偶然得知路桥区政府专门邀请北京武术研究院的夏柏华教授到该区教学,觉得这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在他教学期间,我坚持每天从黄岩坐车到路桥跟他学习太极拳。由于我的基础比较扎实,很快就在众多的学员中脱颖而出,并与夏教授结下了师徒之缘。20034月,我还专程到北京跟夏教授学习了一套武当剑。之后,我又在一次陈氏太极拳骨干培训班上结识了上海体育学院的王培琨教授,跟他学习陈氏太极拳竞赛套路。我还师从黄岩武术协会主席陈宝圭师傅学习太极推拿和擒拿术。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进一步领会如何以意行气,以气运身,气到力到,最后达到意、气、形和谐统一的拳理,武术功底更加扎实。

图为李元荣先生。

在整个武术生涯中,我付出了努力,也收获了喜悦。随着技艺的不断提高,我在各类比赛中获得了不少奖项。20093月,在第七届香港国际武术节中,获传统拳术、传统器械和太极推手对练三个第一名,并被评为最佳教练员20096月,在第七届全国县级武术之乡的武术套路比赛中,获CD组(40周岁以上)传统拳术第一名,传统器

械第二名。20106月,在全国武术之乡传统拳种传承人演武大会暨全国农民武术比赛中,获传统拳术第一名。201010月底,在浙江省传统武术锦标赛中,获传统拳、刀和武当剑三个第一名。201012月初,在第三届世界太极拳健康大会上,获养生太极拳和武当太极剑双冠军。20117月初,在第八届全国武术之乡暨全国农民武术比赛中,获D组传统拳术第一名,传统器械第二名,实现了传统拳术三连冠。20138月,在第八届香港国际武术比赛中,囊括了包括南拳、太极拳、械在内的20个项目的第一名,创造了个人参赛项目数量之最和第一名总数之最。20154月,在台湾全球华人武术大赛上,获18块金牌2块银牌,并获个人全能亚军。20159月,在全国武术太极公开赛中,获男子老年组拳术第一名,器械第二名。

传薪润物

1970年从部队复员回乡担任小学专职体育教师至2001年病退的30多年里,我一直把武术项目作为学校体育课的重要内容。记得在七里小学任教伊始,学校的体育项目十分匮乏,体育设施也很简陋,体育课没有教材,我就发挥所长,把三分之一的课时用来教授武术。当时,为了因材施教,我在小学班教的是南拳中的练步拳和初级长拳,在初中班教的是战备拳,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军体拳。后来,县体委把这一教学方法作为亮点进行了专题报道。1984年的时候,浙江电视台还专门来校拍摄了“武术进课堂”的专题片在省台播放。目前,新前中学学生自2006年起,课间操加练“太极功夫扇”。而新前中心小学的2800名小学生自2011年开始,课间操也加练了“台州南拳”。20131月,新前中心小学被省教育厅、省文化厅确定为“浙江省非遗项目(武术)传承教学基地”。

除了学校教育外,我也积极普及群众武术。在担任新前乡副乡长的这段时期内,我就想着怎么把新前武术发扬光大。当时新前武术已经初具规模,为了让更多的人接触它,喜爱它,我带领乡亲在全乡11个村都建立了武术队,并每年举行武术大会操,还在每年春节期间分三个表演队到各村进行巡回表演。那时群众的积极性空前高涨,也把武术运动推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而就在这一年我获得了浙江省体委、浙江省文化厅等三个单位颁发的“浙江省农村体育积极分子”的称号,第二年被评为“全国农村体育积极分子”。这些称号带给我的不是荣誉,而是让我有一种使命感——传承中华武学。这也决定了我以后的事业。2002年至今,我除了担任新前中学和新前中心小学的校外武术总指导外,还在新前街道机关、各村、黄岩第二职业技术学校、广播电视大学、委羽山庄、九峰公园、方山社区和区级机关等地设立了辅导站,义务为群众教学。

“生命不息,练武不止”是贯穿我人生的主线。在有生之年,我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所学传授给学生,为中华武术的传承尽一份力。

 

作者简介

李元荣,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前武术”代表性传承人。

肖圆媛,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学生。

陈科,台州科技职业学院老师。

 

 

我与新前采茶舞

江月娥口述 冯雅整理

 

图为年轻时的江月娥女士。

我出生在江苏常州,由于堂哥在嘉兴从事地下工作,受他影响,19495月,当时还在上学的我去嘉兴参加了革命,培训了几个月后,编入文工团。后来,嘉兴地委抽调文工团员,我被编入地委文工团,参加了民主反霸、减租减息、土改等政治运动。1953年文工团整编,我被先后调到温州文成文化馆、嘉兴嘉善文化馆。1956年,我来到黄岩文化

馆从事文艺工作,与《新前采茶舞》的故事也便由此开始。

发掘扬名

1956年到黄岩文化馆工作后,我的任务很重,因为当时馆里只有我一个文艺干部,要负责很多方面的工作,如戏剧、音乐、舞蹈等等。而且,那时年年都有选拔优秀节目参加县、地、省演出的任务。虽然辛苦,我的工作热情依然高涨。

也是在这一年,根据省文化局挖掘民间音乐舞蹈的要求,黄岩文化馆集中组织力量深入全县各村,广泛收集各种民间曲艺、歌舞等。那时胆子大,什么也不怕,下乡时,山路、偏僻小路都是独自走的。群众白天要劳作,我一般都是晚上到他们家里去坐坐,收集一些资料。有些群众出于某种原因不愿意讲,我就反复做他们的思想工作。当时整个黄岩有70多个乡,我一个人就跑了60多个。收集的资料很多,我都一一记录下来,有厚厚一大本。《采茶舞》是我在新前七里采风时了解到的。《采茶舞》历史悠久,源于明末清初流传的《采茶歌》,是七里村一带农民逢年过节、庙会时庆祝茶叶丰收的自娱自乐节目。春节期间,也有人用此节目到人家门前去演出,以获取赏钱与年糕点心并收点小钱。解放前《新前采茶舞》称为《采茶歌》或《采茶戏》。出生于晚清的七里村村民王天明、王植芳等人十几岁就开始表演《采茶戏》。采风时,我让会唱《采茶歌》的老艺人给我唱了一曲。听过之后,我就觉得这歌曲调纯朴、婉转动听,节奏感强,内容健康,通俗易懂,而且又简单易学,很值得挖掘整理,便向馆里领导作了汇报。馆里经过讨论后,决定让我协助七里村的文艺骨干进行整理加工。我首先召集了当时健在的王天明、王植芳等老艺人,还有为当地采茶戏伴奏过的几个道士,召开座谈会,了解具体情况,然后再进行个别的访问漫谈。在老艺人的参与下,经过细致繁复的工作,《采茶戏》的唱词、曲谱、动作都被整理出来,在保留原有风貌的基础上,我们对其动作和队形都进行了较大的加工,脱开原有以唱为主的戏表演程式向舞蹈形式靠拢,改《采茶戏》为《采茶舞》。

图为演员在茶园中表演采茶舞。

1956年底,县里要举行首届民间音乐舞蹈大会演,《采茶舞》被列为表演节目之一。为此,我在七里村挑选了宋阿娥等12位演员,从步伐到手上的动作,手把手地教她们。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这批演员就能跳得得心应手了。她们的表演在当年的大会演中轰动了全场观众,获演出一等奖。1957年,《采茶舞》参加了温州地区民间舞蹈会演,获一等奖。同年参加了浙江省第二届民间音乐舞蹈观摩演出大会,获演出奖。1959年,《采茶舞》参加了浙江省歌舞、曲艺、木偶会演,获一等奖,并留在杭州公演一周。我记得当时的奖品是12套缎衣服和一块大面幕。从此,《采茶舞》这一民间艺术便大放异彩。当时,浙江歌舞团为了排演《采茶舞》还专程赶到黄岩学习。1986年,《中国民族民间舞蹈

集成(浙江卷)》编辑部专程来黄岩拍摄《黄岩采茶》录像。那时,我已离休,但在有关部门的要求下,承担了复排的任务。由于曾经参加过省汇演的演员年纪都大了,我重新挑选了演员,从头开始排练,经过几个月的艰苦训练,最终完成了录制工作,使《采茶舞》顺利列入《中国民间舞蹈集成(浙江卷)》。到1997年,《黄岩采茶》被编入了全国艺术科学“九五”规划重点项目《中华舞蹈志(浙江卷)》。20044月《新前采茶舞》的专题片在美国斯科拉卫星电视网播出。在2009年时,《新前采茶舞》被列入了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我也有幸成为了这个项目的传承人。

舞蹈特色

《新前采茶舞》源于乡村民间的采茶歌、采茶戏,具有浓厚的生活气息和乡土风味。

在内容上,《新前采茶舞》主要表现的是一群采茶姑娘上山采茶时的欢乐情景,并穿插了一段牧童用鲜花逗引采茶姑娘来抢夺、追逐的情节。

在表演上,《新前采茶舞》的基本步法吸收了戏曲花旦步法(圆场)的韵律,有其独特的民间阵谱(也叫“走阵”即走队形)。有蛇形、盘龙形、四花形、八字形、十字形等等。表演者唱一段,变化一个队形,阵法变化流畅,画面丰富多彩,生动地表现了采茶姑娘在山岗、坡地等不同环境采茶时的情景和愉快心情。手的动作在模拟采摘茶叶形态的基础上又加以适当的变形,加上腕、肘的上下套叠和左右交叉,动作简单而优美,显示出舞蹈风格清新细腻,形象优美,富有浓郁的乡土气息和生活情趣。最初表演时女演员12人,男演员1人,演出节奏较,比较自由浪漫,同时也带有浓厚的戏剧风味。在后来的演出中根据需要,演员人数也会作出适当调整。

在配乐上,《新前采茶舞》以流传在黄岩民间的江南小调为舞曲,由二胡、笛子、扬琴以及打击乐伴奏。以12个月花名为歌词,歌词内容随着时代的变迁而变迁。音乐中有“正采茶”与“倒采茶”之分,前6个月为正采(即顺采),后6个月为反采(即倒采)。音乐上常形成对比和发展。一般来说,正采茶较为抒情、平稳、歌唱性较强;倒采茶曲调欢快、跳跃、衬字、衬词的大量运用,使音乐打破正常均衡的结构,而显得更富有生活气息。曲调简朴健康,委婉动听,节奏感强。配打击乐器演出,带有戏曲风味。

传承发展

1956年被挖掘整理出来后,《新前采茶舞》曾一度非常风靡。特别是在1959年的省歌舞、曲艺、木偶会演中获奖后,学习的人非常多,有黄岩本地各学校的老师、学生,也有社会人员。而且县里举办的很多演出都能看到《新前采茶舞》的身影。但后来,随着时代的变迁,《新前采茶舞》的活动阵地逐渐缩小、消失。过去农民为逢年过节或庙会集市凑趣,在广场、戏棚或人家门口演出,庆祝丰收的自娱自乐或为获取赏钱的局面已不复存在。而工业化、城镇化的深入,也使新前当地不再依靠茶叶增收,新前的茶山所剩无几。《新前采茶舞》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加上,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人们的审美和娱乐方式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已很少有人去关注《新前采茶舞》这种曲调和表演形式都古老的民间艺术形式。特别是年轻一代,对它更是知之甚少,也缺乏兴趣。目前,相关的老艺人只剩下不足10人,而且大多年逾古稀。老艺人逐渐减少,年轻演员青黄不接,《新前采茶舞》的传承处于尴尬的境地。

我已是耄耋老人,从事文艺工作大半辈子,虽然现在跳不动了,但对《新前采茶舞》却始终怀着难以割舍的深厚感情。在非遗这条路上,我会一直走下去,也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关心这个项目的传承发展问题,使它能够世世代代地传承下去。

 

作者简介

江月娥,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新前采茶舞”代表性传承人。

 

 

 

 

 

我与漆金木雕一辈子的缘分

周望安口述 王薇整理

 

    漆金木雕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黄岩极为流行的一种手工技艺,当时主要用于婚嫁家具的雕刻制作。但随着时代变迁,它逐渐退出市场,熟悉它的老艺人们也纷纷转行,淡出人们的视线。然而,我的一生却与它结下了不解之缘。

走上雕刻之路

我于1949115日出生在黄岩城关,家里兄弟姐妹4个,我是老二。1964年,父亲去世,原来并不富裕的家庭生活变得更加窘迫。初中毕业后,家里再也无法供我上学,又恰逢文化大革命,于是辍学在家。后来,为了能够自食其力,给家里减轻负担,我就想着去学一门手艺。在那个年代,学手艺的人很

图为周望安先生。

多,有的学做木匠,有的学弹棉花,有的学做衣服,而我却选择了雕花油漆。当时,我的邻居朱阿明是个雕花油漆的师傅,在他的耳濡目染下,我拜他为师,走上了雕花油漆的学习之路。

朱师傅是个和蔼的好师傅,每次有活的时候都会带上我,手把手地教我雕刻要领。一年半之后,我就出师了,可以自己制作整幅作品了。用方言讲,这时的我仍然是个“半桌”,意思就是刚刚出师的师傅。在跟朱师傅学艺的这几年,我也逐渐被大家认识,出师之后,一些大师傅接到活后就会请我帮他们一起做。木雕雕好后是要油漆的,漆艺的好坏会影响到整个作品的效果。之前,我主要侧重的是雕花,油漆很少涉及,为了使自己制作的木雕品更受欢迎,在跟着大师傅一起揽活的时候,我就千方百计地向他们学习,不断提高自己的油漆水平。就这样跟着大师傅揽了一两年活后,我进了油漆社做客师,之后又去了黄岩工艺木雕厂做客师。所谓客师是指从外招聘的具有雕花油漆基本功的师傅。这一做就是7年多,直到1978年,我通过招工成为正式的木雕厂工人。在厂子里,我与其他师傅一样,雕刻的木雕不计其数。我常常为了完成一件作品而忘了下班的时间。那时真的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工作中,如痴如醉。在木雕厂的那些年,在与其他师傅的切磋和交流中,我的技艺也提高了不少,参与了厂里很多大作品的制作。做漆金木雕的工作比较辛苦,但当时工资是比较低的,大师傅是一天1.35元,二师傅的是一天1.22元,学徒则没有工资。

后来黄岩木雕厂倒闭了,工厂的老艺人开始自谋生路。我也在自己家里接一些业务,开始时是做佛雕,后来是做一些书画馆、纪念馆的牌匾,也做过漆金木雕的古玩修理,现在我主要是创作一些自己喜欢的作品。回顾我这一生走过的道路,如果说一开始学雕花油漆这门手艺是为了谋生,那么,之后是因为兴趣,而现在,则是因为不舍。这毕竟是与我相伴了几十年的职业。

三分雕刻,七分漆艺

黄岩漆金木雕是集木雕、彩漆和贴金等为一体的传统民间技艺。其作品题材丰富,特别注意表现中国蜜橘之乡风情和地方剧种黄岩乱弹的戏曲故事,极具地方特色。据我所知,该制作技艺始于南朝时期,至今已有1500多年历史。据说,当时南朝陈隋代高僧智顗在天台山开创佛教天台宗后,台州各地寺院林立,贴金木雕佛像就应运而生。在唐、宋时期已广泛应用在佛像制作、民间建筑和家具上。明、清时期颇为兴盛,此后,时兴时衰。民国时期,民间婚嫁的家具都要雕花,手艺人就自己开设作坊,称雕花油漆店。到建国前,艺人已十分鲜见。建国后,黄岩漆金木雕取得了长足的发展。1964年,黄岩工艺木雕厂建立,主要技术骨干有王少甫、彭永明、张其淦、洪仙华及年轻一代的戴云刚、葛建选、柯浩和我等。当时我们借鉴宁波朱金木雕,采用贴金工艺,因此黄岩木雕也称赤金木雕。后来随着传统手工业的没落,黄岩工艺木雕厂倒闭,漆金木雕也逐渐退出市场。

漆金木雕品既是欣赏品,又是实用品,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一般分为家具、屏风、摆设、大小狮子、寺庙用品、建筑装饰、文房用品等七大类。在设计上,借鉴传统的散点透视、鸟瞰式透视等方法构图,讲究布局丰满,散而不松,多而不乱,以充分发扬木雕的特长。其制作工艺比较繁复,具体来说就是,先设计打稿、定稿、刺针、在板上刷印。后再起底子,木雕凿打粗坯,精雕镂刻,修光毛脚。漆金以传统生漆调和灰、批灰、糙生底漆,反复上漆三遍,再经细砂皮擦磨,清刷。后上金地漆,贴真金箔,贴毕清刷。着朱底,上熟漆,阴干画肩头等多道工序。

传统的黄岩木雕属于装饰性雕刻,以平面浮雕为主,结合运用“深镂空雕”、“透空雕”、“透空双面雕”等十多种手法。利用线、面关系,把所有层次都保留在同一平面上,突出主题,表现情节。雕刻所用到的工具也分得很细,单单地凿便有七八把,更别说圆凿、平凿了。与东阳木雕、黄杨木雕不同,黄岩漆金木雕主要依靠金箔和漆朱红进行装饰,修磨、刮填、上彩、贴金等,这一些工艺都十分讲究,故有“三分雕刻,七分漆艺”之说。其中的佛像木雕、建筑木雕、家具木雕等已形成了较完整的艺术风格和装饰手法。同时,黄岩漆金木雕用朱上贴金,特别是用双色金及金上描花法的仿古做旧更是闻名省内外,堪称一绝。

图为周望安先生作品。

漆金木雕具有较高的审美价值、文化价值和实用价值,一度深得人们的喜爱。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在黄岩老剧院(现址为孔庙对面的黄岩大厦)还举办过一次漆金木雕展览,作品大多是黄岩工艺木雕厂木雕师的杰作。我还记得当时展览的广告栏上有这么一句话:“别看这小小的一块葡萄挂屏,就这样一件作品可换20块英纳格手表了。”英纳格手表在当时来说可谓

奢侈品,瑞士生产,一块售价180元,而那时大学本科毕业生的一个月工资才32元。由此可见,其价值之高。

传承的困境

20099月,浙江省文化厅向我颁发了“第三批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岩漆金木雕’代表性传承人”的荣誉证书。我的头上便有了这个沉甸甸、光闪闪的头衔。同时,也让我觉得自己肩头责任重大,如何把漆金木雕这门手艺传下去是当务之急。现在,我有了自己的工作室,设在黄岩慈光幼儿园二楼,是我的姑妈林周毅女士为支持我的工作专门腾出来的一间房间。闲暇时我就会到工作室坐坐,创作一些新的作品。但是,我也十分担忧,因为我的手艺后继无人。漆金木雕手艺繁复,要学深、学精,没个几年是不行的。再加上,目前这个行业已经边缘化,收入也不高。现在的年轻人比较浮躁,又怕吃苦,觉得学这个没有前途,所以对这门手艺感兴趣的少之又少。虽然苦于没有学徒,我也已年近七旬,但在有生之年,我会不断思考漆金木雕的出路,把这份缘一直持续下去。

 

作者简介

周望安,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黄岩漆金木雕”代表性传承人。

王薇,黄岩区平田学校教师。

 

 

 

 

 

 

 

 

 

黄岩竹纸的制作与传承

牟连生口述 牟永森整理

 

黄岩竹纸产于黄岩西部山区,以苦竹、箬竹、嫩毛竹等为原料,经特定的工艺制作而成。成品纸有普通黄纸、精装藤纸和玉版纸。竹纸制作的历史比较悠久。北宋书法家米芾的《书吏》就曾记载唐文宗李昂手诏,称赞黄岩藤纸:“以台州黄岩藤纸捶熟,揭其半用之,滑净软熟,卷舒更不生毛。”北宋年间,黄岩又有玉版纸闻名天下。南宋嘉定《赤城志》载,考证玉版纸产地:“今出黄岩者,以竹酿为之,即所谓玉版纸也。”由此可见,黄岩竹纸生产也有近千年的历史。明中叶黄岩《万历县志》也记载,优质的藤纸产于黄岩西部山区。清乾隆末,临海宋世荦《台郡识小》亦记载黄岩藤纸。清中叶之后,因机器造纸的兴起,手工造纸渐渐衰落,玉版纸与藤纸不再生产。至清末民国以来,黄岩的竹纸生产,大多转为生产千张,也叫福寿纸,是焚化给亡人的冥币。在黄岩,千张产地有屿头、宁溪、富山、上郑等乡镇。

我出生在宁溪镇的岭根村,今年76岁。据我所知,从我的高曾祖父“小当家”开始做千张,至今已有6代。还在孩提时代,我就知道我们岭根村跟相邻的富山半岭堂村都有人在造黄纸,做千张。这两个地方都是黄岩“西乡”着名的千张产地之一。我听父辈们说,这两个村之所以能够成为着名的千张产地是因为有着独特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两村地处富山峡谷谷底,富山山场广阔,山陡水急,溪流绵长,水源充足。以前富山没有通公路,富山人到宁溪、黄岩,必须先从富山山上步行下来,到岭根路才平坦,岭根村是当时富山到宁溪的交通咽喉。同时,富山乡的双坑村、葡萄

图为牟连生先生。

坑村、外径村盛产苦竹,特别是双坑村的千亩苦竹林,竹节纤长、柔韧,是造纸的好材料。但当时由于交通不便,富山群众只好在当地或附近的岭根村、半岭堂村贱卖苦竹。因此,两村的村民因地制宜,沿坑两岸,筑碓捣料,搭厂造纸,做千张。

解放前,土地集中在地主手中,宁溪山里百姓无田地可种,只好做苦力;解放后,土地以小队为单位集中生产,劳动力被禁锢在几分微薄的土地上,更何况当时由于交通不便,生产力低下,也没有什么副业可做,造纸做千张,利用农闲劳动力,增加一些收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有兄弟姐妹6人,我是老大,由于家里生活困难,在读完小学4年级后,我就辍学了。当时,只有13岁的我就跟着父亲学造纸、做千张。

图为牟连生的妻子在洒纸。

千张是用黄纸按照民间约定俗成的方式制作而成的,所以要做千张,就得先造黄纸。造纸要先建盘碓。盘碓主要用于捣竹和捣浆。盘碓圆盘一般直径约为1.3米,分30格左右,利用水力冲格推动圆盘,进行捣料。解放前,宁溪镇岭根村的盘碓较多,有23盘,造纸、做千张的人无数。上世纪60年代,黄岩县政府在岭根村建富山水电站,把水从上游半岭堂拦截,岭根村盘碓因缺水而全部停转、报废。之后,造纸要数富山乡半岭堂村最多,有盘碓12盘。上世

90年代,黄岩县政府又在宁溪镇方家岙村扩建富山水电站,将本从富山乡田岙村引到半岭堂的水源,拦往方家岙发电,半岭堂水源减少大半,盘碓自然减少。再加上,从1981年起,富山乡已全面通公路,山上的苦竹不再贱卖,大多都运往舟山、福建渔场做渔网架,从富山买苦竹做千张已很不合算。此后,岭根、半岭堂的千张户只好从江西、福建、温州采购成品黄纸做千张。但不管是造纸,还是做千张,工序都比较繁琐。

造纸主要经过段料、捣竹、酱料、堆烘、冲洗、捣浆、抄纸、压纸、晒纸九道工序。1、段料:将苦竹、箬竹等竹料断成约1.8米的竹段,然后打捆,每捆100斤左右。2、捣竹:每次将二至三根竹料用盘碓捣破,然后打捆。3、酱料:按100斤竹料掺石灰或蛎灰35斤左右,先将石灰或蛎灰放入酱塘内,再冲水搅匀,水量以能淹没竹料为度,然后把已捣破的竹料整捆翻入酱塘里,腌浸2-3分钟捞起。4、堆烘:把酱过的竹料,堆放在一起,四周用酱料的石灰脚料涂抹,使竹料腐烂,堆烘需二三个月。5、冲洗:或叫料皮,把堆烘后的竹料放入水中浸泡,把附在料上的石灰洗掉,因为石灰有沙质,黏在上面会影响今后的切纸、打张。6、捣浆:把冲洗后的竹料放在岸上,待水份沥干,次日放在盘碓中捣成竹粉,一般一天能捣200-300斤竹粉。7、抄纸:在槽桶中放好200-300斤水,将竹粉倒入水中,充分搅拌,第二天用竹帘(1.4×0.3米,用小圆竹丝制成),一张一张撩起。8、压纸:把已撩起的纸放在将军地垅(用木料做成,上底、下底比纸宽2公分)上。每15公分约180张为一小垅,垅间用二根毛竹爿隔开,一槽纸抄好后,用将军地垅把水沥干,第二天滴纸、卷纸,使每张纸自然分开。9、晒纸:选择有太阳,最好是没有风的天气,将二张纸放在一起晒干,中午翻晒一次。从断料到出纸,一般要历时三至四个月。

黄纸造好后,接着就可以做千张。之所以叫做千张,据我所知,有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千张由16唛组成,每唛60张,计960张,加两头压板纸各20张,共1000张,因此称为千张;另一种说法是,每槽约300斤竹粉,撩纸师傅撩1000张纸左右,则厚薄比较适中,撩多纸薄易碎,撩少纸厚做千张时不易敲穿,因为通常要撩1000张,当地人就形象地称为千张。

做千张,要经过洒水、切纸、打纸、系块、盖印五道工序。1、洒水:晒干后的纸太硬,无法切块打纸,洒水是为了使纸发软。先用棕叶做成短扫把,然后用水浸湿,每二张洒一次水,洒水不能太多,太多纸会烂穿;太少也不行,纸会太硬,适中即可。2、切纸:人工用大刀切。大刀约60cm长,30cm宽。一叠纸约70cm高,每张纸长140cm,宽30cm,先切成大块(大破),再切成小块。大块分为:五块(37cm×13.5cm×5 cm)、六块(36 cm×12.5 cm×4 cm)、假六(32 cm×11.4 cm×2.8 cm);切五块时140 cm×30 cm的纸需切10段,六块需切11段,假六需切12段;现在有的也做四块(38 cm×15 cm×6 cm)、三块(42 cm×16 cm×7 cm),并已采用机械切纸。3、打纸:打纸的工具为榔头、打纸刀。榔头重约6斤。打纸刀以榔头、树人、刀架、两个刀片组成,刀片约5cm宽,30cm高,两个刀片间隔2cm,刀片前后错开约0.5cm1cm。刀架用软绒毛骨头毡15片组成,软绒有弹性,敲时能上下移动。4、系块:用嫩竹蔑丝系块。5、盖印:每个千张加工户都有千张号,盖千张号的印章是用木头刻成的,千张号盖在千张宽的一面上。如我家的千张号就是用6cm×13cm的长方形印章刻上“牟友盛”三个字加盖的。

光阴转瞬即逝,我做千张也有几十年了,能成为这门手艺的传承人是我的荣幸,但我也忧心忡忡,因为学徒难觅。做千张是传统手工操作,不光辛苦,而且要有足够的体力。如,切纸用的大刀就有10多斤,拿着它切纸,很费力气;打纸时要手举56斤重的榔头,每天敲打,也非常吃力。20年前,岭根村有几个人跟我学过做千张,但现在他们也都七八十岁了。再说,目前做千张收入也不高,年轻人都不愿意学,这门技艺面临青黄不接。如何将竹纸制作技艺传承下去,我觉得任重道远。

 

作者简介

牟连生,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竹纸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牟永森,黄岩区北洋镇干部。

 

 

 

 

 

 

 

 

黄岩乱弹戏

卢惠来

 

约在清乾隆前后,乱弹腔在台州逐渐兴起,而高、昆腔却日益衰落。自清嘉庆至民国的廿六年中,乱弹戏在台州成为戏曲的主要剧种。黄岩有三付老乱弹班,临海有蒋山班、兰香班,天台有新花台班,三门有大鸿庆班,仙居有麻皮陈班等。在民国前期(辛亥革命后),乱弹班处于顶峰时期,达到二十多付。除上述有班名者外,其它均是临时起班,统称这些班为“么五班”。

由于这些戏班长期在具有不同习俗和文化差异的地区演出,为了适应当地群众对戏曲的要求,艺人们在声腔及表演上逐步形成了不同艺术风格的“山外乱弹”与“山里乱弹”。

黄岩乱弹班,属山外乱弹,以唱乱弹腔为主,兼唱高腔和昆腔,是三腔合唱的戏班。三种声腔均有专门的传统剧目。台州地区早就有高腔、昆腔在盛行。乱弹腔是继高、昆两腔在台州兴起后,被艺人们将其和高、昆两腔兼收并蓄形成的。它是以乱弹腔为主,故命名为“乱弹班”。其主要的演出地点在黄岩、温岭等地。

至于乱弹腔的源流,到底从何而来?其乱弹班又是起始于何时?均无史料踪迹,不予详叙。但从原乱弹艺人金永池的生卒年月和学艺始年推算,在清嘉庆时已有了黄岩乱弹班。金永池,临海县蒋家山南蒋村人,生于道光十一年,卒于光绪三年(见光绪重修金氏宗谱),别号“毛竹小生”。据金永池之孙金仁操从其父的口中得知:祖父从小父母双亡,是个栖身于蒋家山路廊中以讨饭为生的孤儿。祖父十一岁那年(虚岁)的一天,一班黄岩乱弹班路过此地,其戏班班长见金永池生得体态匀称,面貌俊俏,问他愿不愿学戏?金当即允之,就随班长进班拜一位小生(其名不详)为师学艺,后成为较有名望的小生。金仁操是金永池之孙,据他所说是可信的,从金永池十一岁拜师学艺来推算,上溯其师一代,嘉庆时已有黄岩乱弹班是可靠的。

清咸丰后,黄岩已发展到由仁巨、福民、梅等三人为班长的三付乱弹班,统称为“黄岩乱弹班”,也称为“山外乱弹”,誉称为“上肩班”、“老乱弹”。这“上肩班”的称誉,由于能演昆腔戏和高腔戏而得。

黄岩乱弹班昆腔剧目有:《渔家乐》、《玉簪记》、《连环记》、《西厢记》、《金印记》、《绣繻记》、《铁冠图》、《醉菩提》、《长生殿》、《十五贯》、《狮吼记》、《千忠戮》、《疯僧扫秦》、《坐堂训子》、《单刀赴会》、《断桥》、《水斗》、《送京娘》、《和番》、《思凡》等大小二十多本。

上述剧目中,在1958年由李志敏组织乱弹老艺人蔡云生、荷仙钱、赵曰正、王道隆、吴希茂等五人挑选记录下来的唱腔曲牌有:山坡羊、风入松、朝元歌、懒画眉、醉花阴、北石榴花、北粉蝶儿、步步姣、北斗鹌鹑、北小上楼、南扑灯蛾、红芍药、会河阳、缕缕金、武陵花、哭相思、越恁好、红绣鞋、画眉序、尾、出队子、滴溜子、双声子、南泣颜回、南尾、石榴花、斗鹌鹑、上小楼、新水令、驻马听、叠字令、一支花、点绛唇、混江龙、临镜序、忒忒令、北材里迓鼓、北梧桐儿、后廷花、柳青娘、居金杯、春阳才子、降黄龙、黄龙滚、江儿水、尧民歌、玉交枝、宜春令、鸟夜啼、川拔草、油葫芦、锁南枝、红纳袄、锦堂月、小桃红、寄生草、江水供养、赏宫花、太师引、姐姐拔掉、粉蝶儿、迎仙客、快活三、朝天子、金络索、节节高、叨叨令等67首。另加5首无曲名的,共72首。此外,还有不少曲牌,由于艺人年老耳聋失声遗忘,不能记下而失传。

台州昆腔只有在黄岩乱弹班保留下来这72首曲牌。今老艺人均已故世,再也无法进一步挖掘。黄岩乱弹中所唱的昆腔,其特点为柔、优、平、稳。演唱方法极严,不可一眼疏忽。其四声非常讲究,所谓“平声平到莫低昂,上声高呼猛烈强,去声分明直远送,入声短促急收藏。”所唱昆曲一些板眼节奏型与“苏昆”似乎相同,但曲调各别;也有调式相同,甚至于终止式也差不多,但具体在曲调的变化上却又不一样。又如原北昆是七个音阶,南昆是五个音阶,这是南北昆不同的地方。但黄岩乱弹中的昆腔,既有五个音阶,也有七个音阶。再如昆腔的套曲,本来南、北套各立门户,而黄岩乱弹的昆腔,在《长生殿》中就有一套“中吕宫”的南北合套,它用“北粉蝶儿”、“南泣颜回”、“北石榴花”、“北斗鹌鹑”、“南扑灯蛾”、“北小上楼”和“南尾”。另外,北昆“引子”用笛,南昆“引子”不用笛,而黄岩乱弹班中的昆腔引及太师引都用笛。由此看来,这支昆腔有南北合套的因素在内。但又有人认为金昆、温昆和台昆是明代“海盐腔”的遗腔。对于这支昆腔的源流,到底从何而来,有待进一步考证。

2004129原乱弹剧团演员在椒江进行专场演出。

 

黄岩乱弹中的高腔戏,主要代表剧目有六本,《鸳鸯带》、《报恩亭》和《凤头钗》称上三本,《三星炉》、《紫阳观》和《循环报》称下三本。除这六本高腔外,还有《汉宫秋》中《游宫见别》、前后《小金钱》、《闹冀州》、《鲁肃求计》、《白门楼》、《磨房串戏》等大小十多本。其中《小金钱》是台州高腔戏的独有剧目。而《鸳鸯带》、《凤头钗》、《报恩亭》、《紫阳观》、《三星炉》、《循环报》等六本高腔剧目,除了新昌高腔有《凤头钗》、《循环报》两本,温州乱弹有《循环报》、《紫阳观》、《报恩亭》三本外,至今在全国也还未发现其它剧种中有此高腔剧目。尤其是《游宫见别》一剧是完全按照元代作者马致远原剧,以《仙吕点绛唇》和《双调新水令》套曲演出的,这恐怕在浙江的高腔戏中是不多见的。

高腔声腔,除了《磨房串戏》的十支高腔有伴奏之外,其它高腔的演唱特点和形式与兄弟高腔基本一样。起唱时,先三下闷鼓(以拳击鼓)为记,由演员起唱,鼓司者接唱,又叫“邦腔”。至于有多少曲牌能唱,已很难考查。仅存1958年所抢救记录下来的三十六首和磨房串戏的十首,共四十六首。但大部分已不知道曲牌名字,其中有曲牌名的只有“锁南枝”、“夹七”、“挖金砖”、“点绛唇”、“混江龙”、“新水令”、“驻马听”、“油葫芦”、“天下乐”、“醉中天”等十一首。

对于高腔的剧目,解放后仅在《小金钱》改为《斩蛟》中保留演唱高腔之外,其它剧目全都改为演唱乱弹腔。

黄岩乱弹班中的乱弹剧目,主要是乱弹戏,它的传统剧目有《闹冀州》、《五虎平西》、《渭水访贤》等八十本(注)[1]这些剧目中的《紫金镯》、《奇缘配》、《锦罗衫》是乱弹戏中的独有剧目。

乱弹腔是乱弹班的主要声腔,其唱腔曲牌保留完整无缺,1958年所记录下来的曲牌有“慢乱弹”、“正工乱弹”、“乱弹王”、“乱弹叠板”、“紧中慢”、“紧中慢叠板”、“原板二焕”、“慢二焕”、“紧二焕”、“阴司二焕”、“上字二焕”、“西皮二焕”、“走马流水”、“平流水”、“急流水”、“人参”、“玉琪”、“三条弯”、“秀江南”、“寄生草”、“石榴花”、“上字”、“小桃红”、“黄胖走”、“和原”等二十五首曲牌。其中“慢乱弹”、“慢二焕”、“上字”、“走马流水”等曲牌,是区别任何一个乱弹剧种的独有唱腔。

对于艺人,被封建统治阶级鄙视为“生不能入宗谱,死不能入宗祠”的社会最低贱之人,在史料上也很难找到有关记载,所以对乱弹的早期艺人就无法查考。另外,旧戏班艺人无长期固定戏班,均由班长聘请,每次聘期半年,因此很难分清各班艺人之名。现所查到在清道光至同治时的艺人有金永池,明山(小生)、陈鹏(正生)、仁巨(大面)、桃(小生)、松(正生)、仙怀(正生)、小三(小生)、妹头(老旦)、头奶(二花脸)。光绪至民国时的艺人有蔡钦汉(乐师)、蔡云生(小生)、荷仙钱,艺名海棠果(小旦)、王道隆(正生)、赵曰正(小花脸)、蒋岳达,艺名兰香(小旦)、杨平六(小生)、光宝(小旦)、笑兴(小花脸)、小五(小旦)、王立富(二旦)。

 

作者简介

卢惠来(1939211日—20081125日)

    浙江温岭大溪人,1956年考入黄岩乱弹剧团,师从小生蔡云生,学演老生,后成为该剧团的顶梁柱之一。“文革”期间,曾在黄岩标准件厂和黄岩医药公司工作。1983年,他主持新排了由传统剧《奇缘配》改编的《拾儿记》,在浙江省第一届戏剧节上荣获剧本改变奖和演出一等奖,同年调台州地区文化局戏曲研究室编写《台州戏曲志》。198812月,完成《中国戏曲音乐集成·浙江卷·台州本》。他撰写的关于黄岩灵石塔戏曲人物砖刻的论文将台州戏曲活动的滥觞前推至五代时期,亦将南戏的历史上溯了200年。

 

 

 

 

 

 

 

 

 

 

附件1:

解放后黄岩乱弹曾经兴起

(根据卢惠来遗留下来的笔记整理)

 

当时乱弹发起人俞宝玉叙述。

俞宝玉,男,75岁,路桥街人。

解放前夕,台州所有的乱弹班被国民党反动政府摧残,濒临消失。解放后,在党的文艺方针下达后的1952年,俞宝玉向当时黄岩文教科的陈晓春(负责文艺方面的干部)提出,要求组织乱弹老艺人演出。陈晓春同志当时同意只在路桥本区范围内进行演出。俞宝玉同志接着向当时路桥文化站站长毛礼祥同志要求开具准许演出的介绍信。因毛礼祥同志原是组织乱弹演出的支持者,所以他满口答应在本区范围内演出。在经县和区两级主管部门的同意后,1952年国庆日,俞宝玉组织了原乱弹老艺人:路桥的王道隆、赵日正;黄岩城关的高梅头、姚万森;石曲的方旨友;三门县下埠的陈良杰;临海大田的杜崇行;椒江葭芷的蔡云生;路桥下的王小唐、王立富;杜桥章安的朱维钗,还有乐队鼓板王合泉(温岭),正吹先宝,主胡王合寿、朱匡义、文智等人,在路桥区螺洋乡的南山殿开演。第一场戏:《拜寿图》、《郭子义上寿》。在南山殿一直演出了10多天,受到观众的欢迎,从此就在路桥各地进行了经常性的演出。剧团的服装是向黄岩城关蒋四妹租用的,租金每夜6元。1953年下半年有一次在桐屿演出,得到了当时在区担任文教助理的宋仁法同志的支持,并写信给黄岩文教科。同年,县文教科就允许乱弹老艺人在县内各区演出。

53年的上半年,剧团由俞宝玉任团长,戴梅二任副团长(自己团决定)。原艺人金红真也参加了剧团,还有朱小徐(二胡)。从他们进来后,剧团内部出现了矛盾。在同年4月,县文教科的陈晓春宣布剧团暂时停止演出,等秋收后重新再组织。在停演的这段时间里,俞宝玉与老艺人王道隆、赵日正、朱维钗、方旨友,高梅头、姚万森等就是否去省文化局要求将剧团批准为正式的职业剧团一事进行商量,结果大家达成一致,决定着手去批,于是各人都抽了路费,俞宝玉当时还把自家的床也卖掉了。

就在1953年的7月,俞宝玉带着路桥镇的介绍信赴省文化局审批。当时省局一个名叫徐达眉的女同志接待了他,并详细地询问了乱弹有多少声腔、曲牌和剧目等情况。俞宝玉对此一一作了详细地回答。由于当时有党的“双百”方针,省局觉得像这样的一个古老剧种应给予支持。于是同意组织演出,并以电话和文字的形式告知黄岩文教科。因为剧团要先把剧目、声腔、曲牌等上报后才能审批,所以正式批准为职业剧团需要一段时间,为了方便剧团演出,当时省局就给黄岩文教科发了份便文,内容为:“兹有黄岩乱弹剧团,黄岩应给予支持帮助,不许阻止”。

此后,乱弹剧团得到了黄岩各级的重视和扶持,并由文教科的戴述文来团负责组织整顿工作。这时候由于剧团演员不足,又叫来了天台的许大巴(大面),宁海的葛士俺、刘俊道、蔡一夫入团。剧团也改名为“黄岩新芳乱弹剧团”,正式宣布俞宝玉任团长,蔡一夫任副团长(兼会计),王道隆、杜崇行、朱维钗、贺二头、赵日正、姚万森任团委会成员。还招收了张彩贞、周青连、梁子开、夏友光、俞凤钗进团。剧团演出的范围也逐渐扩大到台州各县。

1954年,剧团经常在海门演出。当时海门剧院和剧团的负责人林业建同志看了乱弹老艺人的演出后,认识到乱弹这个台州唯一古老的地方剧种,并被艺人们艰苦创业的精神所感动,因此对乱弹剧团非常支持,花了400多元钱,为新堂的演出场地搭起了草棚,还为乱弹的发展打了不少向上级要经费的报告。

195534月,省文化局召开全省场团会议,林业建同志就趁此机会带着海门剧团的团长施桂花和乱弹剧团的团长俞宝玉参加省场团会议。由于当时乱弹剧团没有正式批准为职业剧团,在省文化局还没有挂上号,林业建同志就在这次场团会议期间将台州乱弹剧种和剧团现状向省局作了详细汇报。在当时中央对浙江昆剧的重视和支持的影响下,省文化局不仅正式批准黄岩乱弹剧团为正式的职业剧团,还拨下了1500元钱支持剧团。从此,剧团就在黄岩县人民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进行了招收青年学员,培养新生接班人的工作。自1954年下半年至1957年期间,先后招收了三批青年男女学员。在196053日,开办了黄岩三个剧团的戏训班,时间一年,培训结束后按剧种分配到各个剧团。


 

 

附件2

 

黄岩城里当时的戏曲演出时间和场所

  

时 间      场 所

正月十五    三官堂

    二月初二    广济庙 西园庙

    二月初九    城皇庙

    二月十一    祠山庙

    二月十九    观音堂

    三月廿三    三星庙

    三月廿八    东岳庙

    四月初八    灵顺庙

    四月十四    吕祖庙

    四月十六    财神庙

    五月初五    邑祖庙、温庙、感应庙

    六月初六    护国庙

    六月十九    观音堂

    七月十五    三官堂

    九月十九    观音堂

    十月初十    灵官庙

    十月十三    火神庙

    十月十五    三官堂

    十月廿四    药皇庙

    注:此件来自卢惠来另文《黄岩戏曲浅谈》。

 

 

 

 

上期勘误

 

各位读者:

    由于我们编撰的疏漏,《黄岩文史资料》第二十八期出现部分文字上的差错,现更正如下:

目录第1页第9行“江一萍”应改为“江一平”。正文第1页第13行,第2页第5行“候隽”应改为“侯隽”;第43页第12行“气喘嘘嘘”应改为“气喘吁吁”;第55页第9行“连篇累犊”应改为“连篇累牍”,第21行“闯人”应改为“闯入”;第63页第13行“不致于”应改为“不至于”;第73页第1行“二派”应改为“两派”;第77页第8行“99999”应删除;第94页第11行“凉干”应改为“晾干”;第111页第18行“撤点盐巴”应改为“撒点盐巴”;第145页第13行“看的很淡”应改为“看得很淡”;第265页第5行“彼劳”应改为“疲劳”;第267页第17行和第350页第7行“竞”应改为“竟”;第406页第11行“另用钱”应改为“零用钱”;第417页第6行“避水山庄”应改为“避暑山庄”;第427页第13行“时侯”应改为“时候”;第42815行“丝毫和懈怠”应改为“丝毫的懈怠”;第439页第10行“陈女杰”应改为“陈文杰”;第443页第22行“无亲无挂故”应改为“无亲无故”;第454页第10行“农话”应改为“农活”;第457页第2行“磨菇”应改为“蘑菇”;第458页第5行、第6行,第459页第10行“疏菜”应改为“蔬菜”;第498页第14行“东干”应改为“东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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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岩文史资料》第二十九期

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文史资料和学习委员会编